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班固与王逸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汉书》以及诗赋等文章，后人辑为《班兰台集》。还参加白虎观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班固在其著述中体现了汉代儒家文学思想的一些特征。

首先，《汉书·艺文志》中的文学观念。《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而完成的，其中融摄了刘向、刘歆父子以及班固等多人的思想。《汉书·艺文志》专列《诗赋略》，将诗赋从其他著作中别出。对辞赋的重视，显示了文学地位的提高。此前《诗经》被列为学官则是因其作为儒家经典，经学家解《诗》的目的也是为了说明圣王教化之功。《汉书·艺文志》之《诗赋略》中虽然也列有歌诗二十八家，但此之“歌诗”不是《诗经》之诗，而是纯粹文学意义的诗。如《高祖歌诗》、《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等。而《诗经》类则在《六艺略》之中，共录有《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对于《诗赋略》中的民间歌谣有精到的论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⁷⁹⁾这与《艺文志》中论《诗经》基本固守传统之说显然要通脱近实得多，着重论及了其抒情（“感于哀乐”）和叙事（“缘事而发”）两方面的功能，拓展了人们对诗歌功能的认识，了无牵合附会的解《诗》之风。这是在《诗》被尊为经典之后，学人们对诗歌本身难得的一次不受经典光芒笼罩的自由评说。当然，对于《诗》，《艺文志》也有论及，主要简述了《诗》在汉代流播的概貌：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⁸⁰⁾

对于诗的特征，《艺文志》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并且强调了诗歌“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社会功能。

《艺文志》还凸显了辞赋在汉代独特的地位。《诗赋略》著录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分为五类，一类为歌诗，而赋分为四类：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从《汉书·艺文志》可以看出，赋是汉代的主要文学样式。同时，也体现了当时艺术分类更加明晰。与此前诗乐互融不同，《汉书·艺文志》将歌诗与辞赋的分列体现了文学与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分野，其《诗赋略序》载：“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⁸¹⁾当然，将诗赋别出，应该主要体现了刘歆的思想。《艺文志序》有这样的记载：

……（刘）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⁸²⁾

序文还简述了辞赋的发展概况：

春秋之后，周道濅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⁸³⁾

对于赋，班固强调讽喻之旨。褒孙卿、屈原，而贬宋玉以下赋家，观点与扬雄基本一致。对于乐府诗“观风俗，知薄厚”的功能亦予以肯定。

除此，在诸子部，《艺文志》列有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其序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⁸⁴⁾

所列的小说家著作今已不存，内容亦不得其详，但据班固的注文可略窥其中一二。有些显然不是后世小说的内容，如：“《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等等。但有些作品可能具有虚构的成分，如：“《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⁸⁵⁾就语言风格而言，可能文艺色彩较浓。班固谓其“语言浅薄”，“君子弗为”，虽含轻贱之意，但也透露出了这些著作的风格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小说家言，或可视为古代小说的滥觞。刘向将其录于《七略》，显然没有忽视这类作品的存在。班固带有贬意的注文，显示了其对小说类作品的看法。《汉书·艺文志》史家论文的特点十分明显，其中多考述何人何时所作，以及是否为“依托”而成。基于史家的征实立场，“其语浅薄”“迂诞依托”等诸种评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对屈原和《离骚》的评价。班固对屈原和《离骚》的评价与刘安、司马迁等人都有所不同，受扬雄的一些影响而贬意更浓。班固曾作《离骚经章句》，已亡佚。现仅存《离骚序》和《离骚赞序》。

班固认为刘安对《离骚》的评价“似过其真”（《离骚序》）。对于《离骚》中奇幻瑰丽的描写亦有不满，认为其“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离骚序》）。班固以史家的立场评赋，对文学作品的虚构特色，浪漫奇幻的风格缺乏理解，品评失之偏颇。但对于《离骚》弘博丽雅的文风则予以肯定与推赞：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⁸⁶⁾

但是，班固对屈原与浊势相抗，最终愤而投江的行为表达了不满，其避世宿命的人生态度与屈原迥然不同。《离骚序》云：

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⁸⁷⁾

班固对屈原高洁不屈的人生态度不能理解，避世与抗争，忧国与保身，忿怼与俯应，种种人生态度与志向的差异，影响了班固对屈原的公允评价。或许，对屈原的品评与班固所受的政治压力有关。班固曾因私修国史而下狱，其后虽然《汉书》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汉明帝仍然干预。在这种恐惧心态的驱使之下，对屈原“责数怀王”的指责便不难理解。而“全命避害”，则可视为对屈原之惋叹。这样，班固另一些对屈原的侧面评价或许更能体现其对屈原的真实态度，如《冯奉世传赞》中云：“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⁸⁸⁾《奏记东平王苍》中说：“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⁸⁹⁾等等。

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基本墨守其父班彪之评（见《后汉书·班彪列传》），《汉书·司马迁列传赞》云：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难，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⁹⁰⁾

与评骘屈原的背景相仿佛，班固论司马迁同样受到了汉明帝视《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的政治压力，因此，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一依正统为是。他虽然称引了刘向、扬雄对司马迁的赞辞，肯定了《史记》的实录精神，称赞其涉猎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的学殖，但是，又对《史记》提出了诸多批评，其中“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似指史料方面的不足，但因其并未细述，故而我们无从评析其是否允洽。而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大加挞伐的重点是所谓“是非颇缪于圣人”，以及“论大道”“序游侠”“述货殖”等方面。班氏父子所评显然有失公允。司马迁不胶执于儒家立场，《货殖列传》《游侠列传》中体现出的许多进步观点，正是司马迁超迈于时代的卓荦之见。“是非颇缪于圣人”，正是史学家司马迁理论勇气的体现，“先黄老而后六经”恰恰反映了汉代统治思想变迁的真实面貌。由此看来，“所蔽”者正是班氏父子本人。班氏父子的责难，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儒家思想独盛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看，班固父子评史论文之失，乃时代使其然。

王逸（生卒年不详），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东汉文学家，顺帝时官至侍中，所著《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明人张溥辑有《王叔师集》一卷。

王逸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屈原的评价方面。其《楚辞章句序》云：

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闇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⁹¹⁾

在王逸看来，屈原的作品，是承祧了孔子的儒学传统，以及《诗经》的文脉。将屈赋与儒家经典相联系，足以显示其对屈赋的推尊，也是第一次将《诗经》之外的纯文学作品推尊至如此的地位。

王逸还对受班固批评的刘安《离骚传》予以高度评价：“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⁹²⁾王逸针对班固对屈原的指责，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⁹³⁾

王逸认为屈原具有峻洁的人格：“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表，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他还援《诗经》和孔子以驳班固所谓“露才扬己”“责数怀王”之说：

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⁹⁴⁾

针对班固指斥屈赋“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观点，王逸也进行了驳议：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辞”，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⁹⁵⁾

王逸驳斥班固，为屈原辩，其基本方法是寻求屈原及其作品与孔圣、儒家经典的逻辑关系，可谓煞费苦心，辩驳有力。在王逸看来，屈原恍若儒学宗师。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种牵合附会的方法固然能够理解，但也遮蔽了屈原作品所具有的独特光采。序文最后还论述了屈原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

自（屈原）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⁹⁶⁾

王逸品评文学依经立义的方法，在经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既提升了文学的地位，又束缚了文学批评的视野，使批评家难以依循文学自身的规律评论作家作品，并反馈于文学。在其后的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由于经学作为封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长盛而不衰，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也长期匍匐于经学之下。王逸堪称首开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