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分道扬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战时两党之间的矛盾为苏南冲突埋下了火种。战后两党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摩擦，致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围绕东欧国家如何联合问题上的对立，体现着双方对外战略上的根本分歧。正是这种对立和分歧最终导致了两党两国“婚变”。

一 双方在巴尔干联邦问题上尖锐对立

巴尔干半岛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等国。巴尔干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是国际交通枢纽，历来是西方列强争夺的重要地区，早有“谁想控制欧洲，必先控制巴尔干”之说。因此，巴尔干一直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从历史上看，巴尔干地区民族关系极其复杂。列强争夺巴尔干时，往往利用那里的民族矛盾。虽然各族人民在反抗外族统治和压迫的斗争中，彼此之间也曾相互援助或结成同盟，但大国从中挑拨离间，因而各族之间不断发生民族纠纷和冲突。因此，巴尔干人民在反对列强控制的斗争中，深感实现各民族联合的重要性。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就号召巴尔干各国共产党人，进行密切联系和配合，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把各族人民团结“在一个巴尔干联邦制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内”[56]。1920年6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二大通过的纲领中，提出建立“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将加入巴尔干苏维埃联邦，最终将加入世界共产主义联盟”。[57]20世纪30年代初，鉴于纳粹法西斯的猖獗，共产国际提出建立统一战线政策。因此，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计划被搁置了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欧和巴尔干各国都受到纳粹惨重的蹂躏，共同的命运和历史遭遇又在各族人民中引发了建立联盟的愿望。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如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都热切盼望在解放后建立巴尔干联邦。

南共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巴尔干地区抵抗力量的主体。因此，早在南斯拉夫游击队运动蓬勃发展及其影响扩大到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希腊北部的时候，铁托就有意将南斯拉夫作为整个巴尔干军事与政治的中心。1944年4月，铁托的发言人斯莫德拉卡发表讲话，公开阐述了关于巴尔干联邦的设想。他表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第一步，将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结成联盟。第二步，我们将邀请阿尔巴尼亚人加入，它将享受充分的、平等的权利。”就希腊而言，“不是必须使希腊加入这个联邦，就是我们必须同它结成永久性同盟”。[58]由此可见，南斯拉夫试图建立一个由贝尔格莱德起主导作用的巴尔干联邦。

如前所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南共就围绕着马其顿问题、南保联邦问题、南阿联邦问题和希腊问题，构建巴尔干联邦。巴尔干联邦问题，不仅是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是和东欧国家在联邦或邦联基础上实行更广泛的联合相联系的。1946～1947年，东欧各国领导人之间相互进行频繁的访问，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舆论普遍认为，这些活动和建立联邦有关。

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访问罗马尼亚并签订两国友好互助条约后回国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巴尔干联邦问题发表谈话说：“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不成熟。它还没有列入目前的议事日程，因此，这个问题还不是我们在会上讨论的题目。当这个问题成熟的时候（成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将和希腊一起解决它。正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将决定他们采取什么形式或如何去成立它。我可以说，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目前已做的一切，已大大有助于将来这项问题的解决。我也可以强调地说，当将来这个联邦或邦联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去问帝国主义者，不会理睬他们的反对，将会在我们本身的利益的原则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本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必要的国际合作是息息相关的。”[59]

季米特洛夫的这番讲话在国际上引起了纷纷议论。如美国的戈德曼对此提出值得人们注意的三点：第一，季米特洛夫把巴尔干联邦扩大到有1亿人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第二，把还不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希腊也包括在联邦之内，这是够大胆的；第三，把东欧组织起来，这一大胆计划几乎没有顾及苏联。苏联领导人对此极为不满，用强烈的口气说：“正如著名的九国共产党声明所说过的那样，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既不是一个靠不住的和臆想出来的邦联或联邦，也不是关税同盟，而是通过动员和组织国内的人民民主力量来加强和捍卫本国的独立和主权。”[60]这就是说，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行动是违反了情报局的声明的。其实，南保两国建立联邦的问题与情报局的宗旨并不矛盾。那么苏联如此强烈地反对，其症结究竟何在呢？看来还是在于苏联对南斯拉夫过于独立的外交活动感到不安：一是担心东欧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效法南斯拉夫；二是担心南斯拉夫国家和铁托过于出人头地。按西方人士的说法，苏联不愿看到“巴尔干的斯大林”的出现。

1月24日，莫斯科给索非亚发去一封含有严厉斥责内容的密电，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行为“对新的民主制国家有害无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对这些国家”。季米特洛夫对苏联领导人的强烈谴责立即做出了顺从的反应，首先以保通社1月29日声明的形式，然后又在2月2日祖国阵线第二次大会的谈话中，公开表示接受批评。但这根本未能使苏联感到满意。随后，苏联责令南保两国领导人到莫斯科会谈。在1948年2月举行的苏、南、保三国会谈中，斯大林再三指责南斯拉夫在关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原则”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61]至此，巴尔干联邦计划彻底搁浅。

从巴尔干联邦计划来看，苏南之间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分歧。

（一）战略态势上的差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美逐渐从合作走向对抗。美国利用战时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力量，对苏实行遏制政策。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咨文，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以此解除“极权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遏制苏联在中近东地区的扩张，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标志着苏美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和冷战的全面展开。继杜鲁门主义之后，美国为了全面控制西欧以遏制苏联，又抛出了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美国将向欧洲提供巨额援助，复兴欧洲经济。马歇尔计划的政治意义在于促进西欧与美国的联合，以共同对抗苏联，用经济手段分化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引诱东欧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反对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这一根本问题上，苏南两党、两国是一致的。但关于以何种方式对垒于西方，苏南意见相左。

虽然苏联在战后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但其综合国力与美国相距甚远，这就决定了苏联无力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只能在东欧据守一隅。另外，大战末期苏美两国共同确立了雅尔塔体系，在欧洲地区划分了双方的势力范围。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得到了保证。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要开展世界性的革命斗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是“迫使华盛顿承认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的妥协以保证他们平分天下而划分的‘势力范围’”。[62]因此，苏联在冷战初期是坚持战略防御的。

但是，由于革命胜利而产生的狂热情绪，加上民族利益的驱动，南斯拉夫则主张以战略进攻来反击西方国家。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与意大利进行争夺；在卡林西亚问题上，与奥地利进行较量；关于东欧国家一体化的设想；南阿两国关于南军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协议和南斯拉夫介入希腊内战等，都体现出南斯拉夫对外战略的扩张性。因此，苏南在对外战略态势方面的步调并不是协调一致的。在1948年2月10日进行的苏、南、保三党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一再表明，他所担心的是西方国家对南保围绕巴尔干联邦计划而采取的外交举措做出强烈反应，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和处理苏美关系时陷入被动局面。斯大林批评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是在帮助美国的反对派，“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里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果美国反动财阀在大选中重新进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过错造成的”。在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说，“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西方“就会大喊大叫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角色”。莫洛托夫则以战前国联因苏芬冲突宣布苏联为侵略者为例，担心英美“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总之，斯大林认为，这些“青年团式”的“左”派热情将为国际反对派提供借口，而对苏联造成不利。[63]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斯大林指出：希腊问题是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国际大问题”，因此，对于阿尔巴尼亚的安全问题，南斯拉夫只能派出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如果遭到侵犯，“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就很难发动进攻了。至于希腊问题，斯大林再三指出：“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要毫不犹豫地把起义收起来。”[64]当南共领导人卡德尔阐述希腊起义成功的条件时，斯大林恼怒地打断他的讲话，对南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斯大林认为，南共支持希共及其武装力量的行动“使我们大家都处于政治上困难的地位”[65]。因为“增加对希腊战士的援助”，就等于“向华盛顿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同斯大林的战略不相容的”[66]。总之，在战后初期的巴尔干联邦问题上，“斯大林无意改变半岛的现状，即承认美国对希腊的控制……可是，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则是以反对这种现状为核心”[67]。南斯拉夫的巴尔干联邦计划旨在以强硬的战略进攻来改变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地图，使希腊进入社会主义阵营，以此来加快“革命和同西方帝国主义清算的速度”。[68]

（二）战略目标上的冲突

如前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南斯拉夫通过控制阿尔巴尼亚、介入希腊内战和与保加利亚谈判等方式，加快巴尔干联邦计划的运作。南保两国热心于巴尔干国家的联合，但两国在联邦问题上的分歧又难以克服。因此，双方试图通过东欧大一统的方式来解决南保之间的矛盾。在1947年下半年南保两国围绕巴尔干联邦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的基础上，季米特洛夫在1948年初提出了建立东欧八国联邦的设想。虽然这一问题是由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它肯定得到了铁托的赞同。而且从实质意义上来看，它是南斯拉夫巴尔干联邦计划的扩大和延伸。

但是，在2月10日的三党莫斯科会谈中，苏联对巴尔干联邦计划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在南阿关系方面，苏联担心南斯拉夫通过派遣军队的方式武力吞并阿尔巴尼亚。苏联威胁说，如果南阿两国不废除派兵协定，苏联将公开提出警告。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谈中明确指出，南斯拉夫的行动“可能导致国际上的严重纠纷，因为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69]斯大林在过去同南共领导人的会谈中多次把阿尔巴尼亚说成是“南斯拉夫的”，并表示苏联“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70]。但在此时他又强调阿尔巴尼亚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是反对贝尔格莱德控制地拉那的一种方式。在南保以何种方式组成联邦问题上，尽管莫斯科的态度含混不清而又自相矛盾，但苏联实际上是倾向于支持保加利亚人的意见。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在谈到南保联合时并没有沿用“南保联邦”和“南斯拉夫民族联邦”的提法，而是使用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联邦”这一称谓，而且强调保加利亚“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71]。这不仅是一种表述上的变化，而且是确认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具有平等的地位，支持保加利亚人关于南保以一对一的形式组成联邦的观点，借以反对南斯拉夫旨在兼并保加利亚的行动。

在莫斯科会谈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认为南保两国政府与苏联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用以说明分歧的所在是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之间签订了友好条约”。[72]1947年下半年南保双方举行的一系列双边会谈，是加快实施巴尔干联邦计划的重要步骤。从形式上看，这些会谈是南保双方在没有苏联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从内容上看，双方通过会谈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就巴尔干联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且就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达成了默契。在苏联看来，将莫斯科撇在一边的南保会谈显示了南斯拉夫过于独立的外交。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因此，斯大林将南保会谈粗俗地称为“勾搭”。随后，斯大林提出要立即建立一个南、保、阿三国联邦，即“首先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然后南保两国再同阿尔巴尼亚建立联邦关系”[73]。斯大林为什么放弃南保两国联邦而又主张建立南、保、阿三国联邦呢？对于这一问题，应当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苏联反对的是越出莫斯科轨道以外的南保联合，即摆脱苏联的联合；第二，在斯大林看来，在南保联邦中，相对弱小的保加利亚根本无力与南斯拉夫抗衡，而建立一个苏联控制下的南、保、阿三国联邦，苏联就可以利用保、阿两国的莫斯科亲信制约难以驾驭的南斯拉夫人；第三，建立南、保、阿三国联邦是斯大林将东欧逐步并入苏联版图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于东欧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苏联是有其安排的。斯大林在1945年4月会见南共领导人时明确指出：“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的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74]东欧大部分地区是苏联红军解放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南共和阿党，也是在共产国际的卵翼下发展起来的。斯大林理所当然地把包括巴尔干半岛（希腊除外）在内的东欧地区看作苏联的势力范围。与铁托的巴尔干联邦计划相反，斯大林一直设想将东欧国家纳入苏联版图之中。根据西方国家公布的材料，早在战争时期，苏联驻南大使迈斯基在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代表谈话中就曾透露过，苏联希望看到，战后东欧国家在苏联的援助下，相互结合，成立若干连锁式联邦。这种连锁式联邦体制将“在经济和军事上依靠俄国”[75]。据克利索德分析，“这一重新组合的格局是计划建立三个联邦，一个是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包括阿尔巴尼亚）联邦，另一个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第三个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联邦。这可能是俄国人要最终把这些联邦并入自己的版图的预备阶段”[76]。战后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苏联的这一设想。南共领导人杰拉斯指出，在苏南会谈中，根据斯大林建立联邦的“观点及当时苏联的外交官员的某些隐约可见的暗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联领导人当时正考虑改组苏维埃联邦的计划，确切地说，即把‘人民民主国家’囊括进它的版图：乌克兰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合并，白俄罗斯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合并，巴尔干国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参加俄罗斯联邦”。[77]根据卡德尔的回忆，在莫斯科三党会谈中，斯大林正式提出了苏联在东欧地区的规划目标：“……把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合并，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合并，把白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合并。”[78]由此可以看出，在战后东欧国家的联合问题上，南斯拉夫追求的是建立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巴尔干联邦，而苏联则主张将巴尔干国家纳入俄罗斯联邦之中。正如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南斯拉夫要求独立于苏联之外的态度“与斯大林一体化计划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态度不仅挫败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打算，而且威胁到他的整个计划的成就”[79]。因此，苏南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苏南冲突的爆发

1948年2月12日巴黎的《费加罗报》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已下令从一切橱窗中消除铁托元帅的像。”接着，在地拉那庆祝苏联红军建军节的宴会上，南斯拉夫公使约瑟夫·杰尔贾提议为斯大林和铁托元帅祝酒，苏联代办加里诺夫说：“除非铁托赞成民主阵营之间的团结我才为他干杯。”这一切都说明，莫斯科三党会议后，斯大林还是希望铁托能够“浪子回头”，屈从于苏联。在2月10日的会谈中，虽然斯大林在南阿关系和南共支持希腊游击队问题上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与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的讽刺和辱骂相比，他对南共的态度还是相当宽容的。这不但因为南斯拉夫人是靠自己的力量打出天下的，也因为斯大林想留有余地，避免把南斯拉夫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当卡德尔转告莫洛托夫，铁托打算亲自来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以便消除同苏联政府相互工作中的各种误会”后，莫洛托夫答复：“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高兴与铁托同志会面，时间按卡德尔讲的3月或4月。”[80]另外，2月23日杰拉斯回国后曾向拉夫连季耶夫提出：为何苏联不发表铁托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收到拉夫连季耶夫关于杰拉斯所提问题的电文后，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征得副外长佐林的批准，于3月初建议国立政治书籍出版社立即把铁托的上述报告收录进铁托文选和演讲集里，准备译成俄文出版。由此可见，莫斯科还在力争使南斯拉夫服从自己的要求。然而，铁托对苏联压力的抗争和抵制终于使斯大林失去了耐心。

铁托对2月10日会谈的反应首先表现在他在2月13日给杰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中，他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表示不满，因为会议的结论“束缚了我们的双手”，以致南斯拉夫无法在“边境防御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为了向斯大林施加压力，铁托通报了阿尔巴尼亚最近的困难局势，希望代表团能以此为由继续谈判，以得到莫斯科对一旦“阿尔巴尼亚遭到进攻”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答复”。[81]南斯拉夫代表团回国后，在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莫斯科会谈的详细情况，会议认为，由于苏联在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影响，建立联邦可能成为对南实行控制的手段，因此应当拒绝同保加利亚就联邦问题进行磋商。会议还确定了继续维持南在阿尔巴尼亚的优势地位的方针，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南关系问题。2月底至3月初，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和推动下，不了解2月10日莫斯科会谈情况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再次向苏联提出了因存在着希腊威胁而让南军进入阿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出了南阿统一的建议。[82]这对莫斯科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

最令莫斯科恼怒的是南共中央政治局3月1日扩大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以及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铁托在会上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走进了死胡同，并且特别强调，苏联推迟签订贸易协定是对南施加经济压力，其目的是使南斯拉夫处于从属地位。至于南保联邦，南共领导人指出，由于保加利亚在政治上党内派别纷争，在经济上贫穷落后，目前实行联合的条件尚未成熟，而苏联极力主张立即实现联邦，是在使用“特洛伊木马”之计。铁托最后强调，这场争论关系到“南斯拉夫的独立问题”。会议一致通过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只有政治局委员、财政部部长茹约维奇默不作声。会后，他向苏联大使馆汇报了会议情况。[83]

但是，此时的铁托也不想与斯大林彻底闹翻。他在3月10日同拉夫连季耶夫谈话时激动地表示，南斯拉夫政府不明白，为何苏联拒绝和南斯拉夫签订贸易协议，而同时正在和其他国家签订这样的协议。铁托指出，南斯拉夫在战争时期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并且南斯拉夫的民主制度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巩固。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没有贸易协议，这一问题无法向南斯拉夫人民解释。铁托反复说道，莫斯科的决定让人不能理解，这个决定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不相容的。“这样对待南斯拉夫，我们感到委屈。”铁托还说，也许苏联对南斯拉夫有些不满意，但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也有兄弟间的不和。最后，铁托请求把这一切转达给苏联政府。[84]

但是，关于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密报已经使斯大林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看来，铁托是有意对抗莫斯科。3月11日拉夫连季耶夫奉命紧急回国。此后，苏南两国便开始在推迟签订贸易协定、调整卢布和第纳尔的汇率等具体问题上互相指责，矛盾逐渐升级。3月18日，莫斯科通知铁托，鉴于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违背协议，拒绝向苏联贸易代表列别杰夫提供他所需要的经济资料，苏联决定撤回全部在南专家和工作人员。这一决定拉开了“苏南冲突的序幕”。与此同时，联共（布）（1952年党的十八大改为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所犯错误的长篇报告。报告首先指出，“南斯拉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报告接着从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过高地估计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成就、过低地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南共的错误表现及理论根源。[85]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专使向铁托递交一封对南共进行全面指责的信。斯大林把苏南关系恶化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南共所采取的反苏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86]至此，苏南冲突正式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