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生活:探索一种小说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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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经典生命赞歌:《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树(1949—),日本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代表作:《且听风吟》《挪威的森林》《舞!舞!舞!》《海边的卡夫卡》

村上春树生于兵库县。1973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戏剧专业。《挪威的森林》(1987)可谓情色小说的经典,情节比较简单,但语言鲜活灵动,对情的渲染,对色的描摹,都出神入化,令人对美好的爱情与生活无限向往。在这情色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对生命的礼赞。作者在后记中说这部小说有着“极重的私人性质”,又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超越我本人的质而存续下去”。细读小说之后,我认为作者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人性的枷锁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向我们展示的是黄金与情欲的枷锁,七巧用这个枷锁“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挪威的森林》向我们揭示了更多人性的枷锁。枷锁就是束缚,是自由与解放的敌人。枷锁一旦背负便会深深影响一个人的整个身心,它将使我们失去自由与和谐的发展,使我们的人性扭曲变形,害人害己,后患无穷。人性的枷锁是小说中人物自杀的主要精神诱因。

木月和直子青梅竹马,根本没有其他同伴青春期的性压抑。然而他们却另有折磨的事情,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达到灵与肉的统一。他们不知尝试了多少次,就是不成功。这使得他们痛苦不堪,有了无法告诉别人的心病,久而久之,不能自拔。木月也变得对其他事情极不自信。所以木月的死虽然很突然且毫无征兆,但却自有其必然性。直子在20岁生日的晚上,她未曾爱上的渡边给了她从未有过的快乐。这让直子也深深自责:“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本来,本来我那么真心实意地爱着木月!”这无形中给了直子心灵的负荷。不能完全否认直子身上有着自杀的血缘因素,因为毕竟直子的姐姐和叔叔都是自杀而死的,但是给予直子致命打击的则是一种自责和焦虑。自责的是她和木月那样相亲相爱却不能灵肉交欢,反而与自己不爱的渡边能达到快乐的极致;焦虑的是自己无法忘却木月却又同时想恋着渡边,而且自己的生理障碍依然存在。长此以往的焦虑和自责使得她“好像身体被分成两个,互相做追逐游戏似的”。这种自我分裂以及进而出现的幻听和恐怖感,最终导致她绝望地自杀。

在通往幸福的爱的旅途中,往往会有些难于启齿的障碍,像小说中的直子那样,但长久压抑自己会使之成为生活的阴影,成为一种因爱而生的枷锁;倾心相爱的人突然逝去,固然是一种惨痛的打击,但长期陷入悔恨或痛苦的泥沼也断然不是爱人所愿。日本影片《情书》也是一个对死去的恋人难以忘怀的故事。渡边博子在未婚夫藤井登山遇难三年后依然保持忠贞,对藤井好友秋叶的求婚毫不动摇。影片中博子忠贞的爱让我们感慨万千,但同时我们仿佛也咀嚼出一份辛酸。死去的藤井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爱人生活在自己的阴影里长达三年!爱越深越难忘,理所当然;但封闭自己压抑自己实属不该。

宿命的爱情观,是《挪威的森林》展示给我们的又一枷锁。初美不是不知道永泽常常在外找女人,可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着她。按照初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爱到毫无原则,爱到仅仅单方面主动,爱到仅仅被动地祈求爱人的转变,恐怕也是一种囚徒似的爱。初美希望社会教育永泽,希望永泽有所好转,然而等待了四年的她终于因绝望而自杀。爱可以是缘分,但从来就不是什么宿命的东西。把爱看成宿命,就等于把自己的幸福交给了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就等于背负了一个枷锁,束缚住了自由的身心。

永泽背负的是另一种枷锁——分裂的人格。作者写道:“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征途中。”这种分裂的人格再加上价值感的缺乏,使得永泽的人生缺乏一种真正的意义。他报名外务省考试仅仅是想施展自己的拳脚,看看“在这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到底有多大本事”。永泽身上最可贵的一点是:为了目标刻苦拼搏。他说:“我要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不达到极限绝不罢休。”但他忘了只有把自己的生命与相爱的人联系起来,与更多的人联系起来,才富有意味。正如辛格所说:“有意味的生命——不只是幸福或有意义——应该追求一种目的,我们选择这个目的,因为它超越个人福祉的目标。”[11]说到底,永泽是个性格分裂的自我主义者,对世界没有价值追求,对他人没有人道关怀,这必然造就了宿命式地爱上他的初美的不幸结局。

可以说,永泽是作者安置在小说中的一颗很可能会自我引爆的炸弹。从结构上看,在神户时的木月—直子—渡边的三人友谊,就是东京的永泽—初美—渡边三人友谊的一个背景,或者说是一个阴影。木月和永泽都是与众不同的人,都不愿意同人交往,却能和渡边相处深厚,直子和初美都是那般美丽端庄温柔敦厚。木月和直子的自杀是否预示着初美和永泽的自杀呢?小说中只写了初美自杀,是否意味着作者希望永泽能够甩掉自身背负的十字架轻装生活呢?是否意味着作者在进行一项拯救自杀的行动呢?这些问题都关涉到小说的另一深层意味。

拒绝自杀

《挪威的森林》作者扉页题词是“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的确,日本人对死亡似乎有种特殊的感情,死亡学家谢莱德曼(Shneidman)称之为“对死亡的浪漫化”。[12]然而这部小说对死从无诗意地描写,而是重在写死造成的伤痛。每一个当事人的突然的自杀都给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带来无穷的痛苦甚至是灾难。正是从这种痛苦和灾难中,我们明白了作者对自杀的拒绝态度。让我们来看看三个主要人物木月、直子、初美的自杀所带来的伤痛。

木月死前的下午还格外认真地与渡边打了四局桌球,谁也没想到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作者对死的描写读来让人心痛。“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胶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脚踏板上夹着加油站的收据。”木月的死带走了直子的快乐。直子远离家乡来到东京读书,在东京邂逅渡边。两个故友总是周末在东京漫无目的地散步,彼此回避着有关木月的话题。这种压抑的痛终于在直子20岁生日那晚火山般爆发出来: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泪珠一旦滴出,随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草席,身体前屈,嚎啕大哭起来。如此剧烈的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肩膀急剧地颤抖不止。之后,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浑身发抖,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并且很快湿透了。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某种珍贵之物。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头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看到这样的文字,联想直子那颗破碎的心,让人禁不住长久扼腕叹息,内心酸楚不已!

初美的自杀,甚至让毫无责任意识的永泽也在给渡边的信中说出了心痛不已的话:“由于初美的死,某种东西消失了,这委实是令人不胜悲哀和难受的事,甚至对我来说。”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渡边把信撕得粉碎,此后再也没有给他写过信。热爱生活的人却孤独地死去,游戏生活的人却继续着游戏,这是何等令人伤心的现状!初美给他们的打击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初美象征着一种美好的渴望,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无非是一种“结了婚,每晚给心上人抱在怀里,生儿育女,就足够了,别无他求”的朴素愿望。初美的自杀增加了永泽的羞愧。渡边在初美自杀十二三年后,才忽然明白初美让人心灵震颤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记不起了。初美所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怆之极,几欲涕零。”作者其实是想借一位几近完美的女性初美的悲剧经历告诫读者:拥有时我们应倍加珍惜,否则失去时垂首顿足为时已晚;我们每个人内心都禀赋一份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我们应该为着这憧憬,积极地创造生活,而不要因为生活的磨难或挫折自行中断,只要有生命,就会有希望,生活中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结局而更应该是过程!

直子姐姐和木月一样也是在17岁的秋天上吊自杀,事发之前也毫无征兆。小学六年级的直子在以后的三天里“一句话都没说,像死在床上似的,只是眼睛睁着定定不动,好像毫无知觉了”。在姐姐死后,直子无意中又听父母谈话说是有血缘的关系,说早就死去的父亲弟弟也是自杀的,他是跳进电车轨道给压死的。直子进而认为自己的病根很深,仅仅希望渡边常去看她永远记着她就可以了,不要和她牵扯一起,否则会毁了他一生。长期处于焦虑与自责中的直子最后放弃了治疗,回到玲子身边,像往常一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没想到当夜她就在树林里上吊自杀了。渡边痛苦不堪,到外地流浪了一个月。以下这段文字再现了渡边当时的境遇,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内心极端的痛苦:

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子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档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一个月的旅行并没有缓解直子的死对他的打击。他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可以说,直子的自杀给渡边的打击是灾难性的,他无法相信曾经那么美好的肉体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了。

在漫游的这个月里,渡边不断地回忆、咀嚼着过去,他发现:

木月死时,我从他的死中学到一个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那便是:“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也无以解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

这也是对于死的两种理解:一种是形而上的超脱的观照,一种是形而下的痛苦的体验。

死者已去,活着的人仍要继续生命的旅程。对于任何形式的死亡,我们最后都必须报以形而上的观照,把自己从中解放出来,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这正是玲子带给渡边的启示。玲子出院后在渡边回到东京不久就来看望他,因为她“十分放心不下”,她语重心长地说:“假如你对直子的死还怀有一种类似创痛之感,那么就把这种创痛留给以后的人生,在整个后半生中去体会。……不过绿子另当别论,你要和她去寻求幸福。你的创痛与绿子无关。如果你还要伤她的心,势必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尽管你可能心里难受,也还是要坚强起来,要再成熟一些,成为大人。”与玲子吻别时,“周围走过的人无不直盯盯地看着我们,但我已不再顾忌,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如何活下去”。接下来渡边就给绿子打了电话。可以说正是玲子的到来才使得渡边从人生的黑夜里走到光明的大路。

拒绝自杀,好好活着,积极地去追寻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能提升自我的生活。我想这也就是村上春树在这篇小说里写了这么多人自杀的内在动机吧!

爱是长恨歌

理想总是美好的,但现实往往苦涩不堪,充满着荒谬和不如意,尤其是爱情。有诗词为证,李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两首诗词都道出了人生的无奈和爱情的难得,归结为一点就是:爱是一首长恨歌!爱追求一种完美的品质,但往往不可得,伤心总是难免,进而恨铁不成钢。这部小说从如下两个方面表现了这种恨:一是感伤主义,一是完美主义。

《挪威的森林》本是甲壳虫乐队的歌曲,村上春树以之为小说名,一是因为此曲是直子最喜欢的音乐,它勾起了叙述者的往事;二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格调也充满着感伤的味道,正合此曲。作者借以表明这是一部感伤主题的小说。

直子是小说中感伤主义的化身,可谓日本化的林黛玉。玲子说直子“所爱好的音乐,直到最后也没脱离感伤主义这个基调”,可谓一语中的。在小说最后,渡边和前来探访的玲子为死去的直子弹了五十首感伤的曲调来祭奠逝去的灵魂,然后为他们自己弹奏了第五十一首,巴赫的赋格曲。同时通过健康的肉体欢娱,将感伤彻底粉碎,此时,他们与直子是一体的,或者说,此时此刻,他们是在实践着直子的美好愿望。给直子举行的音乐葬礼既是对直子伤感的怀念,也是希望就此埋葬这种感伤。小说最后,我们蓦然发现:这也是一部透视感伤进而解构感伤的小说。感伤缘于因爱而生的恨,而对感伤的消解则表明了作者对感伤主义的否决和对快乐人生的肯定!

不完美的现实世界滋生了一种追求完美的情结。小说中的绿子可谓完美主义的代表,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宠爱,小学五六年级就下定决心“一定自己去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她不奢望完美无缺的爱,她所追求的是“百分之百的任性”。可她的未婚夫虽然是个好人,有很多优点,但也有点固执、偏激,甚至有点法西斯。所以,当绿子遇到渡边,一个个性十足,很有《麦田守望者》中的男主人公味道的人时,就深深地被吸引了,随着交往的深入,最后终于与男朋友断交。和渡边一起,她感到自由自在,可以喝酒、说粗话、看黄色录像。渡边也是嘴巴流蜜话又说得极有味道,说喜欢她就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说她的发型“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说喜欢她喜欢得“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可就这样一个让她“感觉再称心如意不过”的男人也不断地让她失落、生气。她因为发型改变未被发觉就两个月不和他说话。渡边也常常莫名其妙地“失踪”数月,也带给了她无穷的烦恼。最大的痛是渡边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所以追求完美的绿子注定了长恨的命运。恨归恨,绿子也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一个追求完美又总是失望,进而继续追求完美的、生活着的人,一个既现实又浪漫的人。

在日本,这种感伤主义和完美主义最典型地体现在“樱花情结”上,那就是对烂漫开放的樱花之美的极度赞赏,和樱花衰落之时的无尽悲伤。据说很多人因为不忍看到樱花的衰落而在樱花盛开之时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真是令人不胜伤悲的事情!其实,只要积极地拼搏过,人生中不完美有时也是一种美的极致。就像《老人与海》中的那位拖着硕大的鱼骨架归来的老人一样,虽然捕鱼失败,但他永不屈服的精神却赢得了全世界人的掌声。只要真正爱过,只要真正生活过,长恨又何妨!我想,这才是《挪威的森林》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人生智慧。

这篇小说的韵味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比如还可以从孤独和成长的角度、从象征的角度等进行解读,国内外已有多人作过,限于篇幅此文不再赘述。最后想引用一段译者林少华的感悟文字,它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村上的小说为我们在繁杂多变的世界上提供了一种富有智性和诗意的活法,为小人物的灵魂提供了一方安然憩息的草坪。读之,我们心中最原始的部分得到疏导和释放,最软弱的部分得到鼓励和抚慰,最孤寂的部分得到舒缓和安顿,最隐秘的部分得到确认和支持。那是茫茫荒原上迎着夕晖升起一股袅袅炊烟的小木屋,是冷雨飘零的午夜街头永远温馨的小酒吧。”希望更多的人能走进这个小木屋和小酒吧,静静地品味小说带给我们的思想魅力!

【延伸阅读】

A.理论

1.迪尔凯姆《自杀论》(1897):人类自杀的反常发展与当代社会的普遍弊端密切相关,它是危机和动荡的标志。

2.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智慧日历》(1905—1907)或《生活之路》(1910):托尔斯泰的生活学。

3.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对死亡的人》(1977):本书展现了西方从中世纪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历史,可谓死亡学的开创之作。

4.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1983):心理医生的经验总结,协助我们从容面对人生中的一切苦难。

5.库伯勒-罗斯、凯斯勒《人生的功课》(2000):生死学家讲授人生的功课,旨在让人们享受生命的美好,并能坦然面对挫折、不幸和死亡。

6.库比特《生活生活:一种正在来临的生活宗教》(2003):生活关键词大荟萃。

7.葛文德《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2014):“思考死亡是为了活得更好。”献给乐生者的死亡学。

8.南川、黄炎平编译《与名家一起体验死》:西方名家有关死亡的经典论述和体验。

B.小说

1.爱伦·坡《别拿你的头颅和魔鬼打赌》(1841):死亡不可体验。

2.钱伯斯《在我坟上跳舞》(1982):青春是刚刚燃烧起来的火,里面积攒着无限的能量。不当的释放既烧人也伤己,甚至导致过早衰亡。

3.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2007):青春的感伤。男男女女的现实苦痛。既无法超脱现实,又无法填补内心空洞,何去何从?露姬自杀可能另有所寓。露姬一直想逃避现实。可又不得不面对坚硬的生活。现实永远在那,凡无视、逃避或不能坚守者,注定被现实消化。

4.奥利弗《忽然七日》(2010):死亡与重生、觉醒与救赎。

5.辻村深月《使者》(2012):关于生死的疗愈佳作。

6.萧红《生死场》(1934):萧红成名作。生死较量中彰显精神魅力。

7.霍达《穆斯林的葬礼》(1988):荡气回肠的史诗之作。精神枷锁,香消玉殒。

8.毕淑敏《预约死亡》(1994):以小说的形式探索生与死的意义。死亡无法预约,可以预约的是每个人在死亡到来之时的态度。

[1] 参见南川、黄炎平编译:《与名家一起体验死》,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第22页。

[2]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282页。

[3] [美]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姜志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183页。

[4]Leslie Paul.Themeaningofhumanexistence,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Publishers,1971.p.216-217,p.221.

[5] [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陈泽川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49页。

[6]Julia Kristeva.HannahArendt:Lifeisa Narrative,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2001.pp.7-8.

[7]Steven Sanders,David R.C.TheMeaningofLife,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8.p.75.

[8] [法]蒙田:《有血有肉的语言》,梁宗岱、黄建华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第164页。

[9] 徐岱:《边缘叙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第179页。

[10] [美]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20页。

[11] [美]辛格:《我们的迷惘》,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22页。

[12] 参见南川、黄炎平编译:《与名家一起体验死》,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