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融、贸易带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关于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带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研究，国内外学者涉足比较广泛，主要从金融市场改善、国际贸易条件转换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研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杨珍增、陆建明研究金融与贸易发展带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时，认为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国际贸易繁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国际分工大背景下，一国的金融市场改善和发展可以影响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所承接的国际分工的基本模式，进而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平衡问题。第二，两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两国之间相互能够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但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两国的制造业水平分工基础之上的。如果两国金融发展的差异超过特定的临界值，那么两国间的水平国际分工就会转变为垂直国际分工。这必然会导致两国产业贸易失衡。这种由于金融发展差异所导致的垂直生产分工体系，造成了两国之间在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上的分工。第三，如果两国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出现失衡，就会使贸易双方国家制造业技术创新陷入困境。在金融发展程度差异下，两国产生的国际贸易差异，必然会导致两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能力的差异，尽管其中的生产专业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两国的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杨珍增、陆建明，2011）。Antras P.和Caballero R. J.也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了一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产品格局。因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国家的资本禀赋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来影响该国的比较优势。金融发展的水平越高，该国的贸易结构中具有较强依赖外部金融发展的产品就会得到快速增加，而这些依靠外国金融资本扩大生产的产品一般都是技术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这样的产品生产对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Antras P.和Caballero R. J，2009）。曹东勃、秦茗等人，提出了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耦合理论，认为技术创新不是孤立的，与金融创新存在着密切关系。一般是金融创新在先，技术创新随后。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会存在一定时期的重叠，即两者之间的相互耦合期。一个国家的金融创新比较活跃时期，制造业技术创新就充满活力。因为，金融创新拓展了企业生产和销售的利润空间，从而为企业技术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企业技术创新还可以推动金融进一步深入创新，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协调共存。金融创新和企业技术创新可以长期形成固定的发展模式。一旦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出现了非平衡发展，尤其是金融创新超前于企业技术创新就会出现社会生产平衡过程的危机，接着就会爆发新的技术创新，并在新的均衡点实现又一次耦合（曹东勃、秦茗，2009）。宋宪萍研究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受到两方面制约。一是从技术的自然性分析，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是符合技术产品经营成本法则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达国家急于寻找发展中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价值；二是从技术的社会属性看，要求技术转移一定要在现实中，为相应的社会集团实现一定的生产关系利益，即社会组织集团不仅考虑利润，还要考虑社会关系利益。因此，尽管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企业技术濒于卖出的境地，但美国集团社会关系利益不可能轻易让企业的重要技术流出国外。中国指望发达国家转移先进技术是不可能的，只有靠自主创新才能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靠转变生产方式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宋宪萍，2010）。夏斌、陈道富研究了中国“十二五”期间的金融发展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长期受到美元霸权地位的约束。世界经济也会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更加遭受美元动荡的影响，从而变得更具不确定性。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了多种变数。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重点发展实体经济的时候，对金融领域改革和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金融创新能力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能力起到了明显的约束作用。这就要求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处于大变革时期，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且又复杂的情况下，利用中国制造业30多年外汇积累的主权财富基金，实现企业技术创新快速突破（夏斌、陈道富，2011）。曾国平等学者利用中国1952—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解释了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理论，认为中国金融长期畸形发展是一种非常态模式。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中国产业结构扭曲。中国金融发展状况整体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受金融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但是，仅仅从产值结构方面看，第一产业受金融发展影响较为显著。中国金融资本导向效应更为明显，金融深化能够增加资本的流动性，减少金融投资的交易成本。这不仅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及其回报率，还可以更好地带动实体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产业部门升级（曾国平、王燕飞，2007）。范方志，张立军等学者探讨了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不只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更包括金融结构转换和提升服务能力（范方志、张立军，2003）。张小蒂提出了企业家借贷便利性，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影响问题，认为金融发展和产业集聚是企业家精神显现的外在约束条件。企业家能够便利开展金融市场的借贷活动，就可以很好地落实企业家的决策行为，技术研发成本就能相应降低，技术创新活动就会得到及时开展。因为，企业家是市场运作的精灵，在生产过程中，当劳动力在原有部门获得一定的知识经验积累，劳动能力得到提高后，企业家的总生产收益一定会超过原有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家往往具有选择建立新企业的意识冲动，从而获得更高的生产收益。这样就在某些区域形成了一些与原来生产环节相关的产业并最终形成产业的集聚。金融在新产业孕育和新的生产集聚形成中起着借贷和投资的重要作用。金融的发展和完善将成为新产业形成和集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直接影响了企业家能够发挥作用的显性程度和新产业演变集聚的速度。他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金融市场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家的显现密度就相对较高，企业家队伍规模相对较大，产业集聚的规模和效果也会相对明显，进一步分析其中的路径是：金融效率的改善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使得企业创新失败的损失相对减少，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精神能够普遍而更加充分地张扬，同时，那些具有企业家潜质的创新人才，从事创新尝试的积极性增强，从而可以培育出更多的新业态。企业家成立新企业的意愿就会从隐性转变为显性（张小蒂、王永齐，2010）。刘梅生在研究资本要素禀赋与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升级问题时，提出了金融发展可以改善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从而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层次，进而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结论。其中的作用路径是，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可以改善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使得外资能够不断进入本国资本市场，继而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结构，也对该国未来的外国直接投资产生明显的影响作用，从而对该国的产业升级造成影响（刘梅生，2009）。

金融和贸易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不可小觑，学者从实证分析和理论推演等方面研究了金融改善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融资环境的影响，分析了国际贸易结构和金融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金融市场改善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在当今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不能仅凭本国的一厢情愿就能够实现。在后布雷顿国际货币体系时期，或者说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后，世界单极主导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民币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融资以及产业集聚升级都产生了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