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对抗官僚：《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剪辑错了的故事》
王蒙（1934—），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季节四部曲》《青狐》。
茹志鹃（1925—1998），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代表作：《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下文简称《组》）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当时反响强烈，作者后来因此小说被划为右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了半个多世纪，回头再读，我们不禁佩服王蒙当年的勇气和干劲。《组》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体制进行了由表入里的批判，这些批判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下文简称《剪》）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小说重新估量和思考了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新时期“反思文学”的思潮，也标志着作者风格从早期“清新俊逸”到后期“冷峻沉思”的转变。上述两部小说，写于不同时期，但都涉及相同的时代问题。从工作的角度来说，两部小说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主题：以单纯对抗官僚。
工作作风的蜕变
从宽泛的意义来说，人一出生就开始了工作。小孩玩耍就是工作，学生学习就是工作。而只有从学校毕业走进社会，一个人才开始真正的工作。工作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之一。工作无贵贱，任何正当的工作都是为了保持整个社会大厦各个系统得以和谐运转。工作者的态度也往往深受外在工作环境的影响。通过工作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窥视工作环境对工作者心灵的影响，以及工作者个人生活的转变。在揭示这些转变的过程中，作家往往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或褒扬或批判，其主旨都是为了更好的明天。
王蒙《组》的批判性历来被定位于刘世吾的官僚主义，不能不说这只看到了小说的表层批判，对那深层的批判却隐而不见。一旦我们意识到刘世吾在革命前后工作态度的转变，那么便接触到小说最深处的批判了。小说第九节，处理完麻袋厂王清泉的官僚主义问题后，刘世吾与林震一起吃晚饭，向林吐露心声。从中我们知道，刘世吾1947年在北大任自治会主席，参加游行被流氓打坏了腿。他颇有感慨地说：“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可是解放后，他忙得不可开交，从来没睡够过八个小时，处理这个人处理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自己。为此，他自我反省地说：“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励我们。”
在小说的其他部分，我们也明显感觉到刘世吾在解放之后对工作的“可怕的冷漠”。据赵慧文介绍，“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的口头禅“就那么回事”是其工作心态的标志。可以说麻袋厂问题其实就是他一手拖延造成的。可悲之处在于，处理官僚主义者王清泉的刘世吾自己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僚主义者。小说揭示了建国后我国一些单位官僚主义成风的现实。这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形成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通过组织部长刘世吾的解放前后的转变，王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体制本身的问题。体制中的一些痼疾是如此强大，使得体制中的工作者深受束缚，施展不开，进而退避内心，对外则消极麻木，刘世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罢了。
《剪》反思“大跃进”，与《组》一样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官僚主义问题。不同之处在于，《组》中组织部长刘世吾其实对自己的问题有所觉醒但又无能为力，而《剪》中的领导老甘则对自己的问题似乎毫无意识，反而通过一个看守梨园的农民老寿之口将他解放前后的工作作风变化说了出来。解放战争时，军民情如鱼水，革命者事事想着人民，而现在所谓的“革命”，不像过去那样真刀真枪，干群关系也没有过去那样实心实意，“现在好像掺了假，革命有点像变戏法”，以前是一心为民，现在是专心为了领导，“做工作不是真心为了老百姓，反要老百姓花了功夫，变着法儿让领导听着开心，看着满意”。《剪》不仅将现在和过去对比，还涉及假想的未来侵略战争，意在警醒世人：如果不能抑制现在的弊端，而是任其滋生蔓延，那么不久的将来必然遭遇失败的命运。
综上所述，两篇小说都写到革命前后一些干部工作作风的蜕变，旨在引领读者思考：为什么解放前那么艰难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党工作者能踏实工作，解放后有些人却反而官僚成风？为什么解放前一心为民，解放后却两眼紧盯着官位？
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
两篇小说都形象地揭示了机关干部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其核心就是官本位，以自我为中心，处处想着保持自己的“乌纱帽”或是想着更大的升迁。官僚主义脱离实际问题，脱离群众，不关心国计民生，频频发号施令却不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这两部作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具体地体现出来：
官话连篇。官话可谓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最常见于各种会议中。巴金在《三论讲真话》中所说的会场中的假话、空话其实就是官话。巴金感慨地说：“在会议的中间，在会场里，我总觉得时光带着叹息在门外跑过，我拉不住时光，却只听见那些没完没了的空话、假话，我心里多烦。”其实谁也不会相信这些假话，大家只是把它当作“护身符”。[18]官僚主义者最常阅览的是红头文件，必须要吃透上级的指示和意图，看得多了，说得就多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那些冠冕堂皇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大话套话也逐渐渗透进他们的工作甚至家庭生活之中。有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打官腔。《组》中的刘世吾就是这么个打官腔成了家常便饭的人。林震第一次到组织部报到，刘世吾就对其进行说教，满目的文字像是在阅读宣传文件；当林震去麻袋厂调研工作发现了王清泉的问题向刘世吾汇报时，他再次打官腔拖延；林震因为同意魏鹤鸣召开座谈会而挨批评时，他依然是满口官话文过饰非。小说中不仅仅刘世吾如此，通过魏鹤鸣之口，我们感觉到王清泉作为麻袋厂的厂长也是如此。在小说最后的区委常委会上，我们更是见识了李宗秦、周润祥同样以官话和官位压人的丑陋嘴脸。
在《剪》中，甘书记作为党的基层干部，也是常常把官话当作“令牌”来开辟道路开展工作的。当老寿去县里为上交那么多粮食讨说法的时候，甘书记一见面就语重心长地说道：“不是我一见面就批评你们。你们的眼光太浅了，整天盯着几颗粮食。现在的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一步差劲，就要落后。你们老同志更应该听党的话，想想过去战争年代，那时候，咱算过七大两、八大两吗？……”当甘书记要砍掉梨园扩大水稻种植，老寿坚决要求甘书记再等二十天等梨子成熟后再扩大生产，作者写到：“‘不行！’甘书记面容严肃，说道：‘我们现在不是闹生产，这是闹革命！需要的时候，命都要豁上，你还是梨呀，梨呀！还是一个党员，象话吗？’”试想，在这样的气势下，谁还敢抵抗上级的命令呢？官话之下，造成了多少悲剧结局啊！
数字崇拜。荷兰作家伊登1895年发表的小说《小约翰》中，小约翰在随博士学习和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每一样东西都转变成了数字。”[19]我们不能不说，小约翰的发现其实是人类现代社会的一个寓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越来越数字化了。的确，当今世界已经被尼葛洛庞帝称为“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但数字化还意味着一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越多越好！这种数字崇拜已经渗透进现代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上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就提出把人文科学引向邪路的“四类偶像”——“数据偶像”“新奇偶像”“时代偶像”和“学院偶像”。其中“数据偶像”首当其冲。[20]王蒙的《组》则让我们见识了行政工作中的数字崇拜。韩常新是林震的直接领导，他给林震的印象是“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除了打官腔外，还对数字非常敏感。韩常新打电话数落麻袋厂的组织委员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做工作时说：“为什么你们只谈了半小时？我在电话里告诉你，至少要用两小时发展计划！”当魏鹤鸣对韩常新说发展了一个半党员时，他很不高兴地纠正道：“不是一个半，是两个，我是检查你们的发展情况，不是检查区委批没批。”韩常新在麻袋厂调查时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事后被他写进工作简况之中），至于先进工人克服困难钻研创造的过程，他听都不想听。
的确，数字是反映工作成绩的一大工具，但是数字并非唯一有效的手段。作为领导干部来说，用数字向上级汇报表功，极为有效而显目。但过于追求数字，甚至弄虚作假，谎报瞒报，就失去了数字本身的意义，甚至会导致祸国殃民。《剪》可谓恰当的例子。1958年“大跃进”时期，浮夸成风，数字满天飞，到处“放卫星”争第一。甘书记所在地区就放了一个“亩产一万六”的大卫星，结果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取经，荒谬至极，令人啼笑皆非。
拖延问题，推卸责任。《剪》中放卫星谎报产量，谁都知道是假的。可是基层领导们却仍然乐此不疲，甚至还要继续砍掉即将成熟的梨园进行扩大生产。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似乎谁都不愿意做那个童话中说真话的小孩子，于是只有拖延问题了。《组》中王清泉的官僚作风由来已久，魏鹤鸣也曾经写信给纺织工业部和区委反映，上级调查后找到王清泉“批评”了一下就了事。王清泉认真了一个来月就又故态复发。对于王清泉的问题，刘世吾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当林震去找他汇报工作时，从刘世吾口中，我们知道了王清泉“也是个特殊人物，不太简单”，是个呱呱叫的情报人员，一个英勇的老同志。之所以他的问题拖了这么久没有解决，按刘世吾的说法是因为“从各方面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很显然拖延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刘世吾。等到《北京日报》登出揭发王清泉的群众来信，刘世吾立刻一派清官作风，雷厉风行，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处理了麻袋厂的问题。不能不说刘世吾精通“领导艺术”，他深知王清泉资格老人脉广，搞不好就会自找麻烦危及自己。可是媒体曝光，上级过问之后，他就可以放开手脚“扯虎皮拉大旗”了。
官僚主义除了拖延处理存在的问题，还往往在问题上面推卸责任。《组》第十节中，涉世未深的林震居然在区委常委会议上点名指出，韩常新和刘世吾应对王清泉问题负责。韩常新讽刺林震是“事后诸葛亮”。刘世吾则老练地将责任归结为“我们的干部太少，建党还抓不过来”。当林震又对组织部长李宗秦的意见进行反驳时，被区委书记当即横刀制止。本来开会之前还各自焦虑不知道如何为自己洗刷过错的领导们，一下子把矛头对准了林震，很快转移了话题。结果是：人是处理了，可问题依然存在。的确应了韩常新的话：“组织部并不能保证第二、第三个王清泉不会出现。”众所周知，党工作者应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是官僚主义者却为了各自的职位，不敢做“出头鸟”，敷衍问题，等到“娄子”被捅了，就又互相推诿，寻找“替罪羊”。
呼唤单纯朴实的工作作风
两篇小说在让我们全面认识官僚主义者的真实面目的同时，也相应地塑造了另一批普通而又敢于较真的“小人物”，他们不是什么领导，但他们的身上却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单纯朴实的“严肃主义”工作作风。
与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专注自我的官本位不同，“严肃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以人为本，关注他人的利益，实事求是。《组》中林震刚刚参加组织部工作，富于热情，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看上级领导的意图行事，结果不断遭到批评。但林震仍然一如既往，甚至在区委常务会上点名批评顶头上司。这样的人如今是多么的缺乏啊！潜规则流行的社会，工作者也往往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性格的分裂在所难免。比如刘世吾，他是个谙熟世故的领导，但他的内心还仍然有着对单纯的向往。小说中写他也和林震一样爱小说、诗歌和童话。他深情而又忧伤地对林震说：“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令人遗憾的是，单纯对刘世吾来说只是一个内心的梦想，现实中却永远“就那么回事”。
赵慧文从部队文工团转业来到组织部，一开始也是看不惯许多东西，提了好多意见，还和韩常新大吵，可是后来，她渐渐发现自己的力量单薄，便转而私下里独自与他们较真。她将三年来看到的组织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自己的意见写了一个草稿。不仅如此，她也与自己较真，画了张表，自己工作有了失误就划一个黑叉子；如果一天没有错，就划一个小红旗，连续一月小红旗，她就给自己买点礼物奖励自己。与赵慧文不同，林震因为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所以充满斗志。他坚持认为“人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而不能等到正确了才去斗争”。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经历了麻袋厂事件，通过与赵慧文的倾心交流，在小说结尾，林震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人，是多么复杂啊！一切一切事情，决不会像刘世吾所说的：‘就那么回事’。……正因为不是就那么回事，所以人应该用正直的感情严肃认真地去对待一切。……”在赵慧文和林震的身上，让我们感动的是一种与官僚主义者截然不同的责任意识，正应了韦伯的如下思想：“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21]
与赵慧文、林震不同，《剪》中的老寿，只是普通群众，但也是一个敢于较真的老党员。公社放卫星后，支书老韩严格按指示办事，吹吹打打上交公粮，老寿偏要上访讨说法，结果在甘书记那里碰了一鼻子灰。甘书记凭借放出的卫星步步高升，还想有更大的“政绩”，准备砍掉即将成熟的梨园。老寿再次据理力争，可在甘书记的官腔里，他像只伤痕累累的豹子，再也没有往日的威风，只得发出最后的哀号：“拿去吧！为革命我没怕死过。把我这块石头搬了吧！我是块石头，绊脚的石头，我赶不了这形势，我闹不来这革命，我想不通，把我搬掉吧！搬掉吧！”一种不理解而又不甘心的孤苦溢于言表，读来令人心酸不已。
综上所述，两篇小说在揭示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同时，着重歌颂的是以林震、老寿为代表的严肃主义的工作作风。两相对比，反差强烈。官僚主义者冷淡、麻木，不干实事，两眼盯着上级；严肃主义者则为了工作不计个人得失，关心他人，关注民生，敢说真话。虽然两篇小说写的都是1950年代的事情，但在今天，环顾我们的工作环境，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依然屡见不鲜，而那些严肃主义者也往往像赵慧文那样退避忍让。由此可见，在几千年来官本位思想盛行的国家，让工作走向一条良善的大道，还有待于每个人长期的坚守和努力。最后，让所有着眼于和谐社会的工作者一起重温林震的宣言吧：“我要更积极，更热情，但是一定要更坚强！”
【延伸阅读】
A.理论
1.克里希那穆提《谋生之道》（1992）：圣者对谋生之道的洞见。谋生之道无关贫穷，人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自由和解放。
2.德波顿《工作颂歌》（2009）：德波顿提醒我们不要总是抱怨工作的劳累与单调。也有很多人在意职业本身的趣味而非利益。“至少工作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气泡，让我们置身于其中，去使人生臻于完美。”
B.小说
1.戴维·洛奇《美好的工作》（1988）：作者的校园三部曲之一。小厂长爱上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博士，但这场爱情充满不确定性。小说揭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2.百濑忍《入殓师》：从入殓师的工作视角，参悟生死，同名电影获2009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
3.马烽《韩梅梅》（1954）：这山望着那山高，结果一事无成；相反，立地生根，不断拓展，却能自成远大。
4.谌容《人到中年》（1980）：忘我的工作（陆文婷）；马列主义老太太（副部长夫人秦波，满口马列主义其实自私自利）。
5.鲁彦周《天云山传奇》（1979）：工作作为使命（罗群，冯晴岚 ,宋薇）；官僚作风（吴遥）。
6.毕飞宇《推拿》（2008）：从盲人按摩师视角，洞察社会万象。
[1] [法]莫洛亚:《生活的智慧》,傅雷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00页。
[2] [德]叔本华:《人生的智慧》,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21—22页。
[3] [英]德波顿:《工作颂歌》,袁洪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329—330页。
[4] [印]克里希那穆提:《谋生之道》,廖世德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第74页。
[5] [法]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18页。
[6] [瑞]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北京:三联书店,1994,第93—94页。
[7] [法]莫洛亚:《生活的智慧》,第203页。
[8] [法]莫洛亚:《爱情的艺术》,参见孙琴安主编《名家谈婚恋》,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第270页。
[9] [古罗马]爱比克泰德:《生活的艺术:通往幸福、快乐和美德之路》,沈小钧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第9页。
[10] [黎巴嫩]纪伯伦:《纪伯伦散文诗全集》,伊宏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第277页。
[11] [古罗马]爱比克泰德:《生活的艺术:通往幸福、快乐和美德之路》,第25页。
[12] 朱光潜:《谈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第10页。
[13] [德]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36页。
[14] [黎巴嫩]纪伯伦:《纪伯伦散文诗全集》,第277页。
[15] [印]克里希那穆提:《谋生之道》,第42页。
[16] [美]塞利格曼:《真实的幸福》,洪兰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第174—175页。
[17] 南怀瑾《南怀瑾谈生活与生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5—16页。
[18] 巴金:《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第223页。
[19] [荷兰]伊登:《小约翰》,胡剑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第173页。
[20] [英]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第187—190页。
[21]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