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把近代中国称作“过渡时代”，曾是梁启超十分爱说的话，他特别强调那是一个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段。^[1]清末民初之际，至少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影响最大的中国人或非梁启超莫属。他的很多见解，不论“正确”与否，现在都还有着生命力。^[2]中国的近代真是一个“过渡时代”，其过渡状态恐怕到现在都仍在延续之中；而且是全方位的“过渡”，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到心态，思想到学术，无不见证着并反映出某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状态，多元多歧，而又互渗互动。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互起互伏，波波相续”。^[3]后现代学人所乐道的“混成”（hybridization），在近代中国表现得特别充分。

那的确是个特殊的时代。从时空角度看，在近代中国这一界域之中，产生了很多此前和此外很少见到的现象。^[4]这些特异之处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了众多中外史家的目光，也使多少史家困惑。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考察分析似乎仍着重在与过去特别是外国相近趋同之处，很多往昔和异地少见的面相，尚未得到关注，还等待着研究者更深入的挖掘，并将此绚丽多姿的奇景揭示出来，展现给对历史充满兴趣的读者，包括非专业读者。

本书原拟书名有二，其另一书名是“士人与学人：近代读书人的两个面相”。当时颇不能决，后商之于吾友潘振平。振平兄以为还是现存书名更合适，盖所谓士人、学人、面相等，一般读者或易生困惑。他是资深出版人，我相信他的判断。序言大体写成后，因文中关键词的翻译，请教吾友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他认为文中所用读书人、士人和学人这些分类，特别是其间之异同的辨析，不论用什么英文字词，都和英文既存中国史论著的用法有些不同，或生误解。后来又经过一次面谈，感觉即使中文词汇本身，也需有所说明。在此先向二位致谢，并作简单说明如下。

本书所说的“读书人”，略同于今日一般史学论著中所说的“知识分子”。我之所以尽量不用“知识分子”，一是因为这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后出的外来词，在本文讨论的时段里，至少前一段时间，这个词汇本身尚未出现，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自己并无这样的身份认同，有些可能也不一定接受这个认同。二是中文世界里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人是从字面意义理解和使用外来词的，把intellectuals（或其他西文里相应的词）译作“知识分子”可能有些误导，至少在用于指称中国读书人方面。原因是：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而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技术性或技能性学习相关的行为；它更可能是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所以为官者需要聘请专业化的师爷），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可以改变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参见孟子所说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这个问题较大，我会另文专论。但有一点很明确，以前读书人所“读”之“书”，与后来日益专业化的“知识”，恰较少关联；换言之，“知识”，尤其专业化的知识，不是他们学习的主要目标。在近代这一过渡时代，这样的状态虽有断裂，仍在延续。因此，用“知识”来界定这一群体，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误导，或者还是“读书人”更能传达其原初的涵义。^[5]

当初所以拟出那一弃而未用之书名，就是感觉其中的意思可以反映本书所处理的菁英与边缘读书人在过渡时代中的一种共同意态，即始终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