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最晚近的巨变与中国对外战略》：全球治理和开明秩序面对的危险[2]

一

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以一种急剧的方式，全球治理和全球开明秩序面对严重危险，[3]即使——让大多数中国人和发展中世界亿万大众重申——关于怎样的秩序才是真正开明的秩序可以有颇为不同的主张。惊诧甚至惊恐导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著名专栏作家疾呼：“民粹主义信条以民族主义取代爱国主义，鼓励人们蔑视传统机构。任何所谓‘专家’都在与精英勾结。每个人都有权构建自己的‘事实’。大企业、银行、全球化（叫它什么都行）都是白人工薪阶层的敌人。沿这方向只要再走几步，就会把我们带回到上世纪30年代‘犹太人的阴谋’。”[4]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力量在挑战甚而倾覆“锚泊于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球治理构造”？[5]

有如上面注1内所引的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提示，必须将自由主义精英本身视为根源意义上的首要挑战者，他们以冷战后美国绝大多数行政当局、发达世界跨国资本、主流大媒体和精英自由派学者为主干，首先在美国。是他们以一种充分辩证因而大为讽刺性的方式，危害了他们自己溺爱的、从中得益、以致放肆滥用了的自由主义国内和国际秩序，而这秩序本身就有深刻和广泛的易受滥用性。他们多年来以自私、傲慢、盲目和殆无节制的挥霍疏离了他们国内的那么多“草根民众”，尤其是“白人草根”，还有世界上那么多其他民族！2008年秋季爆发的非常广泛和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已经以经济金融方式对他们发出再清楚不过的警告。然而，他们的盲目和其他恶习竟使之差不多如同过眼烟云，以致非得以英国全民公决脱欧和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并且获胜这样的政治/社会方式，才能震醒业已失败的他们。一句话，全球既有秩序——在自由国际主义精英们那里的全球开明秩序——已经或至少正在失去它的一个极重要条件：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国内社会基础，甚或政治基础。

二

正是首先在这样的根本生态之中，世界正面对“特朗普风暴”。虽然由于他本人都始料不及的严重的种种国内制约和反弹，这风暴尚远未能充分肆虐。已经非常明显和无可置疑，特朗普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开始，到赢得白宫总统宝座，甚而直至当今，从未对美国的宪政民主制显现过真诚的尊敬，从未对以颇大程度上的社会取向多元化和宽容为特征的当代美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做出过真诚的呼应，也从未对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贸体制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国际和跨国合作表示过真诚的赞许。无论一个人如何定义这里的“开明”，他无疑是全球开明秩序的克星。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表明，世人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大致一直熟悉的世界面临严重危险。什么是这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世界绝大多数重要国家以其基本政策赞护的愈益增进的全球化，还有愈益增进的全球化在世界各处粗略而言大致比较有益的经济效应甚或社会效应；在这个世界里，很广泛地存在着相信上述这两点的意识形态信念，或者说有占显著优势的全球开明政治文化；在这个世界里，不仅中国怀抱主要出自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自信，而且各发达国家也怀抱自信，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前相当充分；在这个世界里，大国之间的关系大体而言相对稳定，而且比较互容和协调；在这个世界里，从战略心理和军事态势上说，美国不那么神经质，中国不那么激进，俄罗斯不那么不顾一切（desperate），日本不那么“修正主义”。

现在，所有这些都已改变，或者正在显著地改变！换句话说，世人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熟悉的世界已经大致结束，或者至少正在结束。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特朗普当选后几天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首次，强国和新兴国家同时迷恋种种不同类型的沙文主义……拥抱一种悲观主义观点，即对外事务往往是零和游戏，在其中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争。此乃大变，缔造一个更危险的世界”。[6]

与发达世界内部，尤其是美国内部的“变天”趋向同时，挑战全球治理得以维持和推进的全球开明秩序的力量还有俄国，由喜爱冒险但颇有战略意识的[7]普京总统掌控，不时对西方以及东欧和中亚邻邦表现出咄咄逼人，甚至往往看似不顾一切。不仅如此，同属这类挑战和倾覆力量的，还有一个总的来说动荡不已的伊斯兰世界，特别在交错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宗教政治断裂带中东、北非、西亚以及南亚东南亚部分地区，那里亿万人口严重疏离“现代性”和无论何种世界秩序，但仍固守或渴求恢复其传统的自豪和根本信念。[8]

三

需要再度强调，全球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是全球秩序动荡和“裂变”的重要动能和表现，全球治理的困难由此就更可理解。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一方面仍需要努力推进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合作，另一方面需要考察全球逆动倾向，认识到单独一国不是足够的全球化国际秩序（或至少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器和顶梁柱。如果缺乏这认识，或这认识不足，那么中国的有关宏伟言辞与可行实践之间的差距就必然加大，从而损及中国的国际可信性。坦率地说，当今中国对全球秩序有其复杂的意向，它既来自全球局势的复杂性，也来自中国利益和信念的复杂性。当今中国在全球和国际体制性秩序（institutional order）中的基本态势首先是合作者，其次是温和和渐进性的改革者，最后就少数不同的重要问题是保守者，就另一些则是激进者；与此同时，当今中国在全球和国际权势政治秩序（power structure）中的基本态势却首先是激进者，其次是多少有些激进的改革者，而后是有所选择的部分的合作者。这两方面总合起来看，就有一大基本差异和内在紧张。

一定意义上远更重要和深刻的，是回过来强调前面的一个基本论点：全球既有秩序，至少是大致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或正在失去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基础，甚或政治基础。这就表明，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改造更新，从而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已经反复提倡的那样，在比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上变得比较公正，比较均衡，而且也需要多少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愤怒做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这后一点，是中国多年来一直认识大为不足、举措过慢过微的，而现今我们正在就此面临急剧的冲击和考验，首先是几乎急剧到来的中美贸易对抗。这也表明，当今头号新兴强国对头号既有强国这“经典”国际政治问题不仅是国际间的权势转移问题，也是国际间的广义的财富转移问题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内社会政治裂变问题。不经过首先是中国可做的适当调整，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下去。

在目前世界大局势复杂能动、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中国在战略实践中除坚决阻止和回击对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伤害外，首先要“保底”，在“保底”的前提下审慎地积极进取，无论在“战略军事”还是在“战略经济”方面都须如此。“保底”，就是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鉴于中国当前的总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国内的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近乎压倒性的战略重心。

此外，还需要有如下四大战略。第一，针对特朗普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时段内疏离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区域的盟国、准盟国和战略伙伴，中国应坚决确立基本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本着很大的决心和支付必要代价的意识，争取显著改善与美国的这些现有伙伴的关系，争取大幅度地优化中国在东部和东南部周边的战略性外交。第二，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中国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相应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将贸易和投资上已持续多年的“走出去”大热潮适当地冷静化，较严格地抑制中国资本过度外流和严重的入不抵出。这对“一带一路”也是适用的。第三，中国虽然仍要继续建设自己的战略性军事能力，但必须改变就此过分地公开宣扬的近年习惯做法，从而避免军事力量越强则外部反应越大、潜在树敌越严重的“效应彼此抵消”局面，同时积极考虑与美国进行初始的军备控制谈判，以局部调整中国战略军力建设换取抑制美国战略力量的全面技术更新。第四，如上所述，中国需要多少考虑到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愤怒作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既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为此首先需要切实和加快优化中国的进出口基本结构，显著减少贸易顺差，同时言行一致地真正大幅度加宽中国市场准入。总之，问题涉及中国内外基本方针的较大幅度优化性调整。

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自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直到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举行前夕，中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主要以伴有种种强硬行动的张扬和扩展为特征，从中国的视野看导致对中国本身的种种正面和负面效应。然而，即使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前，国内外基本形势已经有所改变或正经历改变，它们对中国在同一个区域的战略行为方式造成促其温和化的影响。尽管如此，特朗普的当选和初始执政在下述意义上仍是个转折点：他给中国带来深切担忧，继而又带来意外愉悦，而这两者都进一步显著加强了中国战略态势的变迁。近乎全面的迹象表明，中国当前时期已经在大幅度地广泛调整关于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政策，使之与先前一个时期相比空前地温和化。从战略上说，这一变迁的性质应被认为是从中国的较长远总体利益出发延宕克劳塞维茨式“胜利的顶点”（the 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因而非常重要，也必定非常有效。

四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代。可以肯定，十九大以后，考虑到前五年来已经在做的，中国对外政策方向将以较长期地说三个“更为大力”为特征：（1）更为大力地拓展和深化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包括在某些经选择的领域谋求中国的引领作用；（2）更为大力地争取中国在亚洲大陆甚而更多区域的经济优势和外交优势，加上与此相连的在经选择的某些地区或要点上的战略存在或影响；（3）更为大力地争取迟早确立中国在西太平洋西部（即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之间的广阔海域洋域）的战略/军事优势。

放眼全球，比较中外，可谓中国大治，美国、西方和世界某些地区大乱，世界秩序变动不定，世界形势除上面两个基本状态外大致扑朔迷离。因此，长期来看，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澄清底线，继而守住底线，首先将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继续提升中国的实力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操作能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纲争取实现中国国家力量和社会健康的重大升级，从而为世界秩序的进步性转型提供一项最重要的积极条件。然而，谋远求近，不尽可能恰当地应对当前的重大紧急状态，就谈不上争取尽可能好的未来。很清楚，这样的紧急状态当前就是中美贸易对抗问题和朝鲜问题，因而眼观全局和变繁为简地概览和透视这两个问题上的基本形势甚为紧迫，由此构设和实施恰当的战略方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