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文化空间

北京同中国摇滚音乐之间具有难以割舍的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很多的摇滚乐队诞生并活跃于北京，因此北京可谓中国摇滚乐的大本营；另一方面，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其政治意义和传统文化色彩又同叛逆的摇滚精神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

摇滚电影中的北京，包括普遍性和地标性两种空间。电影中的北京，一方面具有现代化城市的一般特征，很多建筑和街巷构成了普遍性的市民空间，电影中再现的空间并不具有城市地标的识别性；另一方面，紫禁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空间以及部分商场、地铁等现代空间具有鲜明的识别性。总体来说，无论是普遍性抑或地标性的空间，摇滚电影所再现的北京具有两面性的特征：一面是传统而古典的；另一面是现代而时尚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相互交织，构成了这些摇滚电影中多样性的北京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而不同电影在塑造两种空间时运用了不同的手法和技巧，我们以三部电影为例展开分析。

例如《头发乱了》，以现实和记忆两个时空来对应北京空间的双重特征——现代性和传统性。电影在表现童年记忆的画面中，主要展现的北京建筑有旧砖瓦和四合院平房等；而在展示主人公长大后的生活时，场景几乎是商场、地铁等生活空间。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在区隔现实与记忆的同时，也表现了北京飞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胡同和四合院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的载体，同现代化的空间构成一种对峙的张力。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叶彤（孔琳饰），对于现代化的都市发展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与不适感，于是记忆中传统古旧的北京空间成为她怀旧与疗伤的对象。尤其在影片结尾处，叶彤在离开北京前演唱了告别歌曲《梦缠绕的时候》，伴随她的歌声，电影画面由很多快速镜头剪切而成，画面内容是火焰烧毁仓库、胡同被拆毁，以及推土机将断壁残垣推倒的镜头。这一具有MTV式风格特征的段落，展现了北京飞速的城市化进程“推倒一切”的破坏性，而作为画外音的摇滚乐则表达了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青年一代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要挥别旧城市和旧时代，另一方面对新城市和新时代又充满了深深的困惑与迷惘。

又如《北京杂种》，以不同种类的器乐来隐喻北京空间，营造出画面和声音之间的张力。电影刻意用扬琴、古筝与箫等传统民族配乐来表现紫禁城旧城墙下行走的人们，而以重金属摇滚来表现高楼大厦和熙来攘往的汽车。借由这样的音画对位手法，电影表达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城和北京人在传统和现代两种力量角逐之下的状态。在影像风格上，《北京杂种》以一种纪实性的拍摄方式，主要呈现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及由街巷两旁的人群构成的市民空间。影片一开始就展现了马路上匆忙行驶的汽车及在夜晚由汽车灯光所构成的一条条弧线，继而镜头转向北京城内四处正在拆迁的旧建筑和破旧的居民楼。反衬这一场景，电影以重金属摇滚来映射现代化的城市发展特征。另外，电影里紫禁城的琉璃瓦、角楼和高墙下行走的群众、胡同里下棋攀谈的老人等镜头极富有生活致趣而激昂高亢地表达出强烈抒情化、诗意化的效果。纪实性的影像一方面大大削弱了电影的戏剧性特征；另一方面在画外音的配合下又表达了导演的意图。

再如《北京乐与路》，在表现北京的传统特征与现代特征时，选取了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影片一开始，在美国读书的中国香港人迈克尔（吴彦祖饰）来到北京，用DV记录下城市的生活空间。于是电影以一种“后设”的方式介入主线叙事，以迈克尔的视角和声音讲述“北京的故事”（见图1.2）。迈克尔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不仅目睹了繁忙的立交桥、拥挤的自行车、林立的高楼大厦等他所熟悉的现代都市意象，而且拍摄了卖冰糖葫芦的小贩、街边剃头理发的师傅、养鱼遛鸟下象棋的老人等对他来说较为陌生和新鲜的市民生活。而在这两种空间中，导演还刻意穿插了酒吧中嘈杂的摇滚歌手表演镜头，令其既成为这一段落的画外音，又增添了叛逆性、边缘性的第三种空间形态。借由外来者的视角和声音，电影营造出一种充满了新鲜感的“异域风情”的北京城市空间。

图1.2　《北京乐与路》片头的“后设”叙事与充满“异域风情”的北京空间

以上三种不同的手法，无论是纪实性、碎片性还是后设性，都塑造了兼具传统和现代两种不同气质与特征的北京文化空间，也都表达出对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焦虑与迷惘。而《长大成人》和《周末情人》等电影，也有意识地安排了两种空间：一种是四合院和胡同里的传统生活空间，它们往往是主人公居住的空间；而另一种是商场和迪厅等现代生活空间，包括大街两旁的广告牌、霓虹灯以及酒吧、录像厅等；它们构成了消费性的娱乐空间。对于电影情节来说，这两种空间功能分工明确，共同构建了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城市影像。而与影像相配合，电影中作为画外音的摇滚乐，都构成了同画面之间的对位关系，不仅增强了北京城市文化空间的杂糅性，而且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力量强化了对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