序 历史的天花板，抑或喇叭口
2015年底，我曾为冯敏飞先生的大作《危世图存：中国历史上的15次中兴》作序，题为《走出兴盛衰亡的历史循环》，这部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版，或者说是中国例证、中国范式。今年年初，冯兄又寄来一部新著《历史的季节：读史当明势》样书，并邀我再给写几句。敏飞的勤奋令人敬佩，鉴于此前已知道他的史学立场和价值取向，因而欣然答应，只是忙于俗务，一拖再拖，差点耽误了出版良机，实在抱歉！
中国的历史传统格外久远，各种方式的历史言说是中国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我们谈历史总是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与现实相映照相类似的往事。在中国人眼里，历史并不总是创新、创造，历史的相似性、因果关联让很多人感到历史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春秋在古代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曾是史书的统称。相传鲁国《春秋》由孔子修订而流传后世，冯兄也将自己的接续力作命名为《历史的季节》。
冯敏飞先生说，李淳风《推背图》之类的历史预言他是不信的，但认为李淳风所言“欲知将来，当观已往”则具有永恒的历史意味。与《危世图存：中国历史上的15次中兴》不同，《历史的季节：读史当明势》聚焦中国14个长寿王朝，对这些朝代建国70年前后这一历史节点作切片式分析，别开生面地图解这些王朝兴盛衰亡之历史轨迹。
作者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样本，证实70年是王朝的“天花板”，抑或是“喇叭口”。大部分王朝都过不了这道“天花板”，少部分通过“天花板”的王朝则一般会延续很长时间。这类王朝将“天花板”打通成了“喇叭口”，因而打开了王朝的上升空间。
中国古代王朝建立70年之际，“硬币”两面的图景截然不同。以西汉为例，汉初奉行“无为而治”国策，开创了“文景之治”，但潜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对汉朝很少给予溢美之词的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而董仲舒对此历史节点有另一种表达：“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司马迁、董仲舒为同时代的思想者，面对同一社会竟然得出如此不一样的观感，这到底哪面是真，哪面是假？对此，作者没有给予非此即彼的回答，而是借用千年之后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一席话展开讨论。范仲淹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而“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侵月削”，现在“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范仲淹和董仲舒一样，都强调王朝即使处于兴盛期——“喇叭口”之外也要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人类自产生以来似乎一直与风险相伴，总是在抵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他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根本目的是要以此为依据来批判和改造“简单现代性”，提出新的未来图景，因此他对于风险社会的出现并不悲观，而是认为这些新的风险具有政治反思性，能对制度变革产生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然而,邓小平晚年对中国未来发展境遇所做的另一个判断却鲜为人知。1993年9月，邓小平在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不无忧虑地说：“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个认识与贝克的“风险社会”核心理念异曲同工，二者出炉时间也相差无几。它等于是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内部张力一直都存在，现代社会涌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而直面社会问题进行改革乃是常理。换言之，“喇叭口”之外仍然会有许多新的问题，蕴藏着诸多风险。
当前中国社会非常复杂，传统的前现代的东西、现代性的东西、后现代的东西加上全球化的因素，构成了一个万花筒般的纠缠体系。发展起来之后问题是多还是少难以简单回答，但我们都目睹了中国社会因物质交换、信息交换的几何级数增长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摩擦递增的景象和趋势。内外环境越是复杂，我们近代以来经历痛苦沉沦和万般牺牲而探索得来的改革开放大旗就越要高举。
历史是一面镜子，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冯敏飞先生对每个长寿王朝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例如“史上的‘贸易战’”，具有特别的意味。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颟顸和怯懦让我们后人痛心疾首，特别是在闭关锁国这一焦点问题上。其实，开放本身也是一种改革，当然也是常理。
早在16世纪的明代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就进入中国与士大夫和老百姓交流。那时的中国与西方并没有发生激烈冲突，双方都能以一种学习的态度相对待。西洋的知识通过他们介绍进来，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的知识体系。至于西方，当然也通过传教士获取了古老的东方智慧，我们读稍后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儒家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影响。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一场政权更迭将这一切断送殆尽。满洲入主中原后，一些至今还不太明了的原因导致清帝国朝野各界对世界的认识远不如明末。作者在剖析中国人全球视野演化时，恰当引入明末清初朱舜水的观点：“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令人记忆尤深！
在中西交流不畅的那段时间里，人类历史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传统王朝一个个倒台，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共和国、工业革命、全球殖民、海上霸权……历史的发展突然加速，中国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被迫仓促卷入全球化进程。
历史总在不断重复，当然每一次重复并不意味着前事后事完全一致。今天的中美贸易失衡与18世纪中英贸易失衡具有极大的差异，但缘起、演变似乎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当前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巨大但购买力相对不足，同时中国的初级产品几乎垄断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这种情形与18世纪中英贸易困境如出一辙。那时的中国主要出口茶叶、丝绸、瓷器、大黄等初级产品，物美价廉，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对英国以及英商经营的其他市场来说格外重要。相应地，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极大地阻碍了市场发育，四民中的士与商人对英国的工业品有需求但量太少，而数量庞大的农工两个阶级收入低，消费力弱，甚至基本不消费工业品，因而中英贸易失衡愈演愈烈。至18世纪晚期，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否则贸易将无法继续进行。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国走向世界、与工业革命同步共振的最佳时机。那时的中国资本充裕，富甲天下，而且有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不论是接纳英国的工业品，还是开始中国自己的工业化进程，马戛尔尼使华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节点，而且这时的乾隆皇帝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拥有至上权威的最高主政者。然而，马戛尔尼没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却在与中国朝野近距离接触后，真切地了解了中国的真相，洞悉了中国的软肋，这为后来的中英冲突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关于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原因，中外史家有非常细致的研究，主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即英国人不愿接受屈辱的三跪九叩礼节。这个因素当然重要。那时的中国统治者满脑子确实存在着想象中的朝贡体制，甚至试图将英国纳入这个体制之中。
其实，假如我们仔细阅读马戛尔尼来华史料，还可以发现中方之所以对英国使节前恭后倨，除了文化差异之外，可能还与四年前发生在巴黎的骚乱——后来演变为“法国大革命”有关，后者甚至是直接原因。
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当马戛尔尼从避暑山庄返回北京后，曾有一位私人朋友来访，这位朋友“对中国朝廷的情况非常熟悉，也了解在广州经商的困难逐渐增加。他说，‘中国人对于外国使节仅视为在国家重大节日送礼而来，节日过后即刻归国。中国很少有与他国缔结条约的观念。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英国人现在所受的压迫，将来总有解除的一天。中国政府对于任何一种新的事物最初总是抱着强烈反对态度，生怕自己上当吃亏。但等它对这个事物的新鲜感逐渐冲谈，习以为常之后，它未始不可以重新考虑加以采纳’”。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乾隆朝防患于未然的谨慎在此后半个世纪也被证明并无大误。巴黎骚乱不仅让法国开始持续动荡的百年史——国王被杀，秩序紊乱，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共和国、帝国轮番登场，直至第三共和国方才平静下来。那时的中国不能理解法国的动荡、世界的动荡是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先声，不知道这些动荡就是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中国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选择了置身事外，这让后来的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
中国的回避并没有解决中英贸易失衡问题，也没有回应英国资本家对中国市场的关切与期待。随着工业革命进一步深入，欧洲人民生活品质日益提升，对中国产的茶叶等需求量加大，中国对英出口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释放的产能依然无法进入中国，贸易失衡更为严重。然而，随着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取消，贸易失衡渐渐地被“罪恶的鸦片贸易”所解决。
鸦片迅速让贸易失衡逆转，中英几度交涉无效，遂诉诸战争。这场战争，中国名之曰“鸦片战争”，英国则命名为“通商战争”。战争以中国失败而结束，中国的市场因此被打开，五口通商改变了先前广州一口通商的格局。对于中国人来说，失败并不可怕，先贤们也一直教诲中国人知耻而后勇，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时的中国如果能发愤图强，自主改革，或者像林则徐、魏源讲的那样“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但是清廷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危机已经过去了，一切可以恢复正常。因此，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没能主动向西方学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帝国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开始向西方学习工业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清帝国确实逆转了“后乾隆时代”长达百年的下滑趋势，中国的工业化获得了长足进展。但洋务新政貌似发展很快，其实非常脆弱。1894年，甲午战争只是一个局部的可控的战争，清朝竟然败了，而且败在中国人素来瞧不上的日本人手里。这让后来的中国人心里最难平衡。
千百年来，日本是学习中国文明的优等生，从遣唐使直至近代，日本都是纯粹的学生，只是比老师更善于学习。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编纂了《海国图志》，这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必要行动。然而，这部凝聚林则徐、魏源等人智慧的巨著，在中国竟然没有多少阅读者。假如那时的中国人仔细研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并按照魏源的提示实际操作，那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绝对不是那样的格局。
而更让后人郁闷的是，中国人不看《海国图志》就算了，但此书传到东瀛却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兴趣。日本人从这部书以及中英交涉全过程中悟出一个新的思路，渐渐明白西方人东来的目的，也明白如何去与西方人打交道。中国的失败成为日本的经验，魏源为中国人写的这部著作成就了日本的后来。
如果一定要说中日两国现代化道路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日本是全心全意学习西方，脱亚入欧转型向西，彻底地学；中国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地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所以就带有这样一种复仇心态，强调“师夷长技”就是为了“制夷”。这是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时最大的差别。这在1860年之后慢慢凸显：中国是“一定要守住”的状态，日本则是“一定要走出去”的状态。甲午战争证明，表面的、一时的强大并不说明问题，改革与开放力度过小，国家能力提升过慢，与列强的差距并没有实质性缩小的时候照样会挨打。
冯敏飞先生一直很谦虚，也很勤奋。他跟我说，他对自己非历史科班出身心底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虚怯，常自嘲“无知无畏”，努力以勤补拙，多下些笨功夫。我总是鼓励他：“你是以作家身份去写史，人家不会用史学家的标准要求你！”他早年出版了几部小说，我读过他的历史小说《孔子浪漫史》，本来还想专门写篇文章，可惜一直抽不出时间。近十来年，他潜心于史，着重关注中国王朝的创世、盛世、危世、末世“历史四季”，先后出版了历史随笔《中国盛世》《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危世图存》，渐渐系列化。
从史学发展一般情形来看，大众历史写作一直是中国历史学的主流，晦涩深奥的历史写作相对来说比较少。大众历史的写作要注意篇章布局，注意结构，注意叙事，注意营造内在紧张，注意起承转合，让读者在阅读中找到愉悦，产生自然的阅读兴趣。冯敏飞先生新书《历史的季节：读史当明势》在确保基本史料引用准确的基础上，广泛引用百家观点，对中国社科院卜宪群总撰稿的《中国通史》、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哈佛中国史》、台湾学者姚大中《姚著中国史》、芬纳《统治史》等大部头著作均有较深涉猎。正是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历史复杂性的冷峻思考、对中国古代政治兴衰和传统文化积弊的慎思与明辨才妙趣横生而又发人深省。下面撷取两例：
其一，读史如观荷，只问是否华丽转身。作者巧妙引用欧文·斯通《梵高传》内容作譬喻：艺术家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就像正在分娩的妇女和她的婴儿，你可以看她的孩子，但却不可以掀起她的内衣去看她是否沾满血污。王朝出生之状，要么是被遮掩的假相，要么是不忍直视的真相，这些不看也可以想象。我们还是着重看它们是否及时“洗礼”，华丽转身，不再制造新的血污。转身和改革是中国历史永恒的话题，历久弥新。
其二，读史明势比读史明智更重要。袁世凯能登上总统之位说明他并不是简单的草莽英雄，看他的字读他的书很容易了解到，他虽不是学富五车，不过至少知道“读史明智”，知道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但从后来的政治实践来看，袁世凯显然只是“明智”而不“明势”。其最后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不太明了历史大势和世界潮流。
中国自来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冯敏飞先生充分发挥了文学叙事的优势，文笔晓畅，情感饱满，给人以阅读的愉悦。“通鉴”是为了“资治”，这是中国学人久远的传统。冯敏飞先生也没有背弃这个传统，他在这部书中除了讲述一个个新颖的故事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他对历史的思考。任何一个王朝的建立都有传之久远的期待，一世二世以至于万世，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王朝最后倒在“天花板”下？它们为什么没有将“天花板”变为“喇叭口”，为王朝打开另一个上升空间，而是一个接一个倒下成为“天花板”论断的证据呢？此外，国家上升到“喇叭口”之外又如何保持强韧的发展势头，走出兴盛衰亡的“历史周期率”呢？这是我读冯著久久无法释怀的深层原因！
是为序。
马勇
2019年7月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