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奔向延安

1938年晚春，皖南的气候仍然寒冷，但此时的崇仁却是热血沸腾，兴奋异常，因为他被选派到陕北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个消息就像特大喜讯，让他彻夜难眠。学习、深造，一直以来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而这次，是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红都，到抗日军政大学这所高等院校去，怎能让人不兴奋？而且名额有限，自己可是十里挑一被选中的。崇仁暗暗下定决心，要努力学好本领，回到新四军，好好运用学到的知识，搞好部队建设。如果上战场，则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将他们彻底打败！

临行前，部队领导为他们作了简单动员，希望他们珍惜难得的机会，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努力学习，不要辜负部队对他们的信任与培养，学成后再回到新四军，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几位年轻人也作了相应表态。部队为他们开了介绍信，让他们先到新四军在南昌的军部报到，然后还须到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再经西安去陕北。

崇仁和程坚等四位年轻人按部队的要求，坐车先到江西南昌，找到新四军军部报到，又按军部指定的路线，到九江，再从九江坐船到湖北武汉的汉口，去到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接洽。

这时的“八办”人来人往，显得热闹非凡，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与期待的神情。原来，从1938年春天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长江局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设立招生委员会，由董必武担任主任，罗炳辉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介绍国民党统治区各界进步青年经西安到延安去，其中还包括一些烈士的后代。此后的四个月时间，这里介绍了约880人经西安赴延安。著名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曹渊烈士的儿子曹云屏、杨匏安烈士的儿子杨明等就是这时到了“八办”，经周恩来介绍，由“八办”安排去延安学习的。与此同时，各界进步知名人士沈钧儒、张国恩、黄杉龄、邹韬奋、刘清扬、刘澜波、张西曼、陈家康等人也介绍了各界进步青年300余人到“八办”，均由“八办”分别介绍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学习工作。根据史料记载，武汉的“八办”输送到延安的革命青年人数居全国各地办事处之首，为壮大抗日力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崇仁等人在办事处向负责接待的同志递上了介绍信。办事处同志热情地欢迎他们，并指导他们从汉口出发的路线，如坐车到陕西西安，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再由他们安排车到陕北延安。这时，刚好有两名女青年学生也要去延安，办事处的同志便对崇仁说，这两位女学生与你们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崇仁认为是办事处委托的事，马上答应下来。两位女学生也是安徽来的，原来在安庆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2月13日，即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她俩参加的演讲队准备上街举行演讲，不知是谁走漏风声而不幸被捕。因为当局找不到什么证据，不久就将她俩释放了。原本她俩准备考大学，因抗战爆发而未能如愿。两位女生一人叫汪亚芳，能说能写，人又长得漂亮，到延安后与作家刘白羽结婚。另一人叫杨念拔，到延安后在光华农场工作。

六位年轻人怀着抗日和革命的理想，按组织安排的路线，奔向红色之都延安。一路风尘，一路艰辛，都算不了什么，因为延安越来越近，大家都感到光明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