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诺》在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译介与接受
摘 要：在有关中国现代话剧史的论述中，法国作家埃德蒙·罗斯当（Edmond Rostand，1868—1918）的名剧《西哈诺》常常被提及。《西哈诺》是法国后期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影响力几可与雨果的《艾纳尼》相媲美。这部风靡一时的法国名剧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获得国内读者的广泛注意，并且数次登上话剧舞台。面对中法戏剧交流中这一颇为有趣的个案，本文试图追溯它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路径，厘清与之关联的人物与事件，重现中国读者、观众对它的批评与再造，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彼时中国知识界对于法国戏剧的择取标准与接受特点。
关键词：方于 洪深 《西哈诺》 复旦剧社 艺专剧社
20世纪20—30年代欧美文学翻译在中国蓬勃兴盛，戏剧翻译亦然。蜂拥而入的作品与理念令本土读者眼花缭乱。据统计，“到1924年，全国已经公开刊行170部外国剧本。从1908年到1938年，出版了387种剧本，96种理论作品，戏剧月刊和半月刊20种，散见于报刊的译文尚不在此数”113。在关于中国现代话剧史的论述中，法国作家埃德蒙·罗斯当（Edmond Rostand，1868—1918）的名剧《西哈诺》常常被提及。《西哈诺》是法国后期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作，1897年在法国首演，轰动一时，随之迅速传入欧美各国，其影响力几可与雨果的《艾纳尼》相媲美。这部剧造就了剧作家罗斯当与演员哥格兰（Coquelin）的赫赫声名，并促成了广大民众对于浪漫主义戏剧的普遍接受。在法国戏剧研究者阿兰·维亚拉（Alain Viala）眼中：“它作为最终以获得大众认可的浪漫主义戏剧的形象入驻了集体记忆。”114这部风靡一时的法国名剧于20年代末传入中国，获得国内戏剧爱好者的广泛注意，并且在30年代数次登上话剧舞台，引起观众趋向两极化的评价。中法戏剧交流的这个案颇值得细究，本文试图追溯它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路径，厘清与之关联的人物与事件，重现中国读者、观众对它的批评与再造，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彼时中国知识界对于法国戏剧的择取标准与接受特点。
罗斯当在中国的介绍
对民国时期的文人而言，法国剧作家罗斯当几乎可算同时代人。1918年他去世时，中国已经完成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即将爆发。罗斯当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旅华英国人所办的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1918年的《新青年》曾介绍说：“字林西报，出版于上海有年，取日刊材料之重要者，每周印行，称Herald。此报纯为上海英商之机关报，并上海工部局之机关报，故工部局之报告皆附印于周刊之内，其意见，有非吾国人所能全赞同，然其如内地之消息，较沪上诸报，尤为灵捷，故诸报多转译之，以实其栏。”115《字林西报》消息灵捷，确是事实。早在1904年11月11日，《字林西报》第五版就刊登了罗斯当的照片与简短介绍。此后《字林西报》上与之相关的报道时有所见，既有介绍新剧者，亦有讣告、评论等等。116根据《新青年》所述，亦可看出《字林西报》虽为英文周刊，读者并非仅限侨民，也有诸多通晓英文的中国人，成为当时中国文化阶层了解西方时事的重要途径。
继《字林西报》最早出现对罗斯当的英文介绍之后，上海本地华语期刊也迅速跟进。1907年，吴趼人主编的重要文学期刊《月月小说》第一卷第五期便也刊登了罗斯当的肖像。1171914年，法国剧作家的照片还出现在了《礼拜六》杂志上。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第15页则在同一页上刊登了罗曼罗兰、克洛代尔与罗斯当三位大家的半身像——前两位被称作小说家，后者则被标注为“戏曲家诗人”。1929年《小说月报》20卷第八期第六页再次刊登了罗斯当的照片，将其称作法国诗人与戏剧家。综上所言，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文化界对罗斯当的身份与重要地位已经颇有了解。
《西哈诺》的译介出版
罗斯当虽早已为中国知识界所认识，《西哈诺》却在他去世十年之后方才介绍给中国读者。1928年，罗斯当（时译曷士當）的《西哈诺》被留法七年的方于（1903—2002）翻译成中文。1929年1月方于的译本在上海春潮书局首次出版。
1928年学习音乐的方于留法归国，是年将《西哈诺》译为中文。1929年至少有三份杂志对方于进行了专门介绍：《真善美》女作家号第一页刊登了方于的照片，介绍中说她“毕业于上海著名的贵族化女子中学晏摩氏女校，民国十年赴法留学，在索邦和里昂大学学文学，兼涉绘画、音乐、雕刻，当时在国立音乐学院和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任教”118。上海《妇女杂志》第15卷第七期的27页也刊登了《女青年艺术家方于女士照片》，同样描述了她良好的出身与出色的才华；《今代妇女》第11期12页所刊登的照片题为《国立音乐院教授方于女士，Soprano和汤姆斯基夫人》。1933年，《留法歌唱家方于女士》的照片还出现在了《大亚画报》388期第一页上。方于在短时间之内为报刊争相介绍，一方面归功于她的才学，另一方面则与《西哈诺》的翻译出版有着内在联系。119
方译《西哈诺》出版后，读者不少：于伶120、冯至121、萧乾、林语堂、戴望舒、浦江清等都在文章中或多或少有所提及。虽然真正的书评并不算多，但是颇有几篇值得注意。
1928年春潮主编夏康农的《方译西哈诺序》刊登在上海春潮书局122出版的《春潮》月刊上。123夏康农是《春潮》杂志创刊人之一，曾与方于同年赴法留学。据他所言：“方叔远先生及方于女士翻译本书的勤劳谦逊的精神，他们足足费了三个整月的功夫译出这一部名著来，却还万分谨慎着不肯问世。”124方于的父亲方叔远本身是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辞典学家，对译本有较高标准是非常自然的。而方于虽学习音乐出身，但是留法七年，语言水平也相当不错。
对于《西哈诺》译本的出现，中国读者的态度是欢迎的。1929年5月26日，戴望舒在《文学周报》发表《“西哈诺”译文商酌（法国Edmond Rostand著，方于女士翻译）》一文，125他首先肯定了译本出现得及时：“在对于我们这里还很生疏的名字，往往在世界上已是不朽的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Edmond Rostand，当人们一提起，就立刻会说‘西哈诺的作者’，正如人们说‘西特的作者’或是‘爱尔那尼的作者’一样而叹赏着的，但是在我们的国度里，这部惊人的杰作出世了五个月光景还是初版。这也可算是一个不足为怪的奇迹吧。”126戴望舒随即对方译的几处问题发表看法，并自言曾经尝试翻译《西哈诺》段落。然而此时的戴望舒还未赴法留学，法语只是初入其门，观点未见高明，倒显得有些吹毛求疵了。
相较而言，还是浦江清的评论更加恰如其分。1929年6月24日浦江清以榖永的笔名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文章，题为《法国名剧新评》，对方译《西哈诺》加以点评。他对方于译本评价甚高：“原文为韵文，切颇有奇特之字，及十七世纪之辞藻，故甚难译。今方于女士改译成散文，十分流畅。吾人取校数页，一字一句，故密合原文也。”在他看来，方于译本直接来自法文，远比诸多从英文转译的文本更加忠实。蒲江清对方译评价颇高，虽然指出“亦有漏失处”但是“原作辞藻奇丽，而奔放活泼……今均可于译作中窥见原作之所胜。此虽可云曷斯當之诗才横溢，于异国之翻译，不能埋没其本色，抑亦女士之文笔，有以达之耳。……”浦江清并以剧中一首《杏仁饼》之歌词翻译，而证明方于“格律一依原诗，而流利如此，实难能也”127。
戴望舒曾经写道：“近来出版界的气象似乎比以前好一些了，名作是渐渐地被翻译出来，而且受较不浅薄一些的读者所欢迎着了。然而仅仅翻译的小说是如此，诗歌戏曲呢，注意的人还是很少。在这个时候，春潮书局打起了亏本的决意，把方于女士译的曷士當的《西哈诺》送出来的勇气是可以佩服的。”128 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剧本翻译在当时并不讨巧，诗体剧的译作则更难获得市场的青睐。为何夏康农以春潮这一小小书局，敢于做出赔本的买卖？身为主编的夏康农在译本序中也多少给出了解释：“也许有内外的两层原因吧：……近年来新兴文艺界对于西方文艺的介绍，特别是北部欧洲的作家容易受到我们的欢迎，特别是表现沉毅冷酷的人生，血肉狼藉的搏斗，彷徨幻灭的悲哀这方面的制作容易博得我们的爱好。像花样的笑，火样的热，执迷的爱，沉湎的醉，绯红的希望，洁白的心胸，乳虎般恶活力，野兽般的追求，这一类情调的名家作品，却少有注精会神的介绍。”129夏康农也曾留法学习，非常了解《西哈诺》在欧美剧坛造成的轰动效应：“费鲁（Augustin Filon）在他的《从小仲马到曷士當》一书里高声欢呼着新时代的开场，诗剧的灵魂的复归，他并且歌颂曷士當不仅彻底震动了当时的剧场，同时还赐予了奄奄的抒情诗的制作以新的活跃，新的生命。据美国克拉克（Clark）说来，英美的观众常常给近代法国写实派剧作家的性的问题的描写态度惊骇住了，不敢表示欢迎的，《西哈诺》以及曷士當其它的剧本竟受到破格的宠遇。”130这位出版人对于《西哈诺》的成功也自有一番解释：“（《西哈诺》）诞生的时候，是写实派大师小仲马及奥吉耶（Emile Augier）笼罩着法国剧坛至三四十年之后的衰落的末期，大家正感到无限的疲倦，外来的易卜生、霍普特曼的社会问题剧，也压逼着大家感出心烦。这时候忽有一个好勇斗狠，独来独往，脱去一切的桎梏，唾弃一切的权威，忍受各种的苦辛，决意闷死了自己的情爱，献身为心爱的女子永远服劳……”131由此可见，夏康农选择《西哈诺》并非单凭勇气，而是有着实际考虑。20年代末的中国，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社会问题剧广受欢迎，132为人民创作戏剧的意识开始兴起。夏康农有意识地将《西哈诺》与社会问题割裂开，期待着中国读者与法国读者一样，在对问题讨论感到倦怠之余，能够从《西哈诺》这样一部激情洋溢、充满浪漫主义骑士精神的戏剧中获得无拘无束的审美快感。
继春潮版本之后，方译《西哈诺》又被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入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于1931年7月初重新出版。商务版保留了译本原貌以及夏康农的《方译西哈诺序》。133 1920年浦江清曾批评春潮出版社“遍检此译本，原文剧名Cyrano de Bergerac三字，仍不一见。译书而不肯附原名，为十年前之恶习惯，今谅不至欲恢复古道，但装帧人何以疏忽若是耶”134。春潮排版的疏漏在商务版中都获得了矫正。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上海翻译文学出版数量最多、质量最为上乘的出版社。1931—1932年日军轰炸中遭到严重毁损，造成出版数量所有减少。135 然而1933年2月，《西哈诺》便获得商务印书馆再版，版权页标明这是“国难后第一版”。书后版权页中写道：“敝馆虽处境艰困，不敢不勉为其难。因将需用较切各书先行覆印，其他各书亦将次第出版，惟是图版装制不能尽如原式。”136方译《西哈诺》被商务纳入了轰炸后最早再版的一批图书之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译本的质量与社会影响力做了背书。
《西哈诺》的演出
《西哈诺》春潮译本出版后即反响不俗，也引起不少戏剧人的关注，第一次被搬上舞台是在1930年。复旦剧社于1927年邀请到当时在复旦任教的洪深合作指导137，这里成为洪深领导、从事戏剧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社团。138洪深到来之后，复旦剧社的多次演出效果都不错。1929年剧社在杭州进行第九次公演，“场场客满”139。1930年，复旦剧社筹备演出多部戏剧，“但因时间关系，只能把五幕诗剧《西哈诺》和观众相见”140。剧社采用方于译本，请洪深为导演，1929年留校任助教的朱端钧则担任副导演。当时在复旦读书的吴铁翼回忆道：“《西哈诺》经一学期的排演，洪深先生集中了精力用在这剧上，由马彦祥、唐玄凡及梁培澍主演，又有赵聚钰、吴衷民、方立祥、王震寰、萧迻山、林楚君、孔包时等七十余人助演，女演员中如季婉宜、杨秀娟、范桐章、李莲、李清泉、张徽仪等廿人参加。”141洪深本打算想自己主演，因工作过于繁重，便将西哈诺的角色交付给了已经从复旦毕业，戏剧上崭露头角的马彦祥，并在排演中对他提出了极严格的要求。142女主角的选择则颇费了一番踌躇，143最终选中了梁培澍担任。后来演出不仅演职人员众多，且“布景之伟大，灯光应场之完备均系空前未有”144。演出经费则“花费了将近三千块钱”145。1930年6月6日，《申报》刊登了良鹤的文章《复旦剧社公演〈西哈诺〉》，作者热情地宣告：“《西哈诺》这个伟大的剧本终于给复旦剧社在本月十号搬上了中国的舞台了。”十日恰好是 “大考前一夜”146 《西哈诺》在体育馆上演，“同学观众多带书到场，一面磨枪，一面看戏”147。
1930年6月16日，《申报》登文曰：“复旦剧社自11日晚在江湾复旦大学一度公演《西哈诺》后，观众莫不为此剧结构之伟大，表现之严谨所震撼，兹定于十七、十八、十九三日假座新中央戏院作正式之公演。按《西哈诺》一剧为十九世纪骚动一时的浪漫的诗的历史剧，此剧在法国妇孺皆喻，学校中用为课本，其在文学上之价值可知。现洪深君以非常之毅力，指导复旦剧社，使此剧上演于中国之舞台，角色有七十余人，服装皆系按照法国路易时代之格式特制者，表演力求风格化，与写实作风异趣，或可一新沪上人士之耳目云。”1486月17日，《西哈诺》正式进入上海海宁路中央大戏院公演。149中央大戏院在当时算是规模不小的剧场：“戏台呈扇形，台口宽9米，高10米，舞台深13米，总高度18米……观众席两层，1000座。”150两场演出下来，观众至少可达千余人。鲁迅也曾兴致勃勃前往观看。151虽然未见鲁迅对《西哈诺》的具体评论，但是他本人收藏了日本人栋方志功作于1932年的木刻《〈西哈诺〉剧插图》152，可想而知对这部戏是颇有印象的。
随即剧社主要演员和洪深的照片出现在了沪上各大报刊中。《良友》画报153刊登了洪深、马彦祥及几位女演员的照片；《图画时报》154也刊登了相关报道。1930年，时为复旦学生的陈昺德在《良友》画报《戏剧与游艺》专栏中写道：“复旦剧社在中央戏院连演此剧三天，据观众一致的赞赏，说复旦的公演此剧是成功的。”155 虽然风评不错，却似乎是叫好不叫座，加之成本过高，经济效益最终不尽人意。杨守义回忆说：“《西哈诺》演完之后，赔了一次大本，于是下学期便停止了拍戏。”156吴铁翼亦回忆说：“复旦剧社结算下来却赔了千余元。因之下学期也未克上演。”157 而洪深本人不仅支付了其中的一千元，用去复旦半年的薪水，还为腿伤治疗花去了五百元医药费，并且荒废了许多事情，为拍戏做出了巨大牺牲。158
洪深极其严苛的艺术态度也在剧社内部造成了一些反弹。洪深非常倚重马彦祥，期待他为其余演员做表率，曾有一场戏让马彦祥反复排练二十多次，最后仍不满意。1931年，马彦祥在《读书月刊》发表了《洪深论》。文中指出，洪深退出戏剧协社，加入复旦剧社之时，肯吃亏，肯自言，颇得同仁赞誉，“然而这种称赞在他排演《西哈诺》一剧的时候，我们不再听见了”159。马彦祥认为，参加《西哈诺》演出的都是“复旦剧社”学生，“开始筹办的时候，大家都是那样地同情他，鼓励他，但是在上演之后，相反地大家都是那样地不满他，甚至有点愤恨他了”。而其中原因在于，复旦剧社和南国剧社性质不同：复旦属学校剧团，是志趣相投者的松散集体，无法负起所谓社会使命。学校剧多为展览性质，学生看重研究和训练，无心从事社会活动；南国剧社却是“从事运动的”。因此对于演出的剧本的选择，无疑地南国是偏重于内容，复旦则是注意于技巧。160 马彦祥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复旦学生主要希望通过《西哈诺》的排演来展示自己，学习并训练戏剧技巧，而洪深过于严格的导演方式无意间引起剧社成员的不满。马彦祥认为：“复旦和南国是几乎没有一点是相同的，而洪深很失策地想以田汉的主张来施行于复旦剧社，在公演《西哈诺》的时期，他绝对地不容纳任何人的意见，独断地制裁一切，结果他是失败了，然而他始终不能明白他的失败的原因，他只觉得他和复旦剧社的关系从此将告一段落，虽然在私人的友谊方面依然如旧。”161据此而看，复旦剧社停演《西哈诺》，除了经济原因之外，也夹杂了某些人事因素。
复旦剧社的演出未能继续，却另有学生剧社对《西哈诺》发生兴趣。1936年卜少夫在文章中说：“《西哈诺》曾经由洪深先生导演在复旦剧社演出过，在国内艺专剧社是第二个演出这剧的。”1621930年，杭州艺专在熊佛西弟子李朴园和艺专图案系学生丘玺的号召下，建立了艺专剧社。1933年，艺专剧社的学生“读到方于译、罗司当著的浪漫主义代表作《西哈诺》时，为主人公横溢的才华，富有诗意的想象所感动，决定把它推上舞台”163。当时，苏联教授杜劳（Domracheff）受聘在艺专教授建筑装饰和舞台装饰，杜劳夫人则是上海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导演。剧团请来杜劳夫人担任导演，她“对艺术认真严肃，对我们排练要求、排练场纪律有更高的改进。她对剧本的分析、人物的塑造、时代特征、礼仪、习俗都有详细的解释，然后分段分幕进行排练启发。对动作体态要求更是严谨。不辞劳累反复示范”164。 专业人士的介入使得业余剧社的演出质量获得保证。正如卜少夫所言：“这一次艺专剧社的两个戏，以《西哈诺》比《西施》要成功得多。这原因自然得归功到导演的紧凑。”165 在排演期间，杜劳教授更以《西哈诺》为课目中心，选用了蔡振华、丘玺、周锡保、王顺逵、叶凤鸣的作业，从设计、制造、画景一系列过程做一次完整的课程实习，配合了剧社的演出。166 出演《西哈诺》的演员包括：邱玺（西哈诺）、程丽娜（霍克桑）、沈长泰（克利斯将）、李朴园（特吉许）、李健（瓦格纳）、潘玉嶙（伐尔浮）、吴玉仙（妈妈）等，167多为艺专剧社的骨干力量。
艺专剧社在“民国二十二年的冬天就开始筹备第二个五幕大悲剧《西哈诺》，直到二十三年二月底才在本校新建的大礼堂演出”168。而邱玺本人也回忆说：“《西哈诺》的演出，在艺专新落成的大礼堂举行，轰动了杭城文化界。从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到报国寺的浙江大学，师生们都到外西湖来观剧。”169与复旦剧社一样，校内演出成功之后，艺专剧社的演出搬至校外公演。1936年卜少夫记载道：“是时杭州作者协会已经成立，觉得《西哈诺》的成绩很不错，艺专剧社应了他的邀请，又在西湖大礼堂演了两场。一共号召了一千三百多观众。”170
郁达夫也去观看了艺专的《西哈诺》演出，只是评价方面有所保留，理由是：“《西哈诺》，虽也可以说是成功的演出，但究竟因剧中人是碧眼隆鼻的敌夷之人。而史实与剧中人的名字等，又系对中国观众是生疏碍耳的事情；所以演出虽然成了功，但听听一般观众的看后感想，似乎都有点感到了美中的不足。”171不过，大部分媒体对于演出的评价甚高，如邱玺所言：“各报刊也都对此剧诗一般的辞藻，富有科学幻想的幽默语言，突出的人物性格，动人的情节，新颖的舞台艺术给予赞扬和评论。”1721934年李唐毓在《学校生活》刊登了题为《国立杭州艺专公演西哈诺之一幕》的照片173。卜少夫回忆说：“《西哈诺》两次五场的演出，有许多法国人来看过，居然要了几个舞台面去，放大了在上海的法文日报上大大地替我们宣传了一下。”174卜少夫所指乃是上海当时最重要的法文报刊《法文上海日报》（Le Journal de Shanghai）。1934年3月25日该报刊登了Georges Mongredien（1901—1980）的文章《真实的西哈诺》“Le Vrai Cyrano”，介绍历史人物西哈诺的生平。1934年4月22日《法文上海日报》再次刊文，题为《杭州中国艺术家演出的西哈诺》“ Une représentation de Cyrano de Bergerac par des artistes chinois à Hangtchéou”。该文写道：“杭州轰动性事件：国立艺专上周刚刚上演了五场爱德蒙·罗斯当的著名英雄喜剧《西哈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比去年在杭州演出的《茶花女》犹有过之。想想那些中国青年要演出一部欧洲喜剧，尤其是英雄剧，得克服多少困难！这一次，在演出之前，组织者花很长时间研究了排演的问题：角色分配、舞台装饰、发型服饰。一切都完美解决了，实在很配得上这部戏。几幅演出的照片足以展示服装之富丽、装饰之堂皇，而确实也带了现代色彩。175 值得记住的是，该剧不仅被理解透彻，而且表演精到，西哈诺的角色尤其难演，获艺专学生邱玺精彩地诠释，他确有表演才华。西哈诺的风采第一次体现在一位中国年轻人身上，多么奇特！霍克桑的角色也获得了年轻的艺专女生程丽娜的出色阐释，她去年成功扮演了茶花女。 我们不该忘记指出导演李朴园的才能，他是国立艺专剧社的灵魂。此外，这也证明了法兰西精神，以其无可比拟的活力与精妙，获得了众多热情的中国观众的欣赏。我们不应该忘记祝贺国立艺专亲切而才华横溢的艺专校长林风眠先生，演出的成功也少不了他的支持。”176 报纸同时刊登了四幅演出现场的照片，分别是《舞台》（la scène du théâtre）、《决斗》（le duel）、《阿拉斯围城》（Au siège d’Arras）、《西哈诺之死》（la Mort de Cyrano）。《上海法文日报》的热情赞赏肯定了艺专演出接近了原汁原味的西剧风格。
杭州演出的成功使得巡演的可能性一时间也摆上了桌面。首先“上海中法友谊会方面写了信来，邀艺专剧社到上海去演《西哈诺》”只是“因为经济条件不成功，终于回绝了”177。上海演出未有成行，剧社又计划去南京演出。南京公演于1936年成为现实：“这次来京公演的地点决定在新街口世界大戏院，时间决定在六月十四到十七号，剧本是曷士當的《西哈诺》同林文铮的《西施》。”178 之所以去南京演出，因为当时不少戏剧名人汇聚当地，演出也是为了向前辈讨教。1934年，艺专剧社决定赴南京、常州演出，剧目为《西哈诺》和《西施》。“在南京正值上海剧人协会也在公演，他们中很多人都来观看，对演出表示欣赏。”179
复旦剧社与艺专剧社的演出的影响力传播甚广。不过，当时排演《西哈诺》的剧团应该不止复旦、艺专两家而已。1936年，署名风雨的作者在《星华》发表简讯云：“短闻简讯：消息汇报：上海实验剧社，赴京表演‘西哈诺’未成，现已原班退回。”180 作者所言的上海实验剧社应指黎锦晖主持的上海国语专修学校筹建于1922年的学生剧社181。另有学者指出，1936年9月“广州锋社改组并举行纪念公演。……上演的剧目有《一致》、《月亮上升》……《西哈诺》等”182。30年代排演过《西哈诺》的剧团情况仍需进一步完善。
两极分化的态度
《西哈诺》作为19世纪末的名剧，有春潮和商务的中文译本，加之复旦剧社和艺专剧社在上海、杭州的演出，在民国的中国知识界几乎是无人不晓。1929年方于译本初版之后，围绕这个剧本的出版、表演展开了一系列事件，触及许多文化界名人和戏剧圈大家，关涉到沪杭学生剧团和上海租界文化，形成一个颇值得可看的研究场域，在各类报刊中占据版面，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事件。
文化界对《西哈诺》剧本的认可态度是基本一致的。春潮主编夏康农本身是留法人士，非常了解《西哈诺》在欧美戏剧中的位置。戴望舒也曾表达过对该剧的期待之情。而浦江清对《西哈诺》评价极高，认为：“惟其伟大之处，在融合悲剧与喜剧，在融合浪漫文学各种之特长。又《西哈诺》发扬法兰西民族之精神者也。……有二点胜嚣俄辈所做剧本。（一）作者对于十七世纪社会，描写真实。虽浪漫文学，而仍用写实手腕。（二）西哈诺及克利斯将，一英雄，一懦夫，人格前后一致，无倏忽变幻之笔，具有剧情之内在的开展。此新浪漫派文学，胜旧浪漫派文学之处也。”183 为浪漫主义戏剧注入新鲜活力的《西哈诺》也获得了沪上文学青年的欢迎。1930年6月6日，《申报》刊载了良鹤的文章《复旦剧社公演〈西哈诺〉》。作者充满热情地宣告：“浪漫派的运动是继续不断的，只要世界上的青年还存在，只要关于青年的记忆还保留，只要好奇的心情还生存，浪漫派的作品是终归要存在的啊！罗斯当的《西哈诺》便是一个绝好的代表，浪漫派作品的典型剧本。”184
洪深排演《西哈诺》却另有考虑。洪深向来积极推进校园戏剧，主要目的乃是推动民众戏剧的发展。在他看来，学校戏剧运动是“其中过渡的一个办法”，因为“先从凡事较先进，思想较清晰的学生中做起，自比较直接向下层民众区宣传要省力得多”。而选择一部人物众多、舞台调度复杂的戏剧则是因为 “在学校戏剧运动中，有很多技巧的表现和训练以养成到社会去作戏剧运动的人才”185。但是洪深在《西哈诺》的排演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碍：首先，他急于进行戏剧新人才的培训，要求较为严苛，甚至引起马彦祥等学生的不满；其次，《西哈诺》表面上看来是与他所推崇的民众戏剧没有直接联系的。于是1930年6月18日，洪深在《民国日报》发表《给剧社诸君的信》，承认“这出戏，在现代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然而这绝非“好玩热闹无价值的作品”，而是一部“想象、感情最丰富的戏剧”。排演《西哈诺》，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有机会学习实践层次丰富的技巧的，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体验一下与写实派不同的浪漫派的风格和方法。186 只有经过了种种充分的训练，学生才能够具有新戏剧运动所需要的技巧与素质，这其实与他素来对校园戏剧的态度是一致的。
洪深所重视的技巧训练在一群业余演员面前却有些碰壁。1930年6月26日《申报》刊载《看复旦西哈诺后》，作者关娟对导演、服装和马彦祥的评价较高，感叹“导演的细心之处”，唯独对霍克桑的扮演者略有微词。1930年12月1日关娟对复旦剧社女演员的业余水平再次加以嘲笑：“如第三幕末节克利斯将新婚惨别这一段，在欧洲女子演来，一定是紧张到万分，把剧中人震抖的灵魂，从各种的动作上表现出来，一直传达到观众的震抖的心灵里。然而中国的霍克桑是不敢接吻不敢拥抱的，她只是冷静地说着刻板的话，所以一般批评家总觉得女演员的训练未免太欠功夫了。”187
事实上，复旦剧社《西哈诺》的叫好不叫座，说明社会上对于《西哈诺》这样译介过来的外国剧本还是存在很强的隔膜感，难以达到文化上的认同和融入。1930年7月17日《申报》刊登椿森的评论：“不久以前，上海的戏剧界就似乎起了一个巨大的狂澜。各剧团纷纷在困苦的景况里举行公演，先后看到了辛酉社的《文舅舅》……以及复旦剧社的《西哈诺》。据说这几次公演最吃亏的是干戏剧运动的辛酉社和复旦，都蚀本不少，牺牲的精神实足敬佩。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缺点，所用的剧本都是从外国翻译介绍来的，没有一个是搬自己的创作上舞台……异民族的情调毕竟和中华民族有显著的不同点……”188
而另一些人对《西哈诺》剧本感到不满，则是怀着这样的成见：爱情剧难以激励年轻人昂扬的精神，使他们堕入萎靡。1930年7月20日《申报》登文云：“在上海，现存的剧团，连各学校的小规模组织，大概有数十个。在这几个月内，我们看到了……和复旦剧社的《西哈诺》。在这几次的公演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剧本，却都使人很感失望地摇头。这些剧本……大都可说是偏于浪漫的男女爱恋一类事情，而主要在享乐的意义上……即是现社会的一般所好是如此，为迎合心理不能不如此，但是这样的结果，我们觉得除了对于青年的性的暗示之外，别无什么。”作者认为，戏剧运动的目的原本是要克服旧戏剧的流毒，建立新的戏剧，然而，这些演出令人失望地看到，“所谓新的建设，也只是同样含有毒质的东西”。那些浪漫的东西“只能削弱青年英勇的志气，造成萎靡颓废的态度”。而在作者看来，与《西哈诺》类似的爱情剧造成的危机 “非但是戏剧运动本身的，抑且是关系着国民的前途”。作者认为，克服这些危机，不能只顾“贩卖一些外国作品，来迎合低级趣味的心理”，而需要“真能负荷起伟大的使命……在群众中发生真实的力量”。要树立中心意识，即“发扬民族精神，拥护民族利益……促成民族的进化”。作者认为上海剧团虽多，但是“都只有消极的力量”189。复旦剧社与《西哈诺》显然也难逃其咎。
建立一种民族化、使命化的新戏剧的呼声在30年代逐渐高涨。1932年日军轰炸上海之后，社会使命感和紧迫感显然在年轻人心中占据上风。1934年艺专剧社演出之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发表了署名素的剧评《西哈诺的质疑》。编者写道：“名剧《西哈诺》，日昨经艺专公演，杭垣为之震动。本刊特请对于戏剧深有涵养之素君，于观完该剧后，撰文一篇。”190 而这位素君开篇即惊愕道：“资产阶级御用的作家所制造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西哈诺》，居然在发扬新艺术的学国中出现了。宜乎曾被看后的一些人说：‘原来玩的又是一套英雄与美人的把戏啊！何苦要这样劳人赔本地去干那般吃苦不讨好的事呢？’”191而另一篇刊登在《学校生活》，署名伟的文章《艺专剧社的西哈诺》虽然对演员演技、布景服装道具之精细都颇为赞叹，但终于在文章结尾写道：“艺专剧社费了这许多金钱，时间，精神，和气力，又有这么许多富有表演天才的演员，却总好表演那种富于罗曼斯的什么肉与灵的茶花女与西哈诺之类的爱情剧（当然该二剧在文学上自有他独立的价值），充其量只多只能给一班有闲阶级的少爷小姐公子哥儿们来这里赏心悦目或学一点恋爱的技术而已。但是我们且放眼一看，在这满目疮痍国将不国的时候，我真不懂得艺专剧社为什么不表演几个能够激发人民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识的剧本，而偏有这闲情逸致又来玩儿这一套西哈诺的‘玩意儿’？艺专剧社对于话剧运动的努力是我素所钦佩的，但我不愿他们总是走着一条专讲‘趣味’的路，我却希望艺专的同人不要因趣味而牺牲了话剧运动本身真正的意义才是啊！”192 而另有浙大学生在杂论中毫不犹豫地把《西哈诺》的中心归为“情爱的纠纷”193。评论文章多来自校刊杂志，作者多为在校青年。他们的评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西哈诺》为何没有进入更加活跃的社会剧团的演出计划。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看来，或许“名优的光芒，富丽的饰品，儒雅的辞令，已不能装璜出腐秽的食料，而去打动饥者之心了。莎士比亚、萧峨以下成千累万的作家，也仅能引动人们去发怀古之幽情而已”194！30年代正是新生代戏剧人期待以话剧讨论问题、介入社会的时代。《西哈诺》的浪漫主义情调难以满足青年人对新戏剧运动建设的渴求，与民众戏剧的诉求脱节，在某些人眼中沦为小知识分子阶层“权且在技巧上锻炼”195时自我排遣的爱情剧，最终难免陷入与《茶花女》一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