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形势下我国就业呈现的特点及趋势

新形势下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重要变量都将发生显著变化，发展方式切实得到转变，城乡发展更加一体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区域结构更加协调，在此影响下，劳动力就业也会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一）就业总量压力有所减缓，但未来一段时期仍将存在

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我们对2011-2030年我国各年龄段人口趋势的测算结果表明（见表1-1），2033年左右我国人口规模开始逐步下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2]，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也会在2017年左右开始缓慢下降。无论采取哪个口径，[3]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10-2030年期间都会保持在8亿以上的水平，总量供给压力依然很大。

综合考虑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我们采取情景模拟倒推法来预测2015-2030年期间的劳动力就业需求。预测方法为：

第一步，设定“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为7.5%，“十三五”经济增长率为7.0%，“十四五”经济增长率为6.5%，到“十五五”经济增长率为6%。

第二步，根据上述经济增长速度分别测算期间每年的GDP值。

第三步，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假设（我国将会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会加快。第一产业比重会继续下降，第三产业会持续上升，预计2013年前后第三产业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设定期间GDP中第一产业、二产、三产分别占的比重，由GDP总值和产业构成算出三次产业GDP的值，再根据年度变化计算出每个产业GDP的增长速度。

第四步，用每个产业GDP的增速乘以修正的该产业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增加（或减少）的就业人数得出每个产业的劳动力总需求。预测结果如下（见表1-2）。

根据对就业供给和需求的预测（见表1-3），2015年前后，我国就业供需缺口开始逐渐减小，就业总量压力也逐渐有所减缓，在2020年前我国供给依旧大于需求，就业总量压力仍存在。2020年后，我国就业的总量矛盾有望得到缓解。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单从数量上看，在2020年前我们并没有必要担心劳动力供给问题。但在2020年后，由于人口健康寿命的延长，在完善的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以及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情况下，还会有大量的老年人力资源可以开发，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会增大。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不大可能会出现所谓的“人口负债”。

（二）就业压力更加集中在城镇，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逐渐增大

尽管在2020年左右我国就业供求总量压力趋缓，但由于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就业的变动趋势完全不同于全国就业的变动趋势，城镇劳动力新增供给主要来自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转移，因此，城镇化速度将成为决定城镇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2030年将达到70%左右。依据总人口和城镇化水平的预测，可以得到城镇人口，然后再根据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以及城镇劳动力参与率即可以计算出城镇劳动力供给数量。计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城镇劳动力总供给为4.86亿，2030年为5.79亿。按照测算的城镇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就业弹性系数可以计算出城镇就业的需求数量。计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城镇劳动力总需求为4.62亿，2030年为5.57亿。城镇劳动力供求情况还可以反映在城镇失业率上（这里的城镇失业率也可视为城镇调查失业率）。[4]计算见表1-4，2020年我国城镇失业率为4.90%，2030年在3.87%左右。但即使是4.5%的城镇失业率，每年城镇失业人员也将超过2000万人，城镇劳动力市场压力依旧很严峻，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仍是城镇就业问题。[5]

从农村来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仍将持续，农村就业总量仍会持续减少。我们结合固定时期测算法，综合考虑城镇化加速、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民工市民化以及返乡创业带动就业的共同作用，可以大致测算出农业的富余劳动力规模。[6]结果表明（见表1-5），在“十三五”期末我国农村待转移劳动力的存量规模将下降到4700万人，到2030年农村待转移劳动力的存量规模将下降到1700万人。[7]尽管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趋势性进程仍未结束，但从单维度数量指标看，农业劳动力转移高潮已经过去，未来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和规模也会逐渐趋于平缓。未来时期，这些年龄较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向外转移过程中，由于年龄、人力资本和家庭方面等原因，实现转移的难度在逐渐加大。

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要通过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配置农村、农业资本与劳动力，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利用以进行农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才能保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三）就业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各种失业叠加治理难度加大

“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是当前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就业难”较集中体现在高校毕业生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两个重点群体上。未来20年我国每年将有超过700万普通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700多万名中专、职高、技校及“两后生”[8]也将集中进入人力资源市场，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将会集中显现。在农村，每年还有近900万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由于高校毕业生专业不对路，大多数农村转移劳动力缺乏正规技能训练，劳动力供给总量扩大与供需结构不对称交织运行的“就业难”问题凸显。因此，劳动者要认清就业形势，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理性定位，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就业难”。[9]

“招工难”更多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小型企业、生产技术升级的企业及发展新兴产业的企业，即普工和技术人才的“双短缺”。“招工难”近年来已经由季节性用工短缺向全年性短缺发展，由东部发达地区向内地蔓延，由技术工种向普工发展，正在形成常态化趋势。“招工难”是我国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有所缓解而供求结构失衡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反映，是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劳动者素质与企业需求不适应，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又难以满足劳动者需求，以及区域发展态势变化吸引劳动力分流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招工难”已开始呈现结构性、不对称状况，主要表现：一是招工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更加明显，具有行业、地域集中性。结构性招工难，实际上只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继续用低工资招收35岁以下员工有困难，这是部分企业长期以来“招小不招老”的“挥霍性”用工造成的。二是企业待遇分优劣，招工形势大不同。企业的招工难易与企业招收的工种、所处行业、工资待遇等因素高度相关。好的企业一般都不愁招人，招不到人的企业往往工资待遇低、常加班，而且工作环境也较差。用人单位要认清这种转变并尽快适应，改变用工思维，实施转型升级，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提高和保持企业的正常利润率，进而提升员工工资和增加对劳动者的吸引力，从根本上摆脱“招工难”困境。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就业结构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就业开始逐步摆脱过于依靠高速经济增长支撑的局面，结构调整的就业促进效应也会逐步开始显现。从就业结构上看，未来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将显著下降；2020年左右，在新型工业化基本完成时，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将会达到峰值，其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也会逐渐下降；随着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就业结构将加速调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不断上升，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将趋于合理。据我们预测（见图1-2），到2020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将调整为21.6∶30.8∶47.6，到2030年将调整为10.0∶28.2∶61.8。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计算显示，到2020年我国第三产业将会比2010年多吸收1.06亿人，到2030年第三产业又会比2020年多吸收1.27亿人，届时第三产业将真正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力。

未来时期，随着增值税和所得税改革加快推进，向中小型企业和劳动者让利，民间金融开放、促进信息消费、支持养老服务业、家庭服务业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效应的显现，服务业大发展的氛围会加速形成。加之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等一系列释放改革红利措施的出台，作为吸纳新增就业主渠道的个体私营经济会蓬勃发展。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力度的加大，鼓励创业的扶持政策更加完善，创业要素成本的切实降低，阻碍创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消除，创业作为倍增的就业形式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就业促进的内生动力会不断得到增强。

但在就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动力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的转换必然伴随着结构性失业。一方面，结构调整要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吸纳第二产业排出的劳动力，还要消化第一产业所富余的农业劳动力，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不对路的问题仍很突出，由此会催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同时结构调整还可能使部分技能素质特别低的人员成为永久性失业群体，结构性失业与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的叠加又会进一步增加失业应对和治理的难度。

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人才，就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为支撑。从我国劳动者技能素质的国际比较看，技能素质偏低是制约我国结构调整的突出瓶颈。长期以来，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旺盛，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企业出现的招工难现象在很大程度都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工人造成的。从人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情况看，各等级的技能劳动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呈现出越是较高等级越是短缺严重的特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迫切需要提升技能劳动者队伍素质。加快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现代服务技能的人员。有研究表明（蔡昉，2012），劳动者从二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二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受教育水平需提高1.3年；转向三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受教育水平需提高4.2年。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造成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会更加突出，并将成为未来影响劳动力就业的主要矛盾。[10]

劳动力素质状况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引下，未来时期我国劳动力素质将会有较大的提升。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我国对技能人才的需求规模会更加巨大。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变化作为劳动者素质变化的指标，我国劳动力中高中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都在逐步上升，尤其是近年来上升的幅度在加快。

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们以2000-2010年期间上述两个指标的年均增加比例作为未来时期年均提高的比例，可以大致测算出2010-2030年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概况（见表1-6）。预测表明，2020年我国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全部劳动者的比重将达到36%，2030年可达到45%。即便这样，2030年的数据也仅相当于2008年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提升我国劳动者素质任重道远。

结合《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可以大致测算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技能人才的供需及缺口情况（见表1-7）。测算表明，我国技能劳动者队伍建设任务相当艰巨，除了要弥补现在的缺口外，还要弥补需求增量的缺口，2010-2030年间平均每年需弥补供求缺口近800万。此外，我国不仅面临技能型人才的总量短缺，还面临技能型人才的结构调整。在技能劳动者结构中，国外发达国家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及以上所占比例通常为15%、50%、35%，而2009年我国上述三者的结构为35%、40%、25%，可见我国技能人才队伍不仅需要加快存量培养，人才结构也面临优化调整。

（四）各行业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分化，新兴行业将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业的行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就业的行业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等行业的用人需求出现下降，而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用人需求逐步上升。

根据投入产出的分解方法[11]，我们对各行业的就业增长进行了分解（ΔL=ΔER2Y2+E2ΔRY2+E2R2ΔY）。以三次经济普查中的行业从业人员数据为基础，用2002年以来的投入产出表分析研究我国各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见表1-8）。结果表明：第二产业中就业创造能力较高的行业主要是高新技术制造业，就业创造能力较低的主要是资源性行业；第三产业中就业创造能力较高的主要是新兴服务业，就业创造能力较低的主要是传统服务业。

根据上述分析，食品制造、纺织业、服装及其制品业等传统制造业与住宿餐饮、公共管理等服务业的静态就业效应（平均就业乘数）较强，这些行业多属劳动密集型，稳定就业应该依靠这些行业，但这些行业的动态就业效应不强，扩大就业的能力有限。建筑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通用专用设备制造等技术相对密集的制造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公共管理、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信息传输等新兴服务业动态就业效应（边际就业乘数）较强，创造新增就业应该依靠这些行业。从人社部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数据看，2010年来，传统制造业等行业的季度用人需求或下降或微增，而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用人需求基本均保持在10%以上的增幅。因此，从增加就业需求弹性的角度出发，我国产业政策应当以产业链关键环节为重点，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业态的发展。

作为未来主导性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创造出对其他行业的产品需求，促使其他行业扩大生产规模，继而带动相关产业就业的增加，并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推动服务业供给总量的增加来增加就业，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推动就业结构的改善，促使劳动者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有益于就业质量的提高。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以及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加快发展，将会引发家庭服务社会化需求的分化和扩大化。在中长期内，我国生活性服务业需求将会呈现迅速扩张的态势，进而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五）区域就业格局趋于均衡，中西部将成为新的就业增长极

随着中西部地区加大招商引资，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中西部务工收入待遇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选择就近就地就业，就业的地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参照赖德胜（2011）的计量分析模型[12]，我们利用1997-2010年我国区域面板数据对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动态就业弹性进行了估计（lnLt=α0+α1lnY+α2H+α3lnr+α4lnw+α5lnLt-1+ut）。结果显示：地区之间的就业调整速度、劳动的平均产出水平、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差异是影响短期就业弹性的主要因素，而长期就业弹性则与上述指标关联性不大。从数据上看，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短期就业弹性存在较大差异，但地区之间的长期就业弹性差异不大（见图1-3）。较低的短期就业弹性意味着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较高，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加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扶持力度，通过增加就业来提高区域产出水平，而不是试图通过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实现就业的增加。

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雁阵模式不仅指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也可表现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内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其区域之间发展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就可能发生在国内的区域之间，即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内陆地区。只要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能够和东部地区进行有效对接，当东部地区某些产业处于衰退阶段、就业需求减少时，中西部地区就能够对东部地区的失业人口形成有效吸纳。同时，只要中西部地区具备了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更多的企业就会选择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生产，通过资本流动的方式扩大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规模和就业规模，中西部地区也会逐渐成长为新的生产和就业中心。这样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也将得以消除，进而各区域能够在重新整合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

从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观测数据看，我国就业的地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从城镇新增就业看，自2008年起，东部地区受外需萎缩和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地区就业需求和求职人数数量出现下降，而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及返乡创业就业的人数规模和比重均有所增长，已展现出日益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劳动力多向流动格局正在逐渐形成。从数据上看，2012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16980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4.7%，比2011年降低0.7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706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17.9%，比2011年提高0.3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479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17.1%，比2011年提高0.4个百分点。传统的劳务输出地河南、重庆自2011年始本地转移就业人数就已超过省外就业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