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Grice意义分析模式的缘起

我们在前言中提到，Grice意义分析模式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某种意义上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动。Grice属于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该学派成员还包括Moore，Ryle，后期Wittgenstein，Austin，Strawson等人[1]，但Grice的立场很微妙，甚至被认为是“反叛者”，“非同寻常的日常学派学者”（Lüthi 2003；Chapman 2005）。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概念分析法上，体现在他对“正统”日常哲学的语言分析模式既维护又批判的立场上。其实，他对两派的观点都有看法。一方面，自然语言并不像理想语言学派说的那样没有内在逻辑性，另一方面，在理解、解释自然语言的使用时，语言也不仅仅是在语境中的应用，逻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1.1 Grice对日常用法的坚守

对于日常用法，可以说Grice一生都没有放弃。他始终坚守、并在努力纠正前人以及同时代学者的偏差。首先，Grice澄清了对有关“日常使用”（ordianry use）的一些模糊认识。他认为Malcolm（1942）对日常表达的使用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后者认为日常用法中不包括自相矛盾的说法。通过对Malcolm的纠正，Grice（1989:150，163）扩大了“日常表达”的范围，不仅包括没有自相矛盾的用法，用来表达某个情景（这是Malcolm的做法）；也包括自相矛盾的表达，使用者借以表达某一情景，但未必成功。比如，当我们在日常情况下说，“A相信P”，一般表达的是“A不知道P”，或者“我们不清楚A到底知道不知道P”。当日常语言使用者把“A知道P”表达为“A相信P”时，并不排除他可能认为它为真（Lüthi 2006:270），这一表达只在含义上自相矛盾或冲突，在言说层上并不矛盾。Grice（[1961]1989:237）提醒我们，“在我们仓促地使用自己所发现的细微语言差别之前，首先应确保对这些差异的类型有一个合理明晰的认识”。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句子意义”与“说话人藉以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区分，“这一区分似乎被Wittgenstein否定了，而Austin本人也时常无视它的存在”（Grice 1986a：59）。

其次，Grice（1989:172，174）强调日常用法的重要性，把日常语言作为概念分析的试探法，甚至赋予它证伪的力量。他认为，分析、描写或概括某些或某类表达式的日常用法，是日常哲学家职责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尽管不是全部。这看似与传统的日常做法没什么差别，但事实上并非如此。Grice对日常语言的用法在哲学分析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日常用法不是最终的裁决者，强调一定要关注说话人因素。传统或“正统”的日常语言学派的习惯做法是，某个表达通常是在满足某种条件的情况下使用的，否则，关于这一日常概念的哲学论点就不成立；而Grice认为这一做法欠妥，需要修正，因为它预设了这一主张：任何偏离日常用法的表达在概念上必定是不正确的。

在概念分析中日常语言的用法具有首要发言权，这一向被认为是Austin方法论中的核心特征，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成了概念分析的默认做法。不幸的是，很多学者往往忽略了Austin对另一面的强调——日常语言不是最终的裁决者：“词语不是……事实或者事物本身：所以需要把它们与世界剥离开来，与之分立。唯其如此，才能认清其不足与随意性，方能撇开偏见，摘下有色眼镜，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所以日常语言用法“不是最终的裁决者：原则上，它可以被随处增补、改进和取代。敬请谨记，它有首要发言权”（Austin [1956] 1979:182，185）。不过在后来的实践中，Austin本人也忽略了这后一条款，所以才引发了对副词修饰语用法合适性的争论（Grice 1989:12-13）。

虽然 Grice有语言哲学的学术背景，但绝非教条主义者，他对同时代一些学者不加批判默默地奉行的哲学研究方法颇有微词（Soames 2003:198）。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已经开始系统地怀疑“意义就是使用”这个被周遭的哲学家广泛应用、奉为圭臬的口号了。这些批评始于50年代，在论述意义和含义时达到顶峰，发挥到极致。他在充分肯定这种惯常研究方法的同时，敏锐地注意到这可能是一些重大哲学错误的源头（Grice 1961:199）。这些论述包括Ryle对“voluntary”的探讨，Wittgenstein及其追随者Malcolm对“know”的分析，Wittgenstein对“try”和“seen as”的阐释，Strawson（1950）对预设的研究。另外还包括Moore悖论，对 “good”“true”和 “know”的非描写理论，以及那些否认实质逻辑蕴含与自然语言中的 “if, then” 对等的那些作者，也包括Austin对动词副词修饰语的观点（参阅White 1990）。这些在 Grice（1989）的导言部分也有论及，他还对Searle的做法提出了异议。Grice是在维护其他日常语言哲学家试图颠覆和拒斥的一些传统做法（比如形式派方法），阐明其合理因素，他也因而显得与众不同。

在分析了上述作者的做法之后，Grice（1989:20）认为，“如果把某个词或短语的‘可用性条件’仅仅理解为，如果不满足就会使其丧失真值，那么至少当某一‘怀疑条件’（suspect condition）以某种方式相对于某说话人来说时，把它当作这一具体词或短语的适用条件是错误的”。这种情形下，由于这个相对于某一说话人条件的不满足而带来的不合适，最好由话语或者理性行为的一般原则来解释，这就是后来的合作原则，即日常语言和会话的逻辑。在准确把握日常话语一般特征的基础上，Grice区分了形式逻辑和日常话语逻辑，逻辑推理和语用推理，由此提出会话含义概念，来消解一些看似矛盾的观点。他还利用著名的“修订版奥卡姆剃刀”，坚持着语义的简约性和纯洁性。某种意义上，会话含义理论在他整个理论体系中只是一个工具，为其哲学分析服务。在提出这一思想之初，Grice利用会话含义概念支持对 know的因果论解释，进而捍卫对意义的因果论解释。他不完全反对真值对应论，并维护Russell的有定描写理论，利用含义概念重新解释预设、条件句、日常使用的地位等问题。所有这些给人的感觉是，Grice试图在重新树立和复兴正统的主流日常语言哲学家想要埋葬和摒弃的一些立场与方法（Fogelin 1991:214）。

此举引起了方法论上的一个改变，让当时日渐兴盛的日常哲学的研究者重新审视自己研究的成败得失。Grice（1989:3）提到，在（哲学抑或是非哲学的）概念分析中反复出现的大家熟知的那种自然的惯常做法，指的就是以Austin为代表的“正统”日常学派的做法，又被称为著名的“语言采集法”（linguistic botanizing）：分析词语的用法，严格按照其日常用法来分析、检验话语表达式是否满足使用条件，否则就是没有意义或者使用不当。Grice同样不完全赞同“意义即使用”：一切根据语言的实际使用来裁定。他明确表示，这是对日常用法的不确切应用，其背后蕴含着深层次上对意义的不正确界定，我们在下一节展开论述。

虽然Grice对当时日常学派有诸多质疑和批判，但我们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是要与之决裂[2]。在《言辞用法研究》导论部分他明确指出：但凡以给日常语篇中各种表达式的实际意义一个准确的一般解释作为自身哲学关怀的人，就绝对不能简单地抛弃上述努力（Grice 1989:3），这里所说的努力，就是概念分析中强调的话语使用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他（1986a：58）提到，“我依然相信，对任何一类话语中我们谈话方式多少详尽一点的研究，对大部分最为基本的哲学分析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另外，Grice还正告可能认为这种哲学研究风格要过时的作者，不要急于把这种研究风格一笔抹煞（1989:4），也不能对这一手段不加区分地使用，而要建立一个方法来区分其应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

他始终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一个代表，主张要修正日常派做法之偏差，其方法是：一方面，坚持日常用法必不可少，可资用来检验哲学论断；另一方面需看到，仅仅观察日常用法还不够，关键在于日常语言使用者本人对日常用法真实性的判断。研究者必须把日常使用者对某种情景下使用某一表达式，是否等于断言其真假的明确立场和观点纳入视域，还要注意它为何被视为用法事实，即言说者本人认定其为真，具有此等意向。话语不仅日常地表达了一个陈述，还要求当某一用法被日常表达时，被认定为真。他总的立场是，我们不能仅凭对日常用法的观察就轻易否决某一概念分析或哲学观点，还要把说话人考虑在内，即他（1989:17，20）提到的“相对于说话人的应用条件”。

直到晚年，Grice始终坚守语言分析的哲学研究方法。尽管战后他逐渐远离了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的某些束缚和教条，但从未真正完全抛弃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习惯。札记注解证实，他时常回归于这种研究方法，尤其是“语言采集”法，来开启他对某些话题的思考（Chapman 2005:60，143，169）。晚年回忆中，他依然不忘Austin的语言分析方法对他的影响。在“答理查兹等”一文，他依然相信并极力推崇这一分析方法（1986a：58）。Baker（2008:764）认为，Grice深谙此道，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不是对日常用法进行归类或分析，而是通过对语言的掌握，帮助我们解释理论区分。在1987年的“后记”中，他再次明确地为日常语言用法和常识进行辩护。他指出，虽然各方都同意专业理论源于某些非正式的日常思维，问题在于，包含于这些常人思维当中的一些内容和观点，是否在专门的理论家开启自己的工作之后，还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尊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若无正当理由，不能质疑常人的特质和信念观点”（1989:345-349）。在评价以Russell等具有数理逻辑倾向的哲学家为代表的现代逻辑，和以Strawson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尤其是新传统主义之间的论争时，Grice接受了后者对形式逻辑和语言逻辑的区分，并指出逻辑推导和语用推导的不同，它们分别对应于Strawson（1952）提出的逻辑二分。他对处于对立状态的两个阵营似乎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同，“我虽对现代主义逻辑的整齐有序性心怀向往，但在内心深处，从未被可接受的逻辑推导的全面而又不失简约的系统化前景所打动”（同上：372-374）[3]，其立场可见一斑。

根据Grice的说法，虽然哲学与语言分析的关联并非一个新话题，但对哲学与日常语言分析之间关联的关注却为牛津学派所独有。这种研究方法可谓独树一帜，其他地方类似的做法，不过是牛津学派做法的延续和传承性应用。在当时的牛津，“语言采集法”被视为概念分析、尤其是哲学分析的基础。它不仅用来精细调整、校准某些对举表达式和思想的概念，也尝试尽量把出现在某一个概念领域内的所有概念系统化。这种做法与Austin希求的仔细查阅字典的做法密切相关。虽然Grice曾对这种过于琐碎的做法流露出不满，更倾向于语言分析后的宏观理论建构，但还是给予日常语言分析（包括对Austin）极高评价，“对日常语言的诉求，可能会被视为对一种（虽然不是每一种）人类知识最终源泉的诉求”；“Austin直白明了地把日常语言看作一个缜密绝妙、设计精良的工具，这样的构造设计绝不仅仅是摆设，而是有着庄重严肃的（也包括不那么严肃的）用途”（1989:279，384）[4]。

需要指出的是，Grice在维护日常用法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他在比较了牛津辩证法和2300多年前的雅典辩证法之后指出，在对“言说”（what is said；ta legomena）的处理上，二者的侧重不同：前者重视言说的形式，“普通人通常的谈话方式”，即日常用法和语言使用方式；后者虽然内容与形式兼顾，但更多地关注言说的思想内容，“日常想法”或者通行的看法。他还区分了个体、组群的使用与抽象层次上的概括，二者互为补充。他不赞同Austin把常识方法归功于Moore，认为这一荣誉当属于Austin本人，因为Moore似乎更倾向于关注雅典学派辩证法中“言说”的思想内容，即人（无论是个体、组群，还是抽象机构）的信念思想方面，而不是语言的日常用法。在这一点上Wittgenstein比Moore做得要好（1989:381-382）。这里Grice指出了Moore的两个明显缺陷和一个严重漏洞。可见，实际上Grice更偏向于日常表达的用法，而不是思想方面。他自己也提到，在后记中说起这些，并非是要对40多年前发生在牛津哲学领域内的历史事件做一个准确还原，而是要概括和维护一种独特的哲学研究方法。Grice始终都没有偏离这一轨道，他不仅是一个捍卫者，更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他认为日常语言分析不仅仅体现在对单个语词的分析上，还包括短语和成语等固定用法上。如果要完全、充分地实践这一方法，首先必须能清晰地对其进行表述。在这一点上，他坦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日常学者都没有完全做到（1989:377-378）。

所以我们觉得，当讨论Grice对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时，Soames（2003:216）话说得有些过头。他认为，随着Grice的William James演讲，尤其是“逻辑与会话”一文的出现，日常语言哲学寿终正寝，走向消亡。在他看来，是Grice推翻了在英国蓬勃发展了20多年的一个范式[5]。然而，分析哲学真的消亡了么？并且就毁灭在Grice对语义和语用的区分上，毁于Grice对意义的系统研究上？实质上Grice从未真正放弃践行语言分析，一如既往地捍卫日常语言分析方法。他始终坚守着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分析法。他尊崇常识，而日常语言则是常识的宝库；他相信哲学分析，并与Strawson一道反驳Quine对两个教条的批判，维护分析性。尽管Burge（1992:620）认为，Grice捍卫的是哲学研究的一种路子，一种常规，而非分析性本身。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日，Grice再一次提及这个问题。Russell和Quine对牛津哲学分析中关注日常语言、把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作为哲学的主要关注点的做法充满敌意，Grice并不赞同二者的上述立场。他对于把哲学作为科学的附属，科学思考应取代门外汉思维，而不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之上的想法，也颇有微词，深为不满（1989:378）。他坚持“智者来自大众”“大成出自卑微”的辩证法，主张充分赋予常人和日常以地位，即我们前面提到的，日常用法具有首要发言权，但不是最终的裁决者（1989:13）。他觉得有必要建立分辨和评价这个程序应用合法与否的标准。

在怀念和凭悼Grice时，Neale, et.al（1992:59）这样写道：“通过对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本真语义’蕴涵与‘纯粹语用’蕴涵的区分，Grice澄清了古典逻辑和自然语言语义学之间的关系，利用‘含义’概念给了某些过于狂热的日常语言哲学论调以毁灭性的打击，为哲学注入了必要的新鲜血液和空气；同时他本人并未放弃哲学必须关注日常谈话的细微之处的观点与立场。”这可以说是对Grice一生立场的准确评价。

与本研究高度相关的是，在谈论常识时，Grice（1989:347）提到了常识的权威性和意义理论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如果站在怀疑论者的立场上，质疑常识信念和观念，就等于接受了把词汇意义、句子意义与正确解读说话人藉以表达的意义割裂开来的做法，等于否定了会话的一般规律，这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2.1.2 Grice对意义使用论的反动

上一节提到，正统日常哲学家的惯常做法是，仅从日常用法出发，忽视说话人对表达式真假值的评判，所以通常得出虽然很有意义，但却是错误的哲学命题。这既体现在对概念的界定上，也体现在对形而上学论点的真伪以及有无意义的判断上。对于上述问题，除了Grice（1989）前言中列出的论题外，还包括对条件句、预设等问题的不同处理，Grice认为，问题的出现，表面上源于学者对语言日常用法的态度或地位界定看法不一，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意义观的不同，源于一些学者对意义的错误认识（Lüthi 2003，2006）。

Grice与正统日常语言学派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对日常用法地位的看法上，也反映在意义观上。他一方面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真值条件语义学的形式主义范式，另一方面也不完全认同牛津学派当时的主导语义观。当时，在日常语言学派内部，日常用法是意义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停泊地。而此时，Grice正在着力发展自己的会话理论，主张把说话人意向介入对意义的界定，是对日常学派奉为圭臬的做法的回应。含义理论引入了会话的一般原则与日常语言逻辑，这与Austin 等人琐碎的语言标本采集、重现象分析轻理论提升的做法有所背离。他对传统的否定，对自己所属分支领域的怀疑，使得对他的归属界定不那么容易，很难为他贴上合适的标签，他甚至不属于任何我们熟悉的二分法，“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也不是绝对的理性主义者；既不属于行为主义一派，也不能划归到心灵主义者一方”（Chapman 2005:3）。他（1989:215）批评 Stevenson（1944）的行为主义意义观是“很愚蠢”的做法。

Grice不喜欢把意义和使用并置，他的意义分析模式实际上是要摧毁这一并列。根据Speranza的说法，Grice对某些作者把语用学仅仅理解为用法深感苦恼和不快。Grice（1989:3-4）明确指出，最好把意义和使用区分开来，“实际上，我们应当小心谨慎，不要把意义和使用混为一谈。这样一条戒律，正如当初我们把二者视为同一那样，正在成为一个便利的哲学指南”。有些学者批判因果论，一些激进的批评者指出，因果论无视如下事实：符号的一般意义需要以使用者在某一场合实际或应当用来表达的意思来解释（1989:217）。Grice旗帜鲜明地指出，上述批评者把意义等同于使用，是有问题的。当时，牛津学派的一些日常语言哲学家过分热衷于表达式的意义和表达式的相关（正常或合适的、毫不误导的）使用条件之间的关联，已经到了误解的地步。Grice强调，“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意义与合适使用的附加条件，是绝然不同的东西”。严格意义上说，这里提到的适应的适切条件，要用意义和交谈的一般普遍原则间的互动来解释。会话含义理论能更好地解释意义和使用之间的关联（Strawson 1990:155-156）。需要指出的是，尽管Grice对Austin的某些做法心存不满，但在主张区分意义和使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只是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我们稍后展开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意义就是使用”并非Wittgenstein一人的理解和做法，而是当时日常派普遍认可的做法。只不过同时代的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把这一标签贴到他的头上，并在其著作中找到了根据[6]。在维氏后期的哲学思想中，“使用”概念代替了意义概念，但这并不是说，他把语词的使用直接等同于语词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意义”也是一个日常使用的词，同其他语词一样，不止有一种用法。但大多数情况下，词语的意义同它在语言中的使用是一回事（范连义2008:7）。李福印（2007:44）也认为许多学者误读了Wittgenstein，至少是忽略了他阐述“意义就是使用”这一命题时前边的附加限制语：“在一大类情况下”。Grandy & Warner（2006）也觉得，把这个说法直接归于Wittgenstein或许不太准确和公允。不过，和Grice一样，我们这里针对的是“把意义等同于使用”这一当时比较普遍的现象，而非针对Wittgenstein个人，他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不可否认，至少在当时看来，“意义即使用”这一意义分析模式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颠覆了古典真值条件意义理论，摒弃了传统上认为的意义就是附加在词语和句子之上、用来指称现实世界实体的观点。在Wittgenstein眼里，词语和句子本身并没有意义，它们的使用才有意义。这样的界定首先是语言观上的重大转变，是从表征论到游戏活动论的转向，回归到日常话语本身来寻求意义，也是我们解释词语意义时通常采用的做法之一：举出它的具体用法来说明其意义。“意义就是使用”这一论断，可以看作是对把句子意义看作能用心识别或者捕捉到的柏拉图实体的拒斥。意义既不能被视为隐秘的，需要详细的理论阐述才能揭示出来，也不能被认为是通过内省就可获知的透明物体。相反，语言意义被认为就在看得见的地方，在我们的表达式的用法模式以及模式之间的关联中（Soames 2003:199）。这是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日常语言哲学界定意义的大致图景。

在当时语言哲学的鼎盛时期，“别问意义，问使用”是非常普遍流行的做法，意义用法论与此紧密相关。不过我们认为，这种理论不像意义本体论，倒像是方法论：在词句的使用中寻求意义。束定芳（2000:28）指出，“强调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并不能否定语言词语具有不同核心的意义。并且，语言使用者对使用中的语言意义的理解其实是以语言的第一性意义[7]为基础”。Bach（2003）也认为Wittgenstein走得太远：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语言意义理论（语义学）和语言使用理论（语用学）分离开来。比如，区分句子的意义与说话人使用这个句子所要表达的意义。

即使在日常派内部，这也不是共识。Austin和Grice二人都不完全认同“意义就是使用”这一论断，只是处理方式不同：前者强调语言使用的规约性，后者则聚焦于说话人意向。Austin认为“使用”和“意义”一样宽泛含混，“已变得经常遭人嘲笑”（转引自范连义2008:7）。他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发展了一个系统的语言使用理论（更多的是对语言使用的分类，Chpaman 2008:101），认为言辞的用法不是任意的泛泛使用，而要受规则制约和适切条件的限制，以此来完善、补救维氏论断之不足。Grice则区分了决定语言使用的不同因素，有些跟词句本身的意义有关，另一些则受其他因素制约。顾曰国（1989：F27）也指出，“Wittgenstein自己没有把使用论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这要等到Austin和Grice”。也就是说，无论是Austin还是Grice，其做法虽然是要跟“意义等于使用”撇开，但依然没有完全偏离这一大方向，只是侧重不同。

Wittgenstein把语词的用法和意义混为一谈，不对语言用法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Austin和Grice则主张把二者分离开来。Austin区分了词或句的系统意义（和指称）与说话人利用这些词句所要实现的言语行为，对语言的用法做了系统研究，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并从功能视角对具体言语行为进行分类描写；强调言语使用的程序性、规约性、社会性和适切条件。Searle（2007:10）持类似的立场。他认为，对Wittgenstein来说意义就是使用，词语的意义不是能够内省的心灵意向（如Hume的“观念”，ideas），也不是抽象的柏拉图实体（如Frege的系统意义，senses）。相反，若要探究意义，我们应该考察词语的实际运用。Searle认为，使用论“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没有区分意义到底是定型了的规约用法，还是在某一历史时刻具体话语的意义。简言之，用法论未能区分句子、词语意义和说话人（或话语）意义”。而在这一点上，Grice旗帜鲜明：说话人意义先于句子意义，前者比后者更重要。

Grice的做法是把说话人意向纳入意义解释，区分句子意义与说话人意义。这种路子把研究视角从社会规约转向说话主体的内心世界，凸显了语言使用者作为理性交际主体的地位。和仅从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对应来考察意义的做法相比，这一范式更加全面，也更具说服力。Grice并没有把意义和使用完全割裂开（1989:299），意义和说话人的关联其实也蕴涵了说话人对词句使用环境的考虑，离不开对语言使用规约性的尊重，说话人会衡量具体场合下意向实现的可能性（Bach 2003）。尽管1957年在讨论符号意义的因果分析时，Grice对一些学者批评因果论忽视了“使用”持同情态度，但内心依然认为这个观点有争议（Grice 1989:217）。Grice并不拒斥所有的惯例，但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意义等同于使用（1989:4），这二者之间的研究在理论上应更加成熟完善，精益求精，更加系统化。这就是Grice超越一般日常语言哲学家之处：超越“反理论建构的范式”，采取系统和理论化的方法进行语言研究。Soames（2003:200）认为，这实际上是Grice对Wittgenstein思想的一个重大偏离。Wittgenstein认为，在哲学领域理论和解释没有栖身之地，哲学家所能做的就是描述或呈现已然在那里的表达式的意义，这些意义通过对表达式的使用方式已经得到充分展示。

第一节提到，Grice认为当时日常语言学派过于倚重日常用法，甚至不加区分地使用，导致一些错误结论。如果区分日常表达的合理和不合理的用法，需要建立一个语言理论，既不把意义与使用混为一谈，也不把二者彻底剥离开来。如Soames（2003:199）指出的，“我们要认识到，尽管意义是支配表达式的使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因素。Grice[William James]演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着手寻求这样的一个语言理论，能够厘清其他的制约因素，并指出它们是如何与意义互动的”。Grice认为借助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方法，我们能够把语言使用看作是几个系统之间互动的产物。这其中既包括规约编码意义系统，还包括制约高效信息传递的交际系统（2003:200）。这里Soames指的显然就是合作原则。

从逻辑上讲，使用不等于意义，二者不能简单替换，因为前者似乎预设了后者。另外，如果把意义等同于使用，很容易得到反例。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运用很复杂，如果用法不同就产生不同的意义，词语的意义就会很随意，这既不合乎我们的直觉，也容易导致意义相对论，对意义的客观性期待也很难实现。应当注意的是，这里不能简单地把Grice反对“意义就是使用”等同于反对日常语言用法，二者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前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后者则是从方法论角度来说的。

无论是Wittgenstein的使用论抑或是Grice的意向论，都是对传统意义理论的反动，属于同一个传统，都把语言的日常用法作为关注对象和哲学研究的切入点。正是有了Grice对常识的重视，对日常语言用法的深刻洞悉，才有了他对日常会话的特征的把握，有了他对逻辑实证主义者忽视说话人因素所造成的后果的焦虑和关注。也正是有了他对会话逻辑优点的肯定，对说话人意向的坚持，会话含义和意向意义分析模式才应运而生。在我们看来，Grice比Wittgenstein前进的一步就是，在承认意义与语言使用密切关联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了决定语言使用的因素，他不仅关注语境，更考虑会话一般原则的指导作用。最重要的是，他引入了说话人的意向[8]，区分了词句的意义与说话人意义，提出了传达言外之意的运作机制。用Levinson（1999:145）的话说就是，Grice给我们提供了系统地谈论“没说”（what is unsaid）的方法。

可以说，传统的真值意义理论没能把握意义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关注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对应，而忽视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对应，只注重言说的真实性条件而忽视了它的真诚性和规范性要求，因而是不全面的。其根本缺陷就在于“把现实设想为现成事物的集合，而没有看到语言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陈嘉映 2003:53）。意义使用论则注重规约、功能，而对人的因素强调不够。Grice的意义观凸显了人的因素，尤其是说话人的意向和内心世界，也充分重视语言使用环境的作用。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对前两个理论不关注主体间性、未能从人际交往过程来体现和解释意义的做法的一种回应。段维军、张绍杰（2008:86）认为，“Grice 既驳斥了古典逻辑学派所谓意义只能以逻辑真值为标尺的观点，也摒弃了日常语言学派所谓意义即使用的观点，体现了一种超然的中庸观”。客观而言，Grice的立场并非中庸，而是更加完整全面。

[1] Burge（1992:620-621）概括并对比了各成员的特征，给予Grice和Strawson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与Austin相比，Grice更愿意把语言分析应用于富有哲学成果的方向上。

[2] Strawson认为，Grice对日常语言哲学方法的反动可能有点儿过头，但不可忽视下面这一事实：Grice对（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意义和标准目标，以及话语特征之间的区分和互动的一般理论的阐述，不是对“日常语言”哲学家研究方法的批判，而是修正和精细化。任何无视Grice理论的哲学研究者，都会因此丧失对自己材料进行深度理解和掌控的机会（1990:157）。

[3] 另参见Neale（1992:541）以及Grice（1970）的“语言和现实讲稿”，尤其是他对Russell（1905）和Strawson（1950）指称论的评判。他的William James讲座的第五讲修订后，以“预设和会话含义”为题发表，收录于Grice（1989）第269-282页。

[4] 其实，二战之后Grice就认同了Austin“语言采集法”的哲学分析路子。另外他对日常哲学、语言采集法的热情，部分归因于他对现代技术工具的反感与不信任以及对哲学中出现技术解释做法的嫌恶，参见Chapman（2005:59，169-170）。

[5] Soames（2003:216）在归纳日常学派的特征时，采用了“机会主义的标本搜集”，“反理论研究方法”（antitheorectial approach），“缺少系统的意义研究理论”等措辞。另外，Grice 1988年8月28日去世后，The Times在8月30日的悼词中也提到，有评论者把他的William James讲座视为他偏离日常哲学传统的证据之一，甚至是日常语言哲学运动没落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事件（参见Chapman 2008:99）。

[6] 在《哲学研究》的第一节Wittgenstein就提到“意义即使用”这一想法。不过，这一口号通常与他下面的论述挂钩：“在使用‘意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虽然不是所有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意义’：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

[7] 参考Kittay（1987）的第一性意义（first-order meaning）概念，它是指听到或读到一个句子时，我们对句中词语意义的第一反应。第二性意义是在话语特征和语境表明第一性意义不可取时我们所理解的意义。

[8] Green（1990:425）指出，Grice理论的精神就是，不管是交际行为还是其他行为均以目标为导向，只有承认它是希望被这样解释的，才算正确地解释了它。这里我们看到了说话人意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