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学理论界冲破了封闭性的蒙昧，享受了放眼全球的兴奋，在强烈的落伍感的驱迫下，把最大的热情献给了西方理论，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论被当作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引进，国人表现出强烈的饥不择食的贪婪，新潮理论更新速度之快，可能创造了吉尼斯纪录，这可以从急于改变弱势文化处境的心态中得到解释。80年代的“新名词大轰炸”的实质乃是抢占话语的制高点，在话语解放中体验节日的狂欢，由之而产生的最乐观的预期乃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最短的时间内与世界文论最高水平接轨，在与学术前沿的平等对话中，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更新和建构。然而，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乐观主义多少带着空想的性质。严酷的实践摆在面前，即使能够在国际会议上或者在国外所谓的“权威刊物”上发表几篇论文，即使中国文学理论完全按照西方“学术规范”呈现，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论获得了和西方文论平等对话的地位。原因并不一定是中国人在智商上绝对处于劣势，而是在心理上自甘被动，一味俯首帖耳，以代西方权威立言为荣。平等对话的起码要求，乃是有话可对，也就是具有自己的、不同于对方的话，如果所说和对方一样，那就是废话。问题在于许多热闹非凡的话语都不是自家的：问题是人家的，大前提是人家的，方法也是人家的。将西方文论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充其量不过是为之举出中国的例子而已，按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举符合论点的例子，不管多少也不能起证明作用，最多只是说明而已。一味采取这种顺从而不是挑战的姿态，这就不成其为对话，而是仆从对主人的“喳！”。

西方文论中，不管什么流派，均以对权威的质疑挑战为荣，故天马行空，以原创性和亚原创性为鹄的，我国学人则鲜有把西方权威当作对手（rival）进行质疑和挑战者，故只能爬行，疲惫地追踪。在这一点上，倒是美国人比我们清醒，他们从欧洲引进大量思想资源以后是有所反思的。刘亚猛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起，被我国理论界奉为圭臬的美国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欧洲大陆大规模引进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结论：

理论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超脱大度”（impersonal and universal），而是跟它萌发生长的那个语境所具有的“独特时、地、文化和语言”盘根错节、难解难分。又如，在将理论从其“原址”迁移到一个陌生语境时，人们不管费多大的劲总还是无法将它从固有的“语言和文化根基”完全剥离。“那些试图吸收外异理论，使之在本土发挥新功用的人引进的其实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使之服务于某些异己利益，产生破坏性效果。”[1]

我们引进的那些西方理论，我们热情追随的“大师”，是不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呢？是不是“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对我们的理论建构“产生破坏性效果”呢？这些都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乔纳森·卡勒说过，作为理论，其本身的准则就是反思。难道我们接受乔纳森·卡勒就不该反思吗？而反思的起码条件就不是俯首帖耳，而是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冲着西方文论进行反质，提出西方人没有提出的问题，迫使其接招、就范，此乃改变一代人被动状况的唯一道路。

西方文论所表现出来的智商被认为可以列入当代最高层次。这一点是否毋庸置疑，姑且不论，和他们对话必须有相应档次的智商，则可以肯定。但是，“最高层次”是一种多方面的组成，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是绝对平衡的，其不平衡性正是我们应该分析的重点。最明显的乃是在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西方发挥到极致，这是他们的强项，这一点也可能是世界的共识。要和他们的强项对话，对之发出质疑和挑战，难度是比较大的。在这方面，国人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怀着最大的耐心期待着震撼性的成果。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弱项呢？我们相信，没有一种学术文化群体是没有弱项的。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在文学审美价值方面表现得极其软弱。第一，号称“文学理论”却宣称文学实体并不存在，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导论》中对此都表达得很是坦然。美国一位文学理论刊物的编辑W.J.T.米彻尔更是坦言：

现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2]

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刊物编辑，他当然反对文学理论已死的说法，但是他反对的理由却是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已经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影、电视、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

这样的辩解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既然不是因为在研究文学上有什么新成就，而是因为研究了其他文化现象，那还有什么理由叫它文学理论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正给人以文学理论本身已经走进死胡同的感觉。中国俗话说，不管它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位美国人却说，我的猫虽然不能抓住老鼠，但它代替了狗看门，所以也是好样的。可是，这样的猫还能算是好猫吗？不会打仗的部队可以去屯田，庄稼种得很出色，但上了战场就望风披靡，能算是精锐之师吗？对于文学理论的这种现状，除了用“危机”，很难用任何其他话语来概括，这样的危机对于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来说即使不敢说是绝后的，至少也可以说是空前的。无视于西方文学理论如此之危局，就看不到我们的机遇。第二，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宣称，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一筹莫展”[3]是宿命的，因为文学理论只在乎概念的严密和自洽，并不提供审美趣味的评判。第三，他们绝对执著于从定义出发的学术方法，当文学不断变动的内涵一时难以全面概括出定义，便宣称作为外延的文学不存在。事实上，由于语言作为声音符号的局限性，一切事物和概念的内涵都有定义所不可穷尽的丰富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决外延的存在。第四，他们的理论预设涵盖世界文学，可是他们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却一无所知，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他们的理论雄心是不相称的。最后，西方前卫文论往往隐含着悖论，用西方辩论术中的“自我关涉”法来反诘，就不难发现其致命的硬伤。例如，前卫理论在哲学上是相对主义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就露出了矛盾：一方面他们的相对主义是毫无例外的，也就是绝对的；另一方面这种相对主义却要以不包含他们的相对主义在内为前提才能成立，那就是有例外的，不可能是绝对的。这种蜻蜓吃尾巴的现象比比皆是。解构主义认为解构是普遍的原则，但其本身却享有豁免权，超越于解构原则之外。现象学论断一切观念都不是客观的，而是有主观意识渗透的，因而都要“悬搁”起来，从而“去蔽”。然而，“悬搁”既然是普遍性的方法，就应该包括“悬搁”在内，其结果只能是“悬搁”本身就应该被“悬搁”。同样，德里达宣言“作者已死”，作为普遍规律，则应该包括德里达本身，但是，德里达宣言“作者已死”的前提就是他自己作为作者是吃了不死药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西方文论失足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里对他们的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美国新批评，从文学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读者中心论到叙述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批判，在他们徒叹奈何的空白中，建构起文学文本解读学，提出他们想象以外的问题，概括出他们不能概括的范畴，驾驭着他们所没有的理论和资源，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他们对话，在文学文本的解读方面和他们一较高下，迫使他们也洗耳恭听一下我们的声音，也许正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好机遇。

本书的写作缘起，始于孙彦君博士的导师赖瑞云教授的提议，在写作过程中于学术资源方面也得到赖教授诸多无私帮助。本书作者之一博士生孙彦君执笔写作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九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孙绍振执笔了其余章节，并运用了孙彦君博士论文中的一些观点和具体分析，最后共同进行统稿。

本书写作过程中，还从陈一琴先生所辑《聚讼诗话词话》中获得了大量学术资料。在查找核对文献方面，汤化副教授、冀爱莲博士热情地做了许多繁杂的工作，毛翰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对定稿做了极其细致的校阅，在此一并致谢。

2012年12月7日写毕
2013年10月3日改定

[1] 刘亚猛：《理论引进的修辞视角》，《外国语言文学》2007年第2期。

[2] 〔美〕W.J.T.米彻尔：《理论死了之后》，李平译，载文化研究网站，2004年7月26日。

[3]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