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私塾
家塾
鲁迅出生在书香门第,他在到三味书屋读书之前,教鲁迅读书的塾师有三位。1887年,鲁迅七岁,父亲周伯宜把他送进远房祖周玉田门下读书,这是鲁迅的第一个塾师。鲁迅说他长得胖胖的,人很和蔼,是个寂寞者,但他很爱和孩子们往来,称鲁迅和小朋友们为“小友”。他有很多书,鲁迅最爱读的是那本《花镜》。他的知识很渊博,喜欢作诗词,有很多著作,但都没有保存下来。他著有一本《鉴湖竹枝词》,共收词一百首,鲁迅就把他的手稿借来抄录了一部,现在还保存在鲁迅博物馆,卷末写有“侄孙樟寿谨录”。鲁迅离开周玉田后,又随他的哥哥周花塍读了三个月书。那时的教学,对课是个基本功,老师常出一些课题让学生对。周花塍曾给鲁迅出过一个课题为“汤婆子”,鲁迅敏捷地答“竹夫人”。鲁迅的第三个塾师是远房的叔祖周子京。他住宅的两扇门是蓝色的,所以称为“蓝门”。蓝门朝西的窗外种着一株橘子树,鲁迅的书桌就面对橘子树放在窗下,鲁迅把这读书的地方称作“橘子屋”。周子京的学识较浅薄,教鲁迅时经常闹笑话。有一次,他把荔枝的“荔”写成了草头下面三个刀字,看看不像,又写成木旁三个力字。又一次,他给鲁迅出了一个课题“父攘羊”(即父偷羊),大约鲁迅对得不合适,他就自己对了一个“叔偷桃”(应为“朔偷桃”,传说东方朔曾三次偷西王母种的仙桃),平仄已经不合适,何况他又把“朔”读成了“叔”。还有一次,他教鲁迅读《孟子》中引用的《诗·大雅·公刘》中的诗句:“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把“裹”念成“咕”,“糇”念成“猴”,并解释:“公刘非常穷困,他连猢狲袋里的粮食也‘咕’的一下挤了出来,装到自己的囊橐里了。”鲁迅把这些都告诉了父亲,周伯宜哭笑不得,感到周子京实在会误人子弟,就再也不让鲁迅到蓝门读书了。尽管如此,鲁迅还是打下了很好的读书基础。鲁迅十一岁时,开始到三味书屋读书。
严父
鲁迅的父亲周凤仪,字伯宜,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考上会稽县秀才,周福清对儿子周伯宜的科举前途曾抱有很大希望,后来却屡次乡试不中。又因周福清案家境败落,因此其性格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三十五岁便因病身亡。周伯宜教子也是很严的,鲁迅在回忆散文《五猖会》中讲述了童年时背书的故事: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有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背书
在三味书屋,鲁迅先后读完了“四书”“五经”,后又读了《尔雅》《周礼》《仪礼》等。鲁迅曾说:“我几乎读过十三经。”虽是私塾,但却能打下坚实的旧学功底。鲁迅虽然在文章中劝导青年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然而他自己的旧学功力非常深厚。在他的杂文中,常常引用诸子百家的经典,但他并不是读死书,而是汲取古书精华,弃其糟粕。在私塾读书时,老师教书的主要方法是让学生背书。先生给鲁迅限定功课,并且要求严格,让他一天背四行书,鲁迅很快背完了就去玩。先生一看不对,就再给他加四行、十六行、三十二行,直到半本书、一本书,鲁迅还是很快背完了就去玩。据鲁迅自己说,他看书一两遍后就能背得一字不差,从未挨过板子,弄得老师没办法。可见鲁迅从小就天资过人。背书,应该是一种绝好的学习方法,尤其是青少年时期,背过的东西往往不忘,还可以训练记忆能力。
三味书屋
鲁迅十一岁时(1892)到绍兴城里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读书,塾师是寿镜吾,鲁迅称他为绍兴城内“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三味书屋与鲁迅住的地方不远,当时是一河之隔。三味书屋牌匾上的四个字,为清代杭州书法家梁同书书写,原为“三余书屋”,取《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董遇言:“为学当以之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意即让人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后来寿镜吾的祖父改“三余”为“三味”,通常的解释为“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即把读经、读史、读诸子百家的书籍比作人所必需的粮食和美味佳肴。鲁迅从十一岁到十七岁在三味书屋读书,受到了很好的幼学启蒙。关于三味书屋与寿镜吾,鲁迅在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生动详细的描述。这篇文章幸好还在中学一年级的课本中未被删除,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们都是读过的吧。
打抱不平
三味书屋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很严格,也有体罚的规则,备有打手板用的戒尺,但只限于警示,并不打痛。而别的私塾打手板时要把手背顶在桌角痛打;还有的用竹枝打脊背的,然后还要撒上盐;甚至还有的把学生的耳朵放在门缝里像轧核桃一样地夹。百草园往东有个名叫广思堂的私塾,规矩很多。先生姓王,绰号叫“矮癞胡”,学生上厕所也要领“撒尿签”,否则便有处罚。三味书屋的学生们听说后很愤慨,因为在三味书屋要想大小便完全可以自由出入。有一天中午放学后,鲁迅和章翔耀等几个同学约好,到广思堂去打抱不平,冲进“矮癞胡”的书房,折断笔筒中的“撒尿签”,并把笔墨等洒了一地,大闹了一番。还有一次,有个三味书屋的学生走过贺家门口,被贺家的武秀才侮辱谩骂。鲁迅和他的同学对这武秀才都很讨厌,听到这消息后很气愤,决定痛打他一顿。于是几个同学分几批在武秀才住的绸缎弄集合,鲁迅还特地从家中把祖父做知县时用过的腰刀取了出来,藏在大褂里面,来到贺家门口。这腰刀本来是没有开过刃的,如果打起架来砍在头上也会凿出个窟窿。几个人像梁山好汉似的在武秀才门前等了多时,也不见他出来,可能是武秀才听到消息躲了起来。学生们认为他一定是屈服了,于是解散回家。这一架没打成,若是打起来,肯定会使寿镜吾老先生教书的声誉大受损害。鲁迅年轻时真是有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侠之气。
“早”
鲁迅那时的学制与今天不同。现在是六岁上小学,十八岁高中就毕业了。鲁迅到三味书屋去读书是在1893年,这时鲁迅已经快十二岁了。1898年鲁迅离家去南京读书时已经十八岁了,相当于现在开始读大学的年龄。十二岁的鲁迅已经很懂事了,在三味书屋读书也非常用功。有一天他上课迟到了,他就在课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提醒自己以后要早上学,不能迟到。这个故事许多中学老师都给学生们讲,但并不知道故事的来源。实际上,这故事是鲁迅讲给许广平的。大约是1956年,许广平带着儿子海婴与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到绍兴去探访鲁迅读书的地方。鲁迅读过书的桌子,在三味书屋东南面的角落里,由于光线很暗,许广平带海婴用手电筒照着找了过去,终于发现那课桌上方方正正刻着的“早”字。许广平讲道,鲁迅曾对她讲过,他有一天迟到了,决意以后要早上学,就在桌子上刻了个“早”字。找到这个字,也证实了鲁迅曾经说过的故事。
这张课桌现在还陈列在三味书屋内,那“早”字用的是小篆体,也说明鲁迅幼学时就已对古文字感兴趣。抄书,亦是私塾中的基本训练之一。他的业师寿镜吾先生就常常手抄汉魏六朝古文,鲁迅在这期间曾抄写过《康熙字典》中的古文奇字。他一生勤奋,现存的鲁迅抄写的古籍、石刻文字手稿还有数百万字。“早”字的故事,一直是很励志的,鲁迅一生的成就,应该都与这个“早”字有关。
“怪哉”
鲁迅自幼好读书,还经常向寿镜吾先生请教一些课外的问题。有一次他听到一个东方朔的故事,说东方朔认识一种虫,名字叫“怪哉”,是忧愁的化身,用酒一浇就融化了。鲁迅想详细地了解这个故事,曾问过他的保姆阿长,当然,阿长毕竟知识不渊博,于是他就请教寿老先生,但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而且脸上还有了怒色。因为老师认为,学生只要读书,别的事情是不应该问的。
“怪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昆虫的名字,故事出自《殷芸小说》卷二。原文是这样的:“汉武帝幸甘泉宫,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目牙齿耳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下,须臾糜散。”
鲁迅于是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这事情之后,寿老师就对开始鲁迅严厉起来,但后来看到鲁迅的爱读书,对他又好起来,给他读的书逐渐增加,对课也从三言五言增加到七言。所以鲁迅的旧诗是有坚实的功底的。
“对课”
旧时私塾中“对课”是一种学习的基本训练,也就是对对子。一般由易到难,由塾师出题,出对一字、二字至五字、七字不等。三味书屋就有这样的塾规,每天晚上“对课”完毕后才能放学。鲁迅因为好读书,对这种训练得心应手。鲁迅有一个姓高的同学,又笨又懒,还经常偷看寿先生的课题,告诉鲁迅要为他代笔。有一次,他偷看的课题是“独角兽”,鲁迅告诉他要对“四眼狗”。对课时,寿先生果然出了这个题,同学们有的对“两头蛇”,有的对“九头鸟”,鲁迅对的是“比目鱼”。寿先生说:“‘独’不是数字,且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字,且有‘双’的意思,可见用心之苦。”对鲁迅大加赞赏。那姓高的同学果然回答“四眼狗”,寿先生很生气,因为他正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便怒冲冲地责问道:“‘独角兽’是麒麟,‘比目鱼’是箬鲽,都是实在的物体,‘四眼狗’是什么东西?这是刻薄地骂戴眼镜的人,真是不长进!”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对课,先生出题“陷兽入井中”,鲁迅对“放牛归林下”,此语出自《尚书》:“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对仗工整,还有典故可据,可见少年鲁迅读书广泛,学识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