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用红外触发照相机调查野生动物，对我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因为野生动物的研究既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工作，而照相更是我从小的爱好。

对照相的兴趣来源于刚刚记事的时候，看着长辈们把带着黑纸背的120胶卷装进一个双镜头反光式相机，每次照相的时候，看看天气和光线，调整光圈和速度，对焦，按下一张。一卷12张照完后，装进一个黑罐子（后来知道那叫显影罐），后来就有黑白颠倒的底片。再到了晚上，关上灯，拉上窗帘，把台灯蒙上红布，打开包着黑纸的相纸，裁成小块，和底片叠在一起，按在印像箱上，开灯数1、2、3，关灯，显影——看着人影渐渐清晰、明朗——定影——水洗，最后将相纸的药面贴在擦干净的玻璃上，干了相纸自己掉下来，一张2寸见方的照片就有了。它们记录了我和亲人们一个个快乐、温馨的瞬间，有意思的是反映在照片上的却大多是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表情。这些照片至今珍藏着，这些经历让摄影至今还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手握相机和听见快门声都会令我有快乐和踏实的感觉。

照相和野生动物联系起来，来自于我已经不确切地记得的某一年（大约是中学时候），看一个电视片，一位俄罗斯的野生动物学家，在西伯利亚寻找老虎，把一根线绑在照相机快门上，再横拉在兽径上，期待着老虎走过时，绊着线触发照相机拍一张照片。他拍到了老虎。我当时想，如果要是照一张之后能够胶卷更新一下，绊绳再自动设置好，那就省事了。那时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也干同样的事情，而且当时想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遇见我的导师潘文石教授之前，我丝毫没有动过要做野生动物研究的念头。1992年的一次野外实习，潘老师把我带进了这个行当，与野生动物的接触让我知道了人和野生动物之间原来可以如此的接近，又那么的疏远。做这一行很惬意的一点是经常可以名正言顺地拿着照相机，切换着长枪短炮，记录野生动物的形态、行为和栖息地的状况，当然更重要的是领略大自然的精彩和神秘。

第一次接触到的红外触发相机，是从George Schaller博士那里得到的。尝试后我想起了中学时看到的在西伯利亚找老虎的电视片。之后我的研究上的合作伙伴——Smithsonian保护研究中心的William McShea博士（我们叫他Bill）——告诉我们，红外触发相机可以用于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并可以设计这样的研究项目。他带来了两台相机，而我们决定找到以此作为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的学生。于是当时还在本科的最后一年，已经决定继续进行研究生学习的李晟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人选。2002年3月，李晟带着三台红外相机，进入岷山山系的唐家河保护区，开始了运用红外触发相机进行野生动物多样性的研究。

12年过去了，李晟从一名本科生成长为一名野生动物生态学家，并成为了国内使用红外触发相机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在这期间，我们一共在30个保护区和林场做过调查，总工作量超过5万个相机日，拍摄的野生动物照片超过10万张，包括39个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15个雉类物种和73个其他鸟类物种。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照片所提供的野生动物出没的时间、空间数据以及没有拍摄到任何动物照片的地点所提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出现的数据，为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科学的理论研究和知识积累，以及为动物保护和管理所提供的信息是无法替代的。

在12年的实践中，这些自动拍照的相机，就像是研究人员安放在丛林中的眼睛，替我们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观察着丛林，记录着野生动物出现的状况及其行为，它们就是我们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因此，我们亲昵地称它们是“丛林之眼”。同时我们知道，它们在灌木、草原和荒漠中也扩展着我们的视野。

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我一直享受着红外触发相机不断带来的新的照片的欣喜；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一直享受着红外触发相机不断带来的新的物种信息和数据的惊喜。然而，2005年的一张照片，在清晨微弱的光线下，安静的山林里三只羚牛在一起静谧和谐的画面，还是给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很大的冲击：原来自然是这么的美妙，原来野生动物的世界可以是这么的和谐。这张照片成为了某一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照片。

是该分享的时候了。分享我们的“丛林之眼”记录的野生动物的珍贵瞬间，虽然这些只是所有照片的极小部分，大部分照片平平淡淡，甚至难以辨认，但是它们提供了和这些“好”照片有着同样价值的信息，甚至更多；分享通过对这些数据和信息的整理和分析，我们所获得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上知识的积累；分享获取这些照片过程中的故事；分享获取这些信息和图片的技术上的经验和教训。通过这些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野生动物和大自然，让更多的人可以用这个“丛林之眼”去了解、热爱野生动物和大自然。

王大军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