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Q与“正传”

《阿Q正传》最初发表在《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该栏目的定位是为读者提供一些有趣的短小故事，鲁迅应编辑孙伏园邀请，以“巴人”为笔名来写的这篇小说出现在这个栏目里，显然与“开心话”的定位有较大差距，而小说主人公阿Q的悲剧命运与有趣“开心”的读者预期构成了巨大的张力。

小说的《序》为小说做了基本定位。所谓“正传”与中国传统史学的体例既有联系又有矛盾。司马迁的《史记》基本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体例，“本纪”“世家”“列传”等基本构成了纪传体史学的体例。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从史学、哲学中获得独立后，小说构成了与史传相对应的关系，如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正是对正史中的“太史公”的回应。在《阿Q正传》里，鲁迅交代小说的题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么，我又并非就是阿Q。说是‘外传’，‘内传’在那里呢？倘用‘内传’，阿Q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Q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与《聊斋志异》等传统笔记小说不同的是，鲁迅强调了小说的文类特征，更准确地说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小说的认知，即《汉书·艺文志》所言“小说家者流，盖出於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小说用的白话更是被传统文学鄙视的“引车卖浆者流”的口语。鲁迅在这里旗帜鲜明地对传统的史学发起了挑战。传统史学的官方背景，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其后包含的礼治秩序都被鲁迅以不“立言”的出发点予以否决，他拒绝用所谓“不朽之笔”来传“不朽之人”。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史学无疑是叛逆者的姿态，给他自信的是其对小说文体的理解。作为叙事体的文类，小说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市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对象，而且是市民文化的重要载体。现代小说承载着市民阶层对社会和人生的基本想象。因而，鲁迅努力将自己的小说从传统的史传叙事中挣脱出来，不仅是对小说文体独立性的声张，而且是新的市民姿态的展示。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的。

这种与官方立场的对立姿态，无疑是指向市民或者平民阶层的。这个所谓“正传”所要写的正是一个速朽的人生，因为这个生物卑贱到连基本的姓氏都没有。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姓氏，这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吗？看似不可能，其实又具有可能性。在这个相对密闭的社会环境里，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他的姓氏的重要性并不突出，尤其是在他并未能够“光耀门楣”的时候。当然，鲁迅是给过阿Q姓氏的，那是一个模糊的“赵”。然而这个赵姓因为赵太爷的反对而遭受否决，再没有人相信阿Q姓赵，阿Q自己也默认了这个现实。

然而，阿Q也没有名。没有文字记载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存在于人们口语中，鲁迅借用赵秀才之口说这是因为《新青年》提倡洋字而导致国粹沦亡造成的。而鲁迅借用的是英语流行的拼音方法为他“取名”阿Quei，简称阿Q。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是与《新青年》同调的。这也显示了阿Q在传统文化系统里已无处容身，被他生活的系统抛弃了的阿Q，被抛给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他最终成为一个符号。

一般传记通常要交代传主的籍贯，但是由于阿Q的姓氏已经被人为抹去，他的籍贯变得不再可靠。他生活在未庄，但是又时常去别处借宿，称他为未庄人也不准确。这个未庄可以视为未名之庄，因而它的坐落、方圆、产业乃至人口规模等都被隐藏起来。阿Q生活的环境，或者说他生活片段中主要的场景是在一个被抽去坐标的空间里，时间也并不准确，只有一个模糊的显示，约莫在清末前后。鲁迅在“序”的结尾强调阿Q身上唯一“非常正确”的那个“阿”字，“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鲁迅将这个人物的所有身份信息都抹去了，那个“阿”字只是显示他曾经在人们的口语世界里存在过。鲁迅还调侃了胡适等人提倡的现代历史学，这又显示出即便是《新青年》的集体内部，也并不一定有阿Q的生存空间，因为阿Q的身份信息不能够被现代历史学认可。阿Q的存在，只能躲到“引车卖浆者流”认可与欣赏的小说世界里。这也正好与从传统小说家常用的“言归正传”里借来的“正传”相统一。

因此，在小说的开始部分，鲁迅揭示了自己的写作立场：这是一个平民的、口语化的关于小人物的叙事。正如汪晖指出的，“‘正传’是一个反语，是正史及其系谱的反面。……没有‘正传’，就不能了解正史谱系及其规则是如何确立的。有传，就意味着有世家、有本纪；不仅如此，有传，也意味着一个更为广大的、被排除在这个谱系之外的谱系，但这个谱系之外的谱系只能以‘无’的形式存在。若没有由‘正传’所代表的、没有名分的世系，谱系及其名分就不可能成立；倒过来，若‘正传’破土而出，正史的谱系就面临着危机。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与‘正传’——亦即被压抑在正史图谱之外的世界——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像‘我’这样一个实在不足道的人来给不足道的阿Q立传，那只能是‘正传’了——但‘正传’居然被写出，而且堂而皇之地登在报纸上，不就和辛亥革命之后‘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一样，意味着一种秩序的变动、意味着革命并非全然地虚无吗？”它异于传统的史学叙事，也摆脱了传统小说对于史学的臣服姿态，又对现代历史学标榜的科学标准提出了挑战。这在当时显然带有一种先锋的革命性的色彩。

小说的叙事以阿Q为绝对的核心，通过他的种种遭遇，来揭示晚清到民初中国乡土社会的深刻变革，以阿Q的人生悲剧，来揭示中国变革的关键所在以及农民可能的出路。那么，造就阿Q人生悲剧的乡土社会原初是什么样的，它又为何会造成阿Q的悲剧呢？

[1]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