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研究创新

（一）新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本书将国际货币体系、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相结合，以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为研究背景，探讨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演变的路径，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转移并利用自己的要素禀赋条件，长期维持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仅适合当代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且将深刻揭示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走向。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生产效率低下，长期积累下来形成了低级劳动力禀赋要素相对丰裕的现状，再加上资源相对价格较低，中国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似乎可以认为是双赢战略。然而，这一轮国际制造业转移是世界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制造业价值链的部分转移。这并不会给承接转移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带来益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格局。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凭借战争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约束条框，在世界资源的利用和世界市场的控制等各个方面占有先机，因此，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例如，“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和英国的操控下，先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推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等，都规定了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上享受的权益，其他国家则成了这些强势国家的附属国。事实上，本轮国际制造业转移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只是最初的转移目标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应该说，这些国家跟随美国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然而，这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结构调整，不断将本国饱和的产业向外迁移的过程，是一种不平等的产业输出行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恰逢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对外输出之际，因此，中国也就成了承接美国和英国制造业转移的大国。中国在承接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也给美国和英国等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有利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提供了机会。美国跨国公司不断以自身的垄断优势，要求中国放开销售市场，降低各种税负以及提供各种非“国民待遇”条件等进入中国市场，兼并中国优质品牌制造业，收购中国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对中国制造业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当然，中国政府抱有“以市场换技术”的愿望，也积极配合了美国跨国公司改造中国制造业的经营和管理。然而，更为配合或者促进跨国公司对中国制造业进行改造者应该是美国政府。因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出来的都是低端加工制造业，特别是美国掌握着国际货币印钞权，可以随时印发美元，购买自己需要的生活消费品。中国从事的低端制造业生产，就成了美国消费的生产车间。中国制造业产品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出到美国满足其消费。美国可以腾出时间和资源进行高端技术创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支持了美国能够将金融与制造业捆绑影响制造业转移行为。

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并要求世界各国执行，虽说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宣布不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作废，但后来的“牙买加协议”基本维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即美元仍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直到今天，世界各国都以美元和黄金等同，各国的外汇储备逐渐从拥有黄金演变为拥有美元。因为，在这一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在对外贸易以及参与其他国际经济活动都必须拥有大量的美元储备。这种强制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行为，使得发展中国家相继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并形成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等诸方面对美国的强烈依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也是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中国接受发达国家简单制造业的转移，不是自然的选择而是世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无奈之举。

在国际货币体系背景下，研究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是将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置于国际分工的大趋势下开展研究，符合研究国际产业发展的一般模式。因为，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把美元作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形成了以货币国际化为标准划分的“中心”和“外围”两个发展层次。因为美国的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这就形成了包括与美国经济发展相当的其他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中心”国家。而大量的欠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美元的支撑，成了“外围”经济发展国家。中国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外围，只能选择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量的产品出口换来了美元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储备。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承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简单制造业转移的接受国。研究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演变路径，将国际分工趋势列入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研究内容，更加符合国际制造业转移下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演变的客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