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公共利益

杨登杰

近代自由主义把公共利益立基、导源、从属于个人权利，宪法为公共利益的程序化设定了框架条件。19世纪中叶以后，原来形式化了的公共利益再度实质化，即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但对它的限制愈强，就应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不应把焦点只放在个别的法官或个别的判决，必须把视野放大到作为沟通网络的法律系统，尤其是在其中所进行的动态法律论辩与对话。中国宪法应采取“某某自由得以公共利益加以限制，而非自由不得违反公共利益”的规定方式，这为基本权利与其他公共利益的法益衡量创造了较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