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实践

1. “编写某一时期的文学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关于叙述的问题：我们需要辨出一种传统惯例的衰退和另一种传统惯例的兴起。为什么这一传统惯例的变化会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发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用一般的术语是不能解释的。有人提出过一种解答，假定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旦达到了某种枯竭的阶段时，就会要求产生一种新的准则。……有一种解释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之于外在的干预和社会环境的压力。每一次文学传统的变革总是由想要创造他们自己艺术的一个新阶级或至少一批崛起的新人所引起的。”

（韦勒克《文学理论》）

2.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从内部’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个文学过程中的辩证发展。”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多出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上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

（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

3. “实际上，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从根本上是通过也许是有意识地、策略性地误读，引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来突破新民主主义的评价标准，扩大和拓展现代文学的范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之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改变。而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取代，则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被‘现代化’的文学实践所取代的结果。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概念，才产生了‘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使曾经分裂的现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史在‘现代化’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但是，文学史分期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却并不意味着摆脱了旧有的文学史格局，更重要的是，并不意味着真正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缠绕与控制，而是相反，它受制于新的意识形态的实践，是新的意识形态的表述。”

（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政治学和文学》）

结合以上材料，并联系相应的文学史写作，考察“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叙述观念变化的原因及其内在的本质，思考这种内在的本质性与历史叙述尤其是文学的历史叙述的本质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借此深化对“文学史”自身的理解和对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演化发展的认知。

可采取学术札记的形式，把对以上问题的思考结构成篇，更为成熟的思考可以写成论文；也可以采取学术讨论的形式，组织老师、同学共同参与论争，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学术氛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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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家建《建立“文学史学”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第27页。

(2)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0页。

(3) 关于曹禺的《雷雨》的解释，可参阅《雷雨·序》：“《雷雨》是为什么写的，……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引自《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6页。

(4) 我同意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对当时文学对象的估价。他正确地指出，当时的新文艺对象不是工农劳苦群众，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驳斥一些“革命文学”倡导者时说：“什么是我们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或许有人要说：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是的，我很愿意我很希望，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能够’做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但是事实上怎样？请恕我又要说不中听的话了……你的‘为劳苦群众而作’的新文学是只有‘不劳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阅读了。你的作品的对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引自《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期。

(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07页。

(6) 我对这里所指的“五四”运动的理解，不单是限指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而是泛指“五四”运动前后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

(7)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

(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9)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10) 曾小逸《论世界文学时代》，《走向世界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11) 参见毛姆《刀锋》第6章，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12) 参见《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 在本文中，辛亥革命的时间界限是1902年/1903年间至1912年袁世凯夺得政权。

(14) 陈独秀当时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节问题。”（《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

(15) 参见《文学革命论》。

(16) 致章士钊信，载《甲寅》1卷10号，1915年10月。

(17) 参见《文学革命论》。

(18) 在这里，我想说明：“改良派”也要求变革封建专制制度。他们提出的君主立宪方案，是世界历史上有成功先例的资产阶级政治蓝图。他们所保的光绪帝载，确是满洲贵族集团中的思想开明者。“改良派”与“革命派”同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

(19) 这个思想启蒙运动不但有“政治思想”的启蒙，也包括提倡“道德革命”“家庭革命”“三纲革命”“女权革命”等内容。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进展。例如：有的同志在列举了本世纪最初几年进步报刊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大量材料之后，写道：“把这些文字同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青年》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何等相似！我们甚至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基本特征……早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最初阶段都已初见端倪了。”（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收入《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在政治上是以进行民主革命为中心，在思想上是以反孔反封建传统思想为中心。就这个反孔反封建传统思想而论，是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而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前驱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收入《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20) 近代诗人马君武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寄南社同人》。

(21) 参见《文学革命论》。

(22) 鲁迅：“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摩罗诗力说》）“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文化偏至论》）

(23) 参见《文学革命论》。

(24) 例如，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的著名论述。

(25) 嘉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30页。

(26) 不但邹容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柳亚子亦以“马前卒”自励，王无生愿做“小说界中马前卒”……

(27) 《新年乐》，原载《杭州白话报》2年7期，见《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上册），第42页。

(28) 参见《文学革命论》。

(29) 《答曾毅》，《新青年》3卷2号。

(30) 《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8号。

(31) 她说：“只听凭着此时此地的思潮，自由奔放，从脑中流到指上，从指上落到笔尖。微笑也好，深愁也好。洒洒落落自自然然地画在纸上。”［《文艺丛谈（二）》，《小说月报》12卷4号］

(32) 他说：“文艺家从事创作，不是要供人欣赏，他是所谓‘无所为而为’。……只要他心以为然的，他就真诚地表现出来。”［《文艺谈（六）》，原载《晨报附刊》，见《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33) 林如稷《编辑缀话》，《浅草》1卷1期。

(34) 沈雁冰《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

(35) 从皈依政治到注重思想，从反映社会矛盾到发掘精神矛盾，是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文学变革的重要方面，已在另文论及。

(36)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37) 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1卷），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38)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39) 马君武《寄南社同人》。

(40) 在辛亥革命时期，有几部“谴责小说”取得了较高成就，但大多数小说作品描写粗糙、形象僵硬、篇章冗赘。而诗歌，不像小说那样忌讳宣传意图，只要这“宣传”中有真实的激情腾涌。因此，当多数小说由于粗浮显露的政治宣传意图而丢失其艺术价值的时候，在诗歌创作中，仍然保留着作者们良好的艺术素养，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

(41) 周实《无尽庵遗集·诗话·卷一》。

(42) 柳亚子《天潮阁集序》。

(43) 周实《无尽庵遗集·诗话·卷一》。

(44) 江《丘仓海传》，见《岭云海日楼诗钞·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28页。

(45) 于右任《大风诗》“大风先生歌大风，云扬风起中原中……”载《民声丛报》第1期。

(46) 周实《无尽庵遗集·诗话·卷一》。

(47) 钱基博说，南社“多叫嚣亢厉之音”。（参见《现代中国文学史》）

(48) 见《柳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49) 《茅盾文艺书简》，《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

(50) 郭沫若《〈柳亚子诗词选〉序》。

(51) 参见《天梅遗集·卷三》。

(52)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4年订正再版，第89和91页。

(53)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引，《英国文学史》，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3—34页。

(54)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

(55) 从皈依政治到注重思想，从反映社会矛盾到发掘精神矛盾，是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文学变革的重要方面，已在另文论及。

(56) 谢曼诺夫《鲁迅的创新》，《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57) 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

(58)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59)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60) 原载《新诗》第2期（1937年7月），引自《冯文炳选集》，冯健男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

(61) 参考刘若愚（James J. Y. Liu）, 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 N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李商隐诗论，九世纪的中国巴洛克诗人》）（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第160页。

(62) 举例来说，《诗经·魏风》里的《陟岵》篇即以此母题起头：“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在不同的语境里，王靖献（Ching-hsien Wang）在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钟与鼓：〈诗经〉的套语与口传诗歌传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里也谈到登高的母题（第64页）。到魏晋时代这个意象已出现在许多诗人（如阮籍、张华、左思、陆机、谢灵运和谢朓）的作品里。

(63) 有关此传统在唐诗中的体现，参考Hans H. Frankel,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Past in T'ang Poetry" （《论唐诗中的怀旧》），载Perspectives on the T'ang（《唐代论文集》）（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345—366页。关于该传统在唐代前后的发展，参考同作者的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李花与宫女：中国诗歌论》）（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第113—127页。

(64) 载《新青年》第2期5号（1917年1月），第1—11页。

(65) 参见陈敬之《新文学运动的阻力》，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66) 有关废名的诗评，参考他的《谈新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有关他与道家和禅宗的因缘，参考《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第287—290页；李俊国《废名与禅》，《江汉论坛》（1988年6月），第56—88页；奚密《废名的诗与诗观》，（台湾）《文讯》第32期（1987年10月），第182—187页。关于废名的生平，参考《冯文炳选集》，冯健男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郭济《梦的真与美——废名》（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7) 废名 "Oh Modern Chinese Poetry: A Dialogue" （《新诗对话》），载Harold Acton and Shih-hsiang Ch'en（陈世骧）编译，Modern Chinese Poetry（《现代中国诗选》）（New York: Gordon Press, 1975），第42页。这篇采访不同于中文的《新诗问答》。后者原载《人间世》第15期（1934年11月15日），《冯文炳研究资料》，陈振国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40页。

(68) 参见Donald Holzman, "Confucius and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孔子与中国古典文论》），引自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中国文学思想：从孔子到梁启超》），Adele Rickett编（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第35页。

(69) 参见Hans H. Frankel, "T'ang Literati: A Composite Biography" （《唐代文人：一个综合性小传》），Confucian Personalities（《儒家人物志》），Arthur F. Wright & Denis Twitchett编（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第65—83页。

(70) Mau-sang Ng（吴茂生），The Russian Hero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现代中国小说里的俄国英雄》）（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第44页。

(71) C.T. Hsia（夏志清）， "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as Advocates of New Fiction" （《新小说倡导者严复与梁启超》），《中国文学思想：从孔子到梁启超》，Adele Rickett编（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第221页。

(72) Mau-sang Ng（吴茂生），The Russian Hero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现代中国小说里的俄国英雄》）（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第54页。参考Theodore E. Huters（胡志德）， "A New Way of Writ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China" （《新的写作方式：晚清的文学可能性》），载Modern China第14卷第3期（1988年7月），第243—276页。

(73) 梁文星：《现在的新诗》，《诗论》，夏济安编（文学杂志社，1959年版），第47页。虽然该文以笔名发表，但是宋淇称，吴兴华从未用过这个笔名。可能是《文学杂志》的编辑考虑到当时台湾对大陆作家的书禁而加上去的。

(74) Shih-hsiang Ch'eh（陈世骧）， "Metaphor and the Conscious in Chinese Poetry under Communism" （New York &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第41页。

(75) Charles Hartman, 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韩愈与唐代的合一理想》）（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第211—224页。

(76) 王独清《谈诗——寄给木天，伯奇》，《独清诗选》（新宇宙出版社，1931年版），第76页。

(77) 纪弦《纪弦自选集》（黎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312页。

(78) 梁宗岱《谈诗》，《人间世》第5期（1934年11月）。

(79)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红楼梦评论》（黾勉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80) Pual Valéry, "Pure Poetry" （《纯诗》），载The Art of Poetry（《诗艺》），Denise Folliot译，T.S.Eliot导言（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8），第184页。

(81)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的位置》，《王观堂先生全集》（大同出版社，1970年版），第5卷，第1831页。参考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王国维思想传》）（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柯庆明《中国文学批评的两种倾向》，《现代中国文学批评论述》（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274页。

(82) 朱光潜《谈美》（德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第13—31页。

(83)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淑馨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84) 鲁迅《文艺与革命》，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4页。

(85)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引自《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张若英编（光明出版社，1934年版），第323页。

(86) 冯至《十四行集》（明日出版社，1942年版），第3—4页。

(87) 参考刘若愚，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中国文学理论》）（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第44页。

(88) 许慎《说文解字》（世纪出版社，1979年版），第297页。有关“文”的字源，参考刘若愚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中国文学理论》）（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第7—8页、第36页。

(89) Richard Wilhelm,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易经》，Cary F. Baynes 英译（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第220页。

(90) 《杨牧诗集Ⅰ：1956—1974》（洪范书店，1978年版），第68页。

(91) 参考俞平伯《社会上对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原载《新潮》第2期第1号（1919年10月），《中国现代诗论》，第2卷，杨匡汉、刘福春编（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卷，第25页。

(92)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原载《诗刊》，第1期1号（1931年1月20日），引自《中国现代诗论》，同上，第142页。

(93) C.H.Wang（杨牧）， "Poetry Ablaze, and Ambiguous" （《燃烧与晦涩的诗》），Caliban, 第1期（1986）：第50—53页。

(94) 徐玉诺《将来之花园》（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91—92页。又参见罗青对该诗的分析，载《从徐志摩到余光中》（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97—99页。

(95) 林泠《琳泠诗集》（洪范书店，1982年版），第59—60页。

(96) Yi-tsi Mei（梅贻慈）， "Tradition and Experiment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与实验》），载Indian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Oriental-Western Literary Relations（《印第安那大学东西文学关系研讨会论文集》），Horst Frenz & G. L. Anderson编（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55），第114页。

(97)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

(98)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0页。

(99) 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将1949至1978年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为“当代文学”，认为“它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和独立研究的意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笔者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也持相同观点。

(100)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现代美感特征等时，暗含着将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当作“异质”性的例外来对待的理解。如关于文学的“悲凉”的美感特征的举例，从鲁迅的小说、曹禺的剧作等，便跳至“新时期文学”的《人到中年》等。唯一例外的是老舍的《茶馆》。

(101) 本文依照《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称之为“当代文学”。

(102) 韩毓海在《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中说：“他们的用意都不在于建立一种多元有机的文化秩序，而在于‘冲破’一切有机的结构而走向一种文化的统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103) 郭沫若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8—39页。

(104)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香港）第1辑，1948年。

(105)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写于1949年10月初。

(106)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到1949年前夕，系统阐述总结了革命文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著作主要有：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1946年）、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年）、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1948年），以及茅盾、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新的人民的文艺》。

(107) 赵树理是唯一同时进入这两套丛书的作家。将他列入《新文学选集》，显然与编辑方针收1942年以前的重要作品不符。这反映了当时一种矛盾态度：既想将解放区文艺作为榜样加以标举，又对其思想艺术水准缺乏充足的信心。

(108) 《光明日报》1951年5月17日。另见《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1页。这一观点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一再重申。见《周扬文集》（第二卷），第66页。

(109) 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110) 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111) 《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第7页。

(112) 《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1954年，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意见书》）中，胡风针对这一论述说，“今天看来，对于‘五四’当时的领导思想的提法是错误的，是违反了毛主席的分析和结论的”。见《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第66页。

(113) 冯雪峰在《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一文中也说：“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如果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世界文学范畴上说，那当然可以说是十八、十九世纪那以所谓批判的现实主义和否定的浪漫主义为其主流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文学之一个最后的遥远的支流。”见《论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24—125页。在他1952年撰写的长文《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中，有了改变。

(114)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评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及其他》，《文艺报》1958年第1号。

(115) 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将1949至1978年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为“当代文学”，认为“它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和独立研究的意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笔者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也持相同观点。

(116) 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分别载《文艺报》1953年第2号和第3号。

(117) 胡风和冯雪峰都激烈地批评朱光潜等人的主张。参见胡风《关于抽骨留皮的文学论》，《胡风评论集》（中），第302页；冯雪峰《“高洁”与“低劣”》，《论文集》（第1卷），第81页。

(118) 参见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艺术力及其他》《关于创作批评》，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论现实主义的路》等。

(119) 胡风《意见书》，《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第102页。

(120) 《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创刊号。

(121) 参见胡风《意见书》和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122) 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年第10期。

(123) 《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河北日报》1960年1月8日，《文艺报》1960年第1期加批判性的“编者按”后转载。

(124) 冯雪峰《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1952年第14、15、17、19、20号。

(125) 茅盾《夜读偶记》，《文艺报》1958年第10号。

(126) 《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

(127) 黄秋耘《肯定生活和批判生活》，《苔花集》，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128) 黄秋耘《启示》，《苔花集》，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129) 六十年代初又有一些批判性作品，如《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杜子美还家》等历史题材小说，《海瑞罢官》《李慧娘》等戏剧，和邓拓等的杂文随笔。

(130) 《文艺报》1958年第5号。文章由张光年、刘白羽、林默涵等执笔。

(131) 座谈会的发言载《文艺报》1958年第6号。

(132) 张光年1957年发表了《个人主义和癌》《再论个人主义和癌》等文章，《文艺辩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33) 冯雪峰《有进无退》，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5年版，第120—121页。

(134) 周来祥《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社会主义文学》，《文艺报》1959年第2号；张怀瑾《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吗？》的质疑文章，但也只是说，应该用“发展”来代替“过时”，《文艺报》第4号。

(135) 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年第5期；马铁丁《论〈青春之歌〉及其论争》，《文艺报》1959年第9号；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号。

(136) 张光年《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文艺报》1959年第4号。

(137) 茅盾《创作问题漫谈》，《文艺报》1959年第5号。

(138) 以群指出陈涌曾经批判胡风，可是到了1956年，他却成了“胡风文艺观点的化装宣传员了”（《谈陈涌的“真实”论》，《文艺报》1958年第11号）。张光年指出，秦兆阳1955年也批判胡风，“事隔一年半”，“他的看法变了”，“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正面一套，反面一套”（《应当老实些》，见《文艺辩论集》第141页）。姚文元批判周扬，文章题目就是《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

(139) 1952年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和1953年9月24日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中，特别是1956年2月在中国作协第二次扩大理事会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都用许多篇幅谈到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140) 主要有196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等。

(141) 《文艺报》1961年第3号。

(142) 社论为周扬执笔撰写。《人民日报》1962年5月23日。

(143) 1948年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讲话》，使用了“自然形态的文学艺术”“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加工成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把原料与生产，把研究过程和创作过程统一起来”“没有原料或半制品，你就无从加工”等概念和说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改为现在通行本。

(144) 《照相馆里出美学——建议美学界来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汇报》1958年5月3日。另外，1961至1963年间，他还在《文汇报》《学术月刊》《上海文学》《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七篇谈美学的文章。

(145) 《和姚文元同志商榷美学上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61年第5号。

(146)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红旗》1970年第4期。

(147) 前一句出自张春桥，后一句参见初澜《京剧革命十年》，《红旗》1974年第4期。

(148) 初澜《京剧革命十年》，《红旗》1974年第4期。

(149) 董乃斌《文学史研究的贯通与分治（提纲）》，《中国文学史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150)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151)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12页。

(152)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12页。

(153)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无锡协成公司，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版，第5—6页。此书另有傅道彬点校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版本，其文为：“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具新。”“吾书之所为题‘现代’，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题‘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然则生今之世，言文学而必限于民国，斯亦廑矣。治国闻者，傥有取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笔者查阅和校勘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的“三十年代特藏书库”其初版本中的文字表述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书名，点校本少了“长编”二字，且文中的现代和民国之引号为傅道彬点校本所加，另，其中脱漏两字和改变标点五处。特此说明。

(154)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简史》，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版，第227页。

(155)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该书有1986年版上海书店影印本和1996年上海书店影印本，两本所依版本均为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32页。

(156) 王文泉，刘天路《中国近代史：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201页。

(157)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158) 邱远猷，张希坡《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159)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引言”第2页。

(160)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引言”第2页。其中引文中的所引为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下），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民国二十八年初版），第589页。其中脱漏了两个“的”字。特此说明。

(16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62) 邱远猷，张希坡《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163)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164)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第184页，第230—235页。

(165)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166)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67)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168)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169)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235页。

(170) 丁罗男《上海话剧百年史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171) 丁罗男《上海话剧百年史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72) 丁罗男《上海话剧百年史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173) 丁罗男《上海话剧百年史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174) 丁罗男《上海话剧百年史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175) 张颐武《大历史下的文学想像——新世纪文化与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176) “伤痕”作家无需说明。即使是后来的“现代派”作家、“寻根”作家、“先锋”作家和“新写实”作家，尽管都主张文学的“自主性”，当时也没有人怀疑政治框架对作家“社会身份”颇具权威的认可标准。所以在成名后，大多数作家都先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市“作家协会”，其中一些人还成为在这些机构拿国家工资的“专业作家”，担任了“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177) 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178) 陈晓明《多极化与文学伸展的力量》，《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179)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238、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0) 参见何睿，刘一寒《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编后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181) 据笔者目击，去年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的2004年度“华语媒体文学大奖”共有格非、林白、多多、南帆和张悦然等六位作家获奖。在主持人宣布最后一名获奖作家张悦然的名字时，全场掌声雷动，可见“天下形势”已变，“80后”作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