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分析还原：历史语境和母题

对文本唯一性来说，微观分析固然相当关键，但是也有相当的局限，过分拘泥也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切事物固有的性质固然在其内在矛盾之中，但是，内在矛盾又与外在语境密不可分。从理论上来说，对一切对象的研究的最起码要求就是把它放到历史环境里去。不管什么样的作品，要作出深刻的分析，必须放到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历史）中去，还原到产生它的那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气候中去。但是，历史背景是分层次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的背景毕竟是外部的，因为对于不同作家都是一样的。历史的还原，必须还原到作品的唯一性中去，因而微观分析的最后不能不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放到宏观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达到最高最深的层次。艺术感知还原、逻辑还原和价值还原，都不过是分析艺术形式的静态的逻辑的方法，属于一种初级的、入门的方法。入门以后对于作品的内容还要有动态的分析，因而需要更高级的方法，就是“历史还原”。不管什么样的感知、逻辑和价值，都是离不开历史的，都不能不包含在历史的还原之中。最为常见的是作家特殊的精神史。在中国有几千年的“知人论世”传统，用作家的生命遭遇来说明作品的特征，虽然也有穿凿过甚的偏颇，但是也有相当合理的成分。在李白的《下江陵》中，“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表现的是李白归心似箭，分析时不能不提到他生命中一次重大的危机和突然的转折。那就是参与永王璘幕府，永王失败，李白系狱浔阳，被判流放夜郎，在政治上、道德上几近破产，据杜甫诗曰，弄到“世人皆欲杀”的程度。幸而中道遇赦，因而才兴奋到有实际上绝对不可能的速度和安全感知。当然，这样的传记式分析可能并不是最深刻的，而且弄得不好会陷入中国古典诗话所谓“穿凿”和美国新批评所谓“意图谬误”的歧途上去。

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焦点还在于还原到当年的文学语境中去。困难在于，语境是浩瀚的、纷纭的，对于具体分析来说是缺乏操作性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把作品放在同一母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因为同一母题提供了现成的可比性。通过历史母题的还原和比较，就不难超越作家精神史的局限，梳理其在母题系列中的定位，从而发现其在母题史中的突破或倒退了。关键是内在的、人物内心情智探索和表现的进展，比如，将武松打虎还原到英雄母题中去：从力量和勇气来说，他是超人的；但是从心理上说，他又是平凡的，和一般小人物差不多，英雄化和平凡化统一了。分析到这个层次，可以说已经相当有深度了。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中国古典小说的英雄母题中去，就会发现这相比早于《水浒》的《三国演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三国演义》中，英雄人物是超人的，罕见平凡的一面。他们面临死亡和磨难是没有痛苦的：夏侯惇眼睛中了箭，大叫一声，连眼珠都拔出来，作家并没有写到他的疼痛感；关公刮骨疗毒，虽然刀刮出声音来，他仍然面不改色。没有武松那种没有见老虎，大吹怕老虎的不是“好汉”，见了老虎就出冷汗，活老虎打死了、死老虎却拖不动的局限，也没有下山以后，见了两只假老虎，信以为真进而悲观失望（“此番罢了”）的心理。

《西厢记》中“赖简”一折很精彩，将其还原到爱情母题史中，就比较易于分析出其突破。莺莺明明爱上了张生，主动写诗约人家跳墙来幽会；但等人家来了，却把人家大骂一顿轰走；人家垂头丧气走了，她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虽躲躲闪闪，终于还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了。这不但在中国戏剧文学史上相比于一见钟情、生死不渝的模式是一个伟大的独创，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大突破，其对女性心理表层和深层矛盾的揭示，比晚了三百年的莎士比亚（1564—1616）笔下的朱丽叶要深刻多了。在王实甫以前甚至以后的中国戏剧和小说中，爱情常是美化、诗化、浪漫化的。美好的爱情总是善的，但是在王实甫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奇观：虽然是不守信用的，美和善错位了，却是深刻的。如果崔莺莺很善，很守信用，把人家约来就和人家好上了，那还有什么好看，有什么性格之美的发现和创造呢？当然，《西厢记》从爱情母题的发展中看，也不是没有败笔，那就是追随董解元，把元稹小说原作《莺莺传》中的张生后来对崔莺莺的遗弃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这是在当时就已滥俗的公式。《简·爱》把英国小说传统中美人和高贵男性的爱情变成了相貌平平的女人和一个失明的男人终成眷属，这种对母题的突破，就是文本唯一性的索引。

探究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层层具体分析中步步紧逼的，第一层次的具体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暂时式定义，后续的每层次的分析都使其特殊内涵递增，也就是定义的严密度递增，层次越多，内涵越多，则外延越少，直至最大限度地逼近唯一文本。

文本特殊的唯一性只有凭借这种系统的层次推进，才有可能得到揭示，解读的有效性才有可能提高。不论是反映论还是表现论，不论是话语论还是文化论，不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还是美国新批评的悖论、反讽，无不囿于单因单果的二元对立的线性哲学式思维模式，文学解读的无效、低效似有难以挽回之势。西方对之徒叹奈何，时间已长达百年之久，到后来居然发出“文学并不存在”的咄咄怪论。文论危机到如此严峻的生死存亡地步，为两千年来所未有，而举国论者不察于此，却执著于对之作疲惫追踪，殊不知此乃天赐良机，正是我们结束百年来对西方文论洗耳恭听的历史的大好时机。让我们从西方人失足的地方出发，凝聚起民族最高的智商，建构自己的文学文本解读学，在思想的奥林匹克竞赛中，在西方人世袭的领地争一日之长短。

我们的任务是，不但要建构文学文本阅读学，而且要在文学创作论和文学阅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挑战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学派的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