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中国主要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特征和比较分析

任保平　李梦欣

［摘要］自“十三五”规划的敲定和中央经济会议的发展理念提出以来，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评价和测度新时代新背景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和优劣程度的一个重要概念。经济增长质量的解读，涵盖了以稳定态势增长的经济数量、以结构优化实现的经济效率提升、以技术高级化形成的生产规模报酬递增、以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取社会效益最优、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根据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含义的界定，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以对比2000年以来我国主要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状态和特征，并从时间演进、空间分割双向互动比较分析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对未来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做出适应性的路径设计。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空间分析；比较分析；供给侧；创新型经济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而中央经济会议强调“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意味着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我国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作为发展的重点和最终目标。经济增长质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用经济增长数量评价经济发展的桎梏，建立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地理空间上，逐渐形成持续、稳定、平衡、协调、和谐的动态经济社会环境，兼顾了经济健康、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人民福利的融合。在主流的经济学范式下，以构建一个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来衡量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能更全面、更具象地评价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质量状态和特征。从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定义出发，以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生态环境代价和国民素质6个维度构建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魏婕、任保平，2012）^[1]，对我国35个重点城市（省会、副省级、计划单列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情况进行定量的测算和度量，比较分析时间推进和空间区位双向互动作用下，各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态势，特别是近年来，地区内部之间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存在区域失衡的矛盾日渐凸显，试图通过维度分解和区位因素分析，对重点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现状做出解释，探索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变化机制，为未来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

一、我国主要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分析

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相较于经济增长数量，不仅包括了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测量，更强调经济发展的效率程度、经济稳健性和资源的配置走向，并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效率的高低是以生产投入过程中供给结构所包括的劳动、资本、技术的回报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来反映的，并通过结构的优化来实现（任保平，2013）^[2]。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经济抗冲击程度和熨平经济波动的能力也体现了经济的稳定、健康的良好状态，同时，一国应着力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人力资源的全面培育，辅以绿色生态治理的建设，以打开平衡、协调、强劲发展的新局面。基于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审视和探讨，从6个维度构建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对我国重点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测度和排序，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标和生态环境代价指标已经过逆指标处理）。

从表2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排在前8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海口、深圳、太原、杭州、成都、济南、石家庄，其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为17.9494，其中，北京、深圳属于经济发展较发达地区，而海口、深圳、杭州、济南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后8位的城市分别是武汉、乌鲁木齐、南昌、重庆、呼和浩特、合肥、宁波、哈尔滨，其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为11.7611，与排在前8位城市的均值相差6.1883，差距较大。从各个维度的分项指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效率水平排在前8位的城市分别是成都、海口、西宁、贵阳、银川、深圳、太原、厦门，其平均效率贡献值为2.446。排在后8位的城市分别是广州、武汉、青岛、上海、宁波、南昌、福州、石家庄，其平均经济增长效率指数为1.355，说明这些城市的经济效率水平较低，亟须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程度。在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中，排在前8位的城市分别是西安、海口、杭州、昆明、合肥、成都、福州、济南，其平均经济增长结构贡献指数为4.314，说明这些城市经济增长结构水平较高。而排在后8位的城市分别是郑州、武汉、上海、乌鲁木齐、天津、广州、厦门、深圳，其平均结构指数为2.455，说明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结构水平较低，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有待调整和优化。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中，排在前8位的城市分别是太原、石家庄、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大连、沈阳、兰州，其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为2.784。排在后8位的城市分别为成都、南昌、贵阳、重庆、天津、广州、上海、武汉，其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为1.425，与前8位城市平均稳定性指数相差近两倍，这些城市的经济波动性较大，抗冲击水平较弱。而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指数中，排在前8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深圳、北京、厦门、郑州、福州、武汉、广州，其平均福利分配指数为1.697，而排在后8位的城市为南昌、长沙、合肥、重庆、南宁、长春、呼和浩特、哈尔滨，其平均福利指数为0.334，与最优组相差大约5倍，说明这些地区人口的福利和成果分配程度较差，未来发展中需要合理地重视并调整地方人民的福利水平。生态环境代价的分项维度中，排在前8位的城市分别为海口、厦门、武汉、济南、成都、天津、青岛、深圳，其平均生态环境代价指数为4.801。排在后8位的城市分别为西安、昆明、太原、贵阳、呼和浩特、宁波、哈尔滨、合肥，其平均生态代价指数为2.663，排名靠后的城市应该注重当地环境污染的排放和治理，并且对能源消耗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规划。国民素质维度中，深圳、北京、广州、合肥、上海、天津、大连、重庆排在前8位，平均国民素质指数达到1.792。排在后8位的城市分别为长沙、呼和浩特、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西宁、海口、兰州，平均国民素质指数为0.645，与最优组平均值相差3倍之多，这些地区国民素质水平比较低，当地政府应当培育和提高国民能力素质。

表3反映了2000—2014年我国重点城市各年度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排序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北京、海口、深圳常年处于35个重点城市中的顶尖水平，经济增长的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同时，从2000—2014年的各维度分项指标可以看出，北京的经济增长质量处于首位是由于北京地区的国民素质和福利成果分配一直处于前列，北京要想进一步发展，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水平以及生态环境代价，以促进进一步的增长。海口作为旅游业发展为主的城市，其生态环境、经济结构发展良好，但国民素质、成果分配福利水平以及稳定性方面指数值仍然偏低，需要重点提高。而深圳市的经济增长结构和稳定性水平不高，其余分项指标发展突出，且两极分化严重，重点需要进行结构性优化和改革。而成都、杭州、济南、上海、石家庄紧随其后，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情况发展良好。近年来，经济增长质量进步最快的城市分别为太原、杭州、福州、大连、贵阳，相较于2000年分别提升了25名、23名、14名、13名、11名。同时，南京、昆明、西安、南宁的经济增长质量也在稳步提升。相反，经济增长质量常年落后的城市有哈尔滨、合肥、重庆、呼和浩特、南昌、郑州，说明这些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最弱。而广州、兰州、青岛、天津、乌鲁木齐、武汉、长春、银川、西宁处于逐渐退步之中，其中最为严重的长春、武汉、银川分别退步18名、15名、12名。而宁波、长沙、沈阳、厦门等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处于偏低状态，各个分项维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二、我国主要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特征分析

通过经济增长质量的各维度统计分析和总指数的时间趋势变化分析，可以大体看出现阶段我国主要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和特点。然而，对各地方进行较系统、较全面的特征分析则需要从区位因素度量，以填补空间影响变动的空白。由于各个地方的资源初始禀赋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以及发展优势的区别，利用空间格局特征分析可以进一步研究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特点和发展态势。

首先按照地理区位因素，将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划分为四大地带，东部地区所包含的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济南、青岛、南宁、海口、深圳共15个城市，中部地区包括太原、呼和浩特、合肥、郑州、长沙、南昌、武汉共7个城市，西部地区包括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宁、西安、乌鲁木齐、兰州、银川共9个城市，东北地区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4个城市。从城市分布区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质量较优秀的城市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如北京、石家庄、上海、杭州、南京、福州、济南、海口、南宁，这说明近年来，东部地区大多数城市更为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在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注重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强调经济环境冲突向利益和谐化转变，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意识增强。

而中西部地区的成都、昆明、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值也相对较好，而兰州、银川、西宁、武汉的经济增长质量却下滑严重，呼和浩特、合肥、南昌、郑州等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一直处于落后地位，虽然近年来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仍然处于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总体优势较弱，且经济增长的结构化问题严峻，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经济关联度较差，致使地区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

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值也相对较弱，东北地区传统产业、重工业的升级和调整仍然是重点，发展新型产业进行接续依然是难点，且长期的工业化模式造成了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偏低，也进一步阻碍了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修复生态、合理配置自然资源也是未来发展不容忽视的任务。

总体来看，我国重点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可以归纳为由东部地区质量高集聚向中西部地区低集聚呈放射状演变，在东西方向上，东部地区是全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心，南北方向上，经济增长质量的重心呈明显向南移动的趋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在东部、南部地区呈空间扩张状态，且经济增长质量较好的城市对周边城市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从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标上看，经济增长效率值最高的城市位于西部地区，银川、西宁、成都、贵阳的经济增长效率发展最好，西部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而技术变动对效率的贡献度相对较低。自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资源利用效率得以大大提高且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生产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较高，但由技术因素影响的效率变动较弱。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处于中等水平，产业现代化水平不高，以技术创新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力不足。然而，东北地区以及东部沿海城市的发展效率较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显著下滑，说明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形成，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的资源使用方式对资源透支十分严重（郭占恒，2014）^[3]，东部地区要将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作为首要目标。近年来，虽然一直实施振兴东北的计划，但东北地区长期的重工业发展使得转型任务艰巨，传统企业体制僵化、效率低下，同时，高效率的资源型接续替代产业并未形成，使得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十分缓慢。

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标上看，东部地区的杭州、济南、福州的经济增长结构发展良好，但其余城市的结构失衡依然严重，部分东部地区如石家庄、宁波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偏低，第三产业的生产份额落后于第二产业，产业层次较弱。西部地区的成都、昆明、西安经济增长结构发展最好，而重庆、乌鲁木齐的经济增长结构指数较低，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都有了明显改善，但一些产业结构不完善的地区亟须调整和优化。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较为落后，中部地区的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产业技术水平低，中部各省之间缺乏协调性和关联性。而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近年来虽然有明显的改善，但总体水平依然有限，其原因在于供求结构不平衡、创新能力不足造成新兴产业转型动力不足。

从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标上看，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的地区大多数位于黄河以北的地区，而东部地区、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弱。东部地区、中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快，但波动性较大，经济发展易受外部环境、内部变动影响而大起大落。相对而言，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稳定性较强。因此，要对东南部地区的经济短期波动进行调整，并且与长期趋势的影响相结合，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在防止经济萧条的同时，也要关注经济过热（李娟伟、任保平，2013）^[4]，以维持地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从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上看，东部地区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处于明显的优势，其中深圳、上海、北京的福利分配程度最高，这说明东部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普遍十分关注人民的福利水平，重视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部地区的福利和成果分配指数有所提高，中部地区在改善民生、完善基础设施方面有所努力，但与东部地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落后，说明其对基本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较低，民生方面相关制度政策不健全，亟须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综合发展。

从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上看，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最小，即一定产出造成的环境破坏程度相对较低。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代价相对其他几个地区较好，虽然近年来大部分东部地区都在注重环境污染治理的改善，在向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推进，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大且浪费严重等问题依然严峻，尤其是随着低碳经济路线的推进，节能减排、促进循环经济的目标任重而道远。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代价偏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中部地区传统工业基地密集，多以传统加工业为主，且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得产业耗能严重。而东北地区是传统重工业基地，大量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使得生态环境岌岌可危，在开发利用本地资源的同时，也要不断治理和改善环境，以实现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代价最高，单位GDP的耗能以及废气废物的排放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西部地区应当全面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推进节能化生产以及资源循环再利用生产体系，严格控制单位能耗和污染排放，改善城市环境卫生质量。

最后，经济增长的国民经济素质可反映出地方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国民素质对未来经济增长发展的潜在影响。东部地区的国民素质水平最高，其中北京、广州、深圳的国民素质程度最高，这些城市的科学技术支出占比较高，对创新型经济的结构转型和新经济背景下新动力的转换起到了推动作用。中部地区的国民素质水平紧随其后，国民素质程度日益增强。但是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国民素质水平偏弱。说明西部地区对于科学创新能力的培育及重视度并不高，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突出，且科技创新的社会文化意识薄弱。与此同时，社会服务水平不高，国民基本素质能力低下，要保持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稳定增长，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能力、大力支持科学创新事业、提高地方自主创新实力就要成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方向。

三、我国主要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比较分析与根源探究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在时间维度和空间分布上都存在对应的发展规律和分布特征，自2000年以来，无论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还是“振兴东北”等战略，在时间推送和空间集聚上都具有动态变化关系。因此，试图从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时间、空间双向互动作用出发，将我国35个重点城市依据地理位置相关性分为四大区域带，从时间趋势性对区域的分项维度进行比较分析，在归纳和解读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和特征的同时，对其发展约束效应进行根源探究分析，可以为未来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设计提供必要的支撑。

对东部地区2000—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表明，近些年东部地区15个重点城市经济数量在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波动性增长的基本态势，且2007年经济增长的质量值最低，为15.02，而2008年达到经济增长质量的峰值17.49。分项指标中，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国民素质指数、生态环境代价指数相对其他地区较好，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结构和效率水平则相对较弱，说明东部地区存在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且配置不合理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其一，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阻力日趋加重，东部地区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宏观层次的供给结构以及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近年来，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有所提升，大部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明显的优势，其产出份额已超过第二产业，但是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意味着现代化的高端服务业体系尚未形成。东部地区的投资消费结构指数也严重偏离适度值，产能过剩、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依然存在。供给结构方面，要素供给无法突破规模报酬递减，产品供给却分层次地出现供求失衡。其二，东部地区的资本生产率与技术效率较低，且缓慢下降。一方面由于资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生产的边际量递减；另一方面，则是技术水平的缺失致使投入要素配置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帕累托改进。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技术外生性，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技术内生化，都充分强调了技术的决定性地位。然而，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旧动力停滞，新动力却青黄不接，传统的模仿式技术进步模式与新阶段经济转型路径相背离，且不断被瓦解与重构，系统内部经济行为的过渡转换效应则无限依赖于创新力量与科技支撑，而突破型科技却只是初具雏形。模仿型技术进步与创新型技术进步虽有亲缘关系，实则大相径庭。创新型技术进步不仅要求由动力重塑带来的创新制度变革，更要求技术层面的构建、筛选及演化路径支持，以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变迁。

西部地区2000—2014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显示，自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经济增长质量也有所提升，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2001年最低为12.98，而2008年、2009年最大值达到15.9左右，近年来却有所下滑。从分项指标来看，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较好，经济增长结构近年来也稳步提升，其中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高，且西安、成都、贵阳、兰州、昆明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越第二产业占比，说明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不断加快。然而，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以及国民素质指数却在逐年递减，呈现出显著下滑的基本态势，而生态环境代价近年来虽有所提高，但在全国仍处于落后的劣势，意味着西部地区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社会、生态三元矛盾逐渐凸显，不和谐因素居高不下，持续下降的福利分配以及日趋恶化的环境质量给未来的发展造成深深的隐忧。其一，西部地区社会保障层次低且力度薄弱，国民素质水平较低。西部地区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增大，城乡二元分化差异等矛盾也十分尖锐，一方面，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同时，农村地区社保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二元差异分化较大，共同构成了人民成果分配不和谐的主要成因。另一方面，国民素质的培养力度不够，地方政府对科教事业的支出所占比重较小，居民整体的教育程度有待提高。其二，西部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开发地，我国60%的矿产资源以及大量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都是由西北地区开采输出的，这种资源的业态形式虽然是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柱之一，但同时催生出资源浪费严重的问题，生态环境遭遇新的危机，与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初衷相悖。

中部地区2000—2014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弱，大部分年份位于全国最低水平，2007年只有12.17，2008年最高，只达到14.88，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连年上升，但中部地区的质量状态却是不容乐观的，整体处于显著的下降趋势。分项指标显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水平相对较好，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稳定性和国民素质指数值偏低但总体上有所提高。相对而言，中部地区的稳定性指数波动较大，且经济增长结构指数不断走低，生态环境代价也处于全国较低层次。反映出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缓慢，且对传统的经济结构具有惯性依赖。不仅如此，中部地区的经济波动性较大，生态环境约束力渐强，环境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偏离，高耗能、高污染等隐患加剧。其一，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低，没有形成独特的比较优势。中部地区的合肥、呼和浩特、长沙、郑州等地产业高级化指数较低，第二产业份额并没有超过第三产业份额，第二产业依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不仅没有形成现代化服务业体系，而且第二产业长期以传统加工业为主，产品附加值低，产品趋同化、区域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导致竞争优势无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难以形成。其二，中部地区经济波动较大，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易受冲击，经济抗干扰能力较差。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处于较大的波动之中，这种短期的经济波动主要表现在失业率和物价指数上。一方面，中部很多地区农业占比较大且二元结构严重，粮食的产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波动，从而反映在物价指数上，进一步诱致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中部地区的稳定性由于受到供需结构的影响，当较高投资率遇到减弱的外需时，供给需求市场失衡，资本无法收回，即表现为波动的震荡走势。其三，中部地区资源利用和环境问题连年恶化。中部地区环境问题的投入治理机制尚未完善，结构性节能、技术性节能并未全面落实。因此，首先要注重绿色生态的产业体系的构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其次要抑制能耗的非合理性增长，有意识地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促进经济、社会、生态三元共进的永续发展。

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结果中可以发现，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排名落后，且整体处于不断下滑的基本态势，2008年最高，达到15.07，而在2014年下滑到12.7，下降幅度超过15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存在较严峻的问题，亟须被关注。从分项指标来看，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稳定性随着时间演进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水平和国民素质指数连年走低，持续下降，同时，东北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低，第二产业占比较高。其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效率相比其他三个区域相对较差，处于全国落后水平。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指数近年来略有提高，但整体依然偏弱。这说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不仅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生产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而且存在生态环境代价较大、人民福利水平低下等问题，致使东北地区经济质量的增长受到阻碍。其一，东北地区结构调整困难重重，新兴产业接续动力不足。自国家推出支持东北地区转型和改造的战略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然而东北地区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国企占比过大、体制僵化，很多传统企业都处于衰退期，虽然有“振兴东北”的政策倾斜，但产业结构趋同、供需结构失衡、创新能力有限使得传统企业转型困难，新兴产业衔接不上。一方面，老工业基地企业改制、大规模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会造成一批大规模的失业职工，而新兴产业刚起步，短期内无法吸收大量失业人口，不仅增加了国企改革的难度，而且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和考验。另一方面，调整东北地区结构不仅要将发展方式转向集约连贯、协同拉动的模式，同时需要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切换到科技指引、创新驱动的轨迹上，形成环境生态的修补式变革。其二，东北地区常年的重工业化导致环境生态问题积重难返，治理任务难度艰巨。尽管我国已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但是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工业化阶段资源被开采过度，部分地区植被破坏严重，生态危机加剧，历史遗留下的环境治理难度高、任务重，且不容小觑。

四、未来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建议和路径设计

通过截面数据分析、空间格局特征描述、时间—空间双向互动三个继起的环节比较分析了我国重点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现状、特征和基本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归纳各地区存在的制约因素，探究并挖掘其内在根源，试图找到地方质量发展的破解对策。结果显示，在发展经济增长质量的语境下，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分化严重，地方内部矛盾突出，外部关联带动作用却显著不足。而我国正处于“十三五”阶段，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不仅要发挥地方内部的提质增效性，更要坚持区域布局不可分割性的联动发展取向。基于此，本文尝试给出关于未来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建议，从约束效应中选择匹配且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路径设计。

（一）优化产业供给，重视创新带来的结构转变效应

东部地区的大多数城市，其经济增长质量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提升经济增长效率以及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一是要优化产业供给。在长期供给体制扭曲的积累下，东部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发展，第二产业“低端饱和”且“高端锁定”，第三产业正处于供给扩张阶段而尚未成熟。因此，一方面要破除结构性障碍，降低企业成本，坚持放管并重，使企业轻装上阵，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同时形成新的产业供给体系以适应新阶段的需求变化。另一方面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新兴产业的形成及扩张，扭转经济颓势。二是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科技革命、创新实力引领了我国的崛起奇迹，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重构时期，我国建设创新型强国已成为主流的发展趋势。而发展较快、较好的东部地区不仅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实力，更要着力于创新型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打造创新高地。一方面要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增强资源优选配置能力，注重经济效益和质量的增长。另一方面，要从技术创新上升到科技创新的高度。纵观历史，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制度的变迁、行为模式的演进乃至社会化的变革。而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智能制造”主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我国要争取占据主导地位，掌握核心科技能力，并将突破性科技引入生产中，调整结构层面的转变效应，从而建立起一套高效率、低耗能、优结构的现代化高端产业体系，以持续激励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二）挖掘人口质量红利，促进全民福利互享共惠

西部地区的城市在未来发展中应着重提高全民福利分配和国民素质水平，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进行融合，提高地区的民生建设。一是要加强福利机制扩张，提高全民成果分配水平。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调节功能，避免制度内初次分配的失衡，同时注重二次分配的平等程度，促进人民收入多样化、增收稳定化。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各项民生工程的实施，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同时提升地区人民的全面财富水平。二是要化解城乡二元分化的差异。西部地区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分化增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矛盾日趋直上。一方面可以发展特色农业，培育现代化农业发展幼芽，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园、农业现代化科技示范园区，形成西部农业高端产业链，推动乡镇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统筹城乡消费市场，重视农村以及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创新农村金融服务，进一步实现经济成果的全民共享、经济效益惠及于民的终极目标。三是要激发人口质量红利。我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已过，劳动力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但我国人口的质量红利却远未到头，亟待开发。一方面要加大科学教育支出份额，加强人力资本的培养，提高劳动力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另一方面要深层次地挖掘接续未来经济发展的人口质量潜能，旨在培养一批高层次的技术人员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同时提高国民素质的代际传承能力，形成未来经济发展的新禀赋，以延续经济增长质量的新纪元。

（三）开拓区域合作思路，实行横纵双向互动的包容性竞争机制

中部地区具有“横贯东西，纵通南北”独特的地理空间指向，本应统筹东、中、西全局。然而中部地区的很多城市不仅产业层次低、产业趋同化现状严重，城市间产业链没有形成，而且中部地区的集聚和辐射作用有限，经济腹地优势被抑制。因此，亟须加强开拓区域合作的新思路，一是要构建区域间横纵双向的包容性竞争环境，允许区域间城市发展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同时构建地区横纵双向包容化的竞争机制，区域内形成协调、兼容的竞争模式，在统一的战略规划下，因地制宜地进行整体布局，不仅要建立相辅相成的产业体系，而且要避免区域内恶性竞争、产业同构以及地区行业自成体系的情况。二是要在区域外打造稳定、包容、联动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由于区域间关联度较低、协作性较差，要素在空间层面上配置不均衡，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不协调等问题造成区域间失衡严重、结构层次分化。因此在各区域之间，要促进地区产业部门的相互拉动，构建要素流通机制，同时形成包容式的制度氛围，提高经济系统内部运作的区域联动效应，破除传统范式下的路径无关性，避免区域间政策碎片化，以调整地区经济的劣势收敛和优势激发。在此基础上加强区域间开放、互动、竞争的机制选择，发展“四大板块”区域合作、协调竞争的战略组合，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以扩大中部地区的双轴辐射带动力（马胜春、黄基鑫，2015）^[5]。

（四）调整经济增长集约循环转型，着力生态补偿作用点

东北地区未来的发展应侧重于经济模式的转型以及生态环境的建设，近年来，东北地区森林采育失调、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加剧、矿产资源大幅度减少等问题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种有增长、无生态的发展模式对于代际的永续发展是致命的。因此，必须树立绿色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组合战略理念，突出资源诅咒重围，倾向于经济转型路径下生态修复的价值判断。一是建立资源高效循环使用机制，调整产业经济增长集约化转型。一方面实施循环经济，引导企业间和产业内废物、建筑垃圾等的合理资源化回收再利用，以及对废气、废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强化节能意识。另一方面加大环境综合治理程度，严格控制碳排放以及污染防治监管。最后是调整地区产业模式向集约化转型，健全集约化评价机制，严格把控各产业资源投入、污染排放配套标准，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二是推进生态补偿增长点，构建绿色新生态产业发展链。东北地区常年生态系统受损严重，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因此亟须进行生态连廊的全面修复。一方面要从根源进行保护，进行系统化、规模化的修复治理。另一方面要大力打造生态修复示范区建设，分别推进草原、森林、湿地、湖泊、荒漠等生态系统治理与补偿机制，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屏障。三是扩大生态产品供给。通过建设城乡绿荫，加大对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的保护力度等，丰富生态产品，着力于打造生态体验精品路线，开拓绿色、舒适的休闲生态空间，构建全方位生态健康、绿色和谐的新棋局。

参考文献

[1]魏婕，任保平．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J]．经济学动态，2012（4）：27-33.

[2]任保平．结构失衡新特征背景下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J]．社会科学战线，2013（3）：73-77.

[3]郭占恒．“十三五”规划将是历史上一个全新的规划——关于“十三五”规划研究视野和思路的几个问题[J]．浙江经济，2014（19）：10-13.

[4]李娟伟，任保平．国际收支失衡、经济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当代财经，2013（1）：23-31.

[5]马胜春，黄基鑫．“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15（11）：156-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