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前人相关研究成果

一 单音词的研究

现代汉语中，虽然双音词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单音词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从词语在语言中的使用频率来看，单音词的使用频率较高。王惠（2009）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多义词词义承载量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词频的增加，词长逐渐减短。从低频词的平均2.1个音节降至高频词的1.3个音节。也就是说，随着词长的增加，多义词的出现频次也呈现出成倍下降的趋势。单音词的平均词频大约是双音词的14倍，双音词的词频是三音词的7倍，三音词的词频又约是四音词的3倍。由此可见，单音词在语言的使用中比较活跃，是人们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

从单音词在语言中的地位来看，虽然数量上不占绝对优势，但从基本词发挥的作用来看，单音词却起着重要作用。苏新春（1995）对单音词和双音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频度最高的前9000个词中单音词有2400个，双音词有6285个，二者的数量之比约为1∶2.6，单从数量上看双音词占优势。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单音词显现出了它的独特优势：（1）从出现频率来看，单音词平均出现350次，双音词平均为60次，单音节词的使用频率几乎是双音节词的6倍。（2）从基本词发挥的作用来看，越是核心词，单音词所占的比重越大。在使用频率最高的前2000个词中，单双音词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单音词有957个，双音词有1020个，但是它们的使用频率之比却是2.5∶1。在使用频率最高的前1000个词内，单音词与双音词之比为565∶431。在前500个词内，二者之比是332∶166。由此可见，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词在较常见的前9000个词中虽然只占大约1/4，仍却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单音词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位置来看，基础词汇中单音词所占的比例较高。步延新（2005）曾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单双音词的比例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在甲、乙、丙、丁四级词汇中，单音词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2.1%、28.2%、20.1%、12.8%。由此可见，在基础阶段最需要掌握的甲、乙级词汇中，单音词所占的比例较高。也就是说，随着词汇等级的提高，单音词的比例逐渐下降。

从词长与词类的关系来看，单音词中的动词占优势。刘丹青（1996）对汉语常用词的词类与音节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单音词中，动词远多于名词，超过或接近两倍。双音词在动词中不占明显优势，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甚至低于单音词（47%∶51.18%）。在此基础上，刘丹青认为动词区别于其他词类的特点正是其形态特征和充当句子核心的功能，而在这两点上，至今只有单音动词具备典型的资格并占有优势。双音动词在动词特点上不如单音动词典型，在与名词共有的功能上却远胜于单音词，这正反映了现代汉语“动单名双”的规律。

此外，单音词的平均义项数也多于双音词和多音词，语言学界著名的“齐夫定律”就是对词频与词的义项数之间关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即高频词往往比低频词包含更多的义项。王惠（2009）在区分词义与语素义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收录的10632条多义词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每个词平均1.9个音节，2.4个义项。统计显示，词长越长，所承载的词义越少。由此可见，“齐夫定律”同样适用于现代汉语。

以上研究表明，单音词无论在语言使用的频度上，还是在语言交际中意义的承载量上均处于独特的地位，而其中的单音动词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 动词的研究

（一）动词分类的研究

汉语中的动词数量众多，有关动词的分类也多种多样。现代汉语研究中对动词的分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角度。

1.按是否带宾语及宾语的类型

黎锦熙（1924）把动词分为外动词、内动词、同动词和助动词。外动词是“动作影响，外及他物”，内动词是“动作表现，内正自身”，同动词是“没有动态，只有动性”，助动词是“帮助动词，占其一部”。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中有关“外动词”和“内动词”的划分，是有关及物动词与非及物动词较早的讨论。从黎锦熙对外动词和内动词的定义及举例来看，他所谓的“外动词”一般是能带受事宾语的动词，而“内动词”则一般不带宾语或不带受事宾语，常常后接处所宾语，结果宾语等。这是学术界关于及物动词与非及物动词分类的雏形。

在区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这一问题上学术界有过争论。有少数学者不主张区分及物和不及物，如高名凯（1948）。而大多数学者主张区分及物和不及物。胡裕树（1981）认为及物动词能带受事宾语或关系宾语，不及物动词通常不能带宾语，但施事宾语除外。吴启主（1990）也持同样的观点。还有的学者主张三分：温颖（1987）把动词分为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和双性动词。

我们认为按照所带宾语的类型对动词进行分类是有意义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规定了动词的属性。从及物与不及物的区分标准来看，施事宾语成为划分二者的重要标准，因为施事宾语的位置很特殊，现代汉语是“主谓宾”主导的一种语言，施事常常出现在动词前面，在宾语位置上出现的施事应该单独对待，因此，把施事宾语作为区分及物与不及物的标志是可行的，同时在形式和意义上是有重要区分作用的。我们不认同一些学者把存现宾语也作为划分及物与不及物的标志，因为存现宾语在意义上对及物与不及物起不到根本的标识作用。

2.按动作所指对象的起讫点

石毓智（1992）根据动词所指对象在时轴上有无明确的界点，把动词分为有界动词和无界动词。周娟（2007）运用这一理论，从动词的界性特征着眼，把《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的2180个动词分为前界动词、后界动词、无界动词和双界动词四类。

3.按动作的施事

按动作的施事，可以把动词分为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在汉语研究中，马庆株（1988）最早提出了这一分类，并归纳出了汉语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8个鉴别式。后来，袁明军（1998）又把非自主动词分为属性动词和变化动词两类。

从本质上看，自主动词与非自主动词的划分其实是从动词的语义特征的角度进行的。一个动词是自主动词还是非自主动词有时取决于义项和语境。如：“打个杯子”“打个鸡蛋”中的“打”虽然是同一个词，但却分属不同类别，前者属于非自主动词，后者则是自主动词。再比如“走路”的“走”是自主动词，而“走火”的“走”则是非自主动词。

4.按完成动作的时间

石毓智（2000）按完成动作的时间把动词分为瞬间动词和持续动词。蒋宗霞（2006）按动词所占有时间的多少把动词划分成四类：瞬间完成类动词；持续类动词；既可瞬间完成又可持续类动词；具有强烈长期延续倾向，没有明确终点类动词。

动词在完成时间上的特性决定了每类动词在句法上的一些独特特征，瞬间动词能进入的句法结构可能是持续动词所不能进入的。此外，这一分类能有效地解释一些歧义问题。

5.按动词的配价及论元搭配

学术界对动词所支配的名词的称谓多种多样，如题元、论元、主目、论旨角色、语义角色、变元、必需格、配价角色等。我们采用最通用的名称：题元。

根据动词能联系的名词的数量，可以将动词分为一价动词、二价动词、三价动词。也有学者把“价”称为“向”（吴为章，1984）。随着配价研究的深入，后来又出现了零价动词（郭锐，1995；袁毓林，1998）、四价动词、五价动词、六价动词等。

汉语中的动词到底有几价，这个问题在汉语语法学界众说纷纭。自从配价语法传入中国以来，我国的语法学界就对“价”的认识存在着众多的分歧。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七价动词”、“八价动词”。出现这一分类结果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区分“必有价”和“可有价”，把能够与动词同时出现的所有名词都算成了一个“价”。

6.按义类

在现代汉语中，有一些词典是按义类对词语进行分类的。从这些词典的上位分类体系来看，大多是按照词义所在的领域进行划分的。按照语法性质把动词单独划为一类，对此进行下位划分的并不多。《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首先把词语分成了实词和虚词，在实词中又分出了动词这一类。在动词内部又按义类将其分为了15类，分类结果如下。

（1）表示五官（眼、耳、鼻、口、舌）和头部动作的词；

（2）表示主要用胳膊、手的动作的词；

（3）表示主要用腿、脚的动作的词；

（4）表示整个身体的动作和生理变化、医疗等的词；

（5）表示日常生活（穿戴、吃喝、烹调、居住、卫生）的活动的词；

（6）表示讲说、交际和办理事务等社会活动的动词；

（7）表示工农业生产、经济商业活动等的动词；

（8）表示政治、法律等社会活动的动词；

（9）表示军事、公安的动作的动词；

（10）表示旅行、运输和通讯的动词；

（11）表示教育、研究、书写、出版的动词；

（12）表示文艺、体育、游戏、娱乐活动的动词；

（13）表示感受、知觉、思维等心理活动的动词；

（14）表示自然界和一般事物运动变化的动词；

（15）表示愿望、趋向、判断的动词。

从《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的分类结果来看，这些类型并不是从同一个标准划分出来的。其中有的以语法为标准，有的以社会生活为标准，还有的以动作发出的部位为标准。划分结果的复杂多样，也正说明了从义类入手对动词进行划分有一定的难度。义类是把握词的意义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这对学习者词汇的积累，意义网络的形成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对某一义类的词进行归类和整理，帮助他们建立头脑中的意义系统。

7.按动词的语义特征

由于动词的语义特征丰富多样，因此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有了不同的分类结果。

吕叔湘（1953）把动词分为三类：表示“有形的活动”的动词、表示“心理的活动”的动词、表示“非活动的行为”的动词。张志公（1982）根据动词的意义，把动词分为“表示动作，行为”“表示有无、增减、消长”“表示行动始终”“表示心理活动”“表示使令”“表示可能”“表示趋向”“表示判断”这八类。从以上两位学者分类的结果来看，吕叔湘（1953）的分类其实是较为上位的宽泛的分类，而张志公（1982）的分类则是在此基础上对此进行的细化和深化。

《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把动词分为7类：动作行为动词、存在变化动词、心理活动动词、使令动词、可能意愿动词、趋向动词、判断动词。范晓等（1987）参照《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的分类方法把动词分为八类，名称内容上大同小异。

李临定（1990）根据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把动词分为17个小类：复指动词、非自主动词、状态动词、趋向动词、形式动词、心理活动动词、离合动词、关系动词、内动词、外动词等。

李临定的分类其实并非完全是从语义特征上进行的，比如“离合动词”是以形式为标准的，而“状态动词”“心理活动动词”则是以义类为标准的，另外，其中的“内动词”“外动词”又与“非自主动词”的划分有交叉之处。

陈昌来（2000）按动词本身的语义性质把动词分成5类：动作动词、致使动词、心理动词、性状动词、关系动词。

从语义特征的角度对动词进行分类，对我们了解动词的意义系统，条分缕析地把握动词的用法和意义是十分有用的。对帮助学习者形成词义的网络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二）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分析模式的研究

符淮青（1996）以词典释义为参照，通过对辞书中释义的分析来归纳表示动作行为的词的释义模式，考察这些动作行为动词词义中的内在成分，在此基础上用形式化的符号来描写动作行为动词，符淮青称之为“词义成分——模式”。

蒋绍愚（2007）采用“概念要素分析法”，对上古汉语、现代汉语、英语中与手部动作有关的“打击义”动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作者认为概念化和词化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不同语言的词汇系统的不同。文章还提出了“义元”这一术语，并将其用于词义的分析和比较。

从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来看，二者采用的方法不同，符淮青主要采用对比的方法来总结词义中内在的语义成分。而蒋绍愚在提炼词义的要素时，多采用自省和逐层分类的方法。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前者关注辞书中意义的对比，后者则重视不同语言中同一概念域的对比。

三 以义类为单位的动词研究

（一）义类词典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是从语义场的角度出发，从中选取几个典型的语义类进行研究的，因此，前人有关义类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研究对象的选取提供便利。

在现代汉语中，以义类为单位编纂的词典很多，主要有《同义词词林》（梅家驹等，1983）、《简明类语词典》（王安节等编，1984）、《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郑林曦编，1987）、《简明汉语义类词典》（林杏光、菲白编，1987）、《汉语多用词典》（林杏光，1990）、《现代汉语分类词典》（董大年主编，2007）。

《同义词词林》收词近7万，按词义进行分类编排，一组同义词编为一个词群。全书分12个大类、92个中类、1428个小类，共3925个词群。每一个词群以一个最常用的词为标题词。大类编号为大写拉丁字母（如A），中类编号加小写拉丁字母（如Aa），小类编号加写阿拉伯数字（如Aa06）。在同一个词群内部，现代词、规范词、常用词在前，而古语词、方言词、冷僻词在后。全书共分12个大类，包括人、物、时间和空间、抽象事物、特征、动作、心理活动、活动、现象与状态、关联、助语、敬语。全书的分类体系比较科学、整齐。并且将“动作”单独分为一类，在其内部又分为上肢动作、下肢动作、头部动作和全身动作。这种分类方法有助于我们从语义类的角度入手，选取研究需要的材料。

《简明类语词典》是一本写作词典，按照同义类聚原则，将词语按类聚合。全书共收常用而且类聚内词条较多的类聚440余组，词语14000余条。该词典并未给出具体的确定类聚条目的原则，从内容上看，该书更像一本同义词词典，可以帮助阅读者找到意义类似的可替换的单音词、双音词和固定短语。但是从整体上看，该书缺乏对所收词汇的宏观把握，没有上位的分类体系，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是第一本按汉语语法词类排列的常用词表。即先按照词性把词语分为实词和虚词，其中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其中动词又分为15类。

这15类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既有从动作部位角度进行的划分，如：“主要用胳膊、手的动作的词”“表示主要用腿、脚的动作的词”；也有从社会领域角度进行的分类，如：“表示军事、公安的动作的动词”“表示旅行、运输和通讯的动词”；还有以语法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如：“表示愿望、趋向、判断的动词”。可见该书在分类的层次性上存在一些不足。

林杏光、菲白编写的《简明汉语义类词典》是按词语意义的相同、相近及相关进行分类排列的辞书。全书共收6万余个词条，分为18个大类（人物、品德、智能、情感、感觉、仪容、处境、交往、争斗、语言、信息、物质、运动、时间、空间、数量、程度、性质），1730个小类。在“运动”这一类中，又分为“事物的运动及变化”“人体的动作”。后者又包括“头部动作”“五官动作”“手脚动作”“全身动作”等通常使用工具的动作。

《汉语多用词典》是在《简明汉语义类词典》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最重要的改进是把词分为38个大类，3500个小类。与本研究有关的动作动词属于体外活动这一领域中的第18大类。

《现代汉语分类词典》收录了4.9万条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分为17个大类，143个小类，共计3717个词群。17大类分别是：宇宙地球类；生命生物类；人体医药卫生类；人类社会类；饮食衣服居住财产类；感觉情感性格行为类；思想语言信息类；农业类；工业科技类；行动交通运输类；经济商业职业类；政治法律军事类；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类；宗教民间信仰类；事情情状类；物质物体类；数量类。从该词典上位的分类来看，这一分类完全是从社会生活领域的角度进行的。与本研究有关的动作动词分散在“人体医药卫生类”、“感觉情感性格行为类”以及“物质物体类”中。

对词语按意义进行全面的分类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汉语中的词语多样，词义丰富，这也决定了义类划分结果的复杂性。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分类系统中可能处于不同的位置。以本书所要研究的动作动词为例，《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没有划分出此类，而是将其包含在动词这一大类中。同样是动作动词，《简明汉语义类词典》将其与“手动”“脚动”“身动”放在同一个层面，《同义词词林》则将其作为“上肢动词”“下肢动词”的上位语义类，而在《现代汉语分类词典》中，动作动词则分布于多个类别中。从对“动作动词”的处理可以看出，《同义词词林》的分类较为合理。

以上几部义类词典各有特色。在这些义类词典中，《同义词词林》的分类体系较为科学，将动作动词单独分为一类，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拟作为本研究选取研究对象的重要来源。

（二）基于语义场理论的动词研究

学者们对不同义类的动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学者以义类为视角展开研究。史有为（1986）对包装义动词及其句型进行了考察；刘瑞明（1992）考察了“打、作、为”这类泛义动词的性质及使用特点；周有斌、邵敬敏（1993）讨论了汉语心理动词及其句型；王一平（1994）对遭受类动词的语义特征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以某一义类为对象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动词上：身体动词、心理动词、视觉动词、认知动词、手部动词、移动义动词。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关注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如李金兰（2006）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框架，归纳出身体动词的主要语义特征，考察身体动词作句子谓语动词所构成的句式类型和句式语义。武文杰（2008）考察了210个现代汉语视觉行为动词的基本意义特征和附属意义特征，调查了这些动词的使用频度，并对这些视觉动词进行了历时变化的考察。张明辉（2008）对认知类动词自身的语义特征及由这类动词构成的谓语句的句法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然后以构式语法理论为指导，研究了三类与认知相关的句式。潘泰（2009）以《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的666个移动义的动词词项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这些移动义动词在语义和句法上的特点，归纳出了不同类型的动词的语义结构特征和可能的句法表现形式。王婷（2011）在对语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把持具类手部动词出现的句式概括为两种：含使用工具的句式和不含使用工具的句式。后者约占2/3。常乐（2014）描写了手部动词“放”的摆放类和填充类的语义角色以及句法类型，进一步验证了这两类动词的语义特征。

第二类，关注动词意义的分类及搭配的分布。吕艳辉（2008）从服务于中文信息处理的视角出发，运用词汇学、语法学的相关理论，对手部动词的义项使用情况、语体分布状况、搭配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对手部动词及其相关结构的自动分词及标注、机器翻译及自动文本校对的应用提出了改进意见。文雅丽（2007）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选取了765个心理动词。根据人的心理活动同外界刺激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将心理动词分为心理活动动词、心理状态动词和心理使役动词三类，并从各自的语义、语法这两个方面对这三类心理动词进行了系统研究。兰佳睿（2008）主要从量的性质、量的有无、量的大小、量的变化这四个维度探究心理动词的量性特征。每个维度上都以实际的语料调查为基础，进行形式与语义两个方面的分析。经过考察，归纳出心理动词的量性特征，即边缘性与主观性。

许萌（2013）以“抱-hold”“举-raise”“拉-pull”“扔-throw”这四对汉英手部动词为研究对象，对其动名搭配进行了对比考察。研究发现：从语义组合的角度来看，汉语手部动词“抱、举、拉、扔”的动名搭配更偏爱常规搭配，即动词和名词均以其原型意义出现并进行组合；英语手部动词“hold”“raise”“pull”“throw”的动名搭配大多属于非常规搭配，即动词和名词有一方或者两方都发生了语义引申组合的搭配。

第三类，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研究手部动词的词义演变及其认知机制。此类研究集中于2009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单音节手部动作动词的ICM（典型认知模型）研究”的成果。孙崇飞、钟守满（2013）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考察了手部动作动词“拿”义的词义演变及其认知机制，勾勒出了“拿”的多个义项之间的词义演变的认知模型图。该项目尚未结项，期待更多的系列研究成果出炉。这一研究视角较为新颖，对多义动词义项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在以上有关动词义类的研究中，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各不相同。有的侧重研究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动词的内在语义特征；有的侧重从共时、历时、汉英对比的角度进行研究，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动词的意义和动名搭配的分布现状；还有的侧重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考察词汇语义现象，这有利于多角度观察动词的特性和特征。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值得借鉴和思考。对具有相同语义特征的动词进行聚类研究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它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和把握语义特征有同有异的一类词在词义、句法上的共性和差异，对以义类为单位进行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从义类入手选取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三）手部动词研究

已有文献中有关手部动词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手部动词语义特征的考察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个别典型手部动词的分析上。如孙冬梅（2008）以“打”的手部动作义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语义特征及语义角色的考察，建构了“打”的语义网络。该研究主要是以语义语法学理论为指导，从人工智能的角度出发，旨在挖掘动词的对语义特征及语义角色，将研究成果服务于中文信息处理。

2.手部动词意义的演变

该类研究主要从语义场的视角出发，着重考察手部动作动词在历时演变过程中意义发生的变化。董正存（2008）发现一些手部动作动词在词义演变过程中均有向口部动作义转化的现象。朱莹莹（2007）截取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平面作为研究范围，从对比的角度来揭示这两个平面上手部动作的特点，探讨常用手部动作动词意义的继承与演变状况。

3.手部动词诸意义的平面分析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定量分析。吕艳辉（2008）基于大规模语料库，对手部动词静态存在形式、手部动词动态使用情况进行了定量统计；并对手部动词不同类别的区分、手部动词动作义与非动作义的区分、手部动词的搭配进行了分析。

4.以手部动词为起点的同族词研究

陈亚平（2006）对散见于古代典籍和训诂专书中的《说文·手部》字的同声符字所构成的同族词进行了整理，在此基础上考证出了一组形声字字族，并探讨了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在这些研究中，既有共时平面的研究，又有历时平面的研究，其中，历时平面的研究占多数。从研究的目的来看，既有本体研究，也有面向应用的研究。但是这些面向应用的研究主要是为中文信息处理服务的。而本研究立足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着重分析常用单音节手部动作动词中的三个下位语义类的语义、语用特点。

四 宾语的研究

有关宾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宾语的分类上。学者们分类的结果差别较大，分类结果最多的有22种（林杏光，1999），少的只有两种（邢福义，1991）。综观这些不同的分类，我们可以把学者们对宾语类型的划分概括为以下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从中国传统的认识入手，对宾语的类型进行宏观的划分。

邢福义（1991）把宾语分为两类：常规宾语和代体宾语。郭继懋（1998）认为在对动宾组合的语义关系进行分类的时候，应该首先把宾语分为规定宾语与非规定宾语。

从文中的论述来看，郭继懋所说的规定宾语就是由动词的语义决定的。这与邢福义（1991）所区分的常规宾语和代体宾语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虽然，郭继懋以举例的形式列举了什么是规定宾语，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到底哪些宾语是由动词语义决定的，这是很难判断的。

第二个角度则较多地吸收了格语法以及题元角色研究的成果，从语义角色的角度对宾语进行分类。

美国语言学家菲尔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了格语法，后来经过修正，把格关系概括为13种。

中国学者针对汉语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对格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我国有关格关系的研究始于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一书，书中提出了起词、止词和补词。后来学者们对汉语中格关系的划分越来越细。李临定（1983）根据充当宾语的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将宾语分为7大类，13小类。这是学术界较早从语义格角度对宾语进行的分类。徐枢（1985）将宾语分为9大类。马庆株（1987）把名词性宾语分为13类。

对宾语的分类最为系统、详尽的要属孟琮等（1999）编著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该书首先把宾语分为名词宾语、双宾语、动词宾语、形容词宾语和小句宾语等。然后名词宾语又可分为14个小类：受事宾语、结果宾语、对象宾语、工具宾语、方式宾语、处所宾语、时间宾语、目的宾语、原因宾语、致使宾语、施事宾语、同源宾语、等同宾语、杂类宾语。

此外，李英哲（1971）把格关系分为9类；汤廷池（1975）分为12类；史有为（1992）分为14类；傅雨贤（1992）分为18类；林杏光（1999）在《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中把格关系分成了3个层次，7大类，22小类，并在此基础上主编了《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人机通用》；鲁川等（2000）对动词配价及格角色的分类比较详尽，经过多年研究探索，将其分为6种，87型；朱晓亚（2001）在《现代汉语句模研究》中将其分为4大类、13小类；袁毓林（2003）把现代汉语动词常见论元角色归纳为17类，并在语法形式上制订了汉语动词论元判别的语法标准。

学者们对题元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徐烈炯（1995，p.209）认为“用题元分析不得不把有些复杂的语义事实简单化。……如果施事是主观上发起动作的人，那么谁是施事往往是个程度问题”。在划分题元类型的时候，施事、受事的划界有时是很难判断的。

总体来看，以上学者对宾语类型的划分大多受到了题元理论的影响。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有些划分存在着标准不统一的现象。有些分类并非纯粹的题元类型，如马庆株（1987）划分出来的予夺宾语、虚指宾语等；有些分类则是针对语言事实中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划分，如李临定（1983）分类中有“其他”这一类，其中的角色、依靠、方面、依照的字体等都是语言材料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汉语特色的宾语类别，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个别性。

在动词的题元类型中，受事宾语最为常见。目前学术界对什么是受事以及对受事宾语的分类这一问题存在争议。

对于什么是受事？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广义的受事观，是指动词所涉及的语义成分，很多情况下与动词的宾语重合。陈望道（1978）把结果（成事）、处所位置、关系止项（止事）都放在受事中，是广义的受事观。吕叔湘（1946）也明确指出“本文所说‘施、受’应该从极广义上解说”。

二是狭义的受事观，格语法引进后，采用狭义受事观的学者居多。狭义的受事仅仅指动作或行为直接涉及的事物。孟琮等（1987）把受事再分为6类：取得、挨受、发出、具有、破坏、改变。并提出了判断受事的形式标志，即一般可以用“把”字把名词提前。不过也有例外，例如“受风”就不可以说成“把风受”。在此基础上，林杏光（1994）把受事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带格标的；另一类是带格标“把”“将”“对”的。

对于其中的“挨受”类（如“受风”）和“具有”类（如“有钱”）是否属于受事，有学者持怀疑态度，如陈昌来（2000）。一些学者对受事的定义更加严格，如范晓（1996）认为受事“是动作的承受者或接受者”。林杏光等（1994）把受事分为两类，一是与人的动作行为相关的典型的客体，二是自然力所涉及的客体，但行文中，林杏光把“喜欢、赞赏、同意、支持”等心理动词所带的客体成分看作受，这一处理却值得讨论。

本书在确定动词题元角色的类型时，采用孟琮等（1999）《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对名词宾语的划分。原因有二，一是该体系对各类宾语的界定较为清楚，并有一系列判定宾语题元类型的标准；二是该体系是建立在对1223个动词词义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体系相对完整，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五 动宾关系的研究

有关动宾关系的研究，语法学界由于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其研究多停留在结构层次的分析上，而较少关注动词与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直至后来格语法和题元角色理论的引入才使这一状况有所改善。已有的有关动宾搭配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动宾组合语义关系的变化趋势研究；二是动宾组合的平面考察；三是动宾组合的内在机制研究；四是动宾组合的整体意义与组合中词的意义之间的关系研究。

与本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有关动宾组合的平面考察。学者们选取的研究对象也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是从动宾组合的词性搭配的角度进行考察。高小方（2000）对古代汉语中“动词＋名词（或代词）”的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这种结构类型有可能是“非支配关系的动宾结构”。

另一类是对某一语义类别的动宾关系进行考察。谢晓明（2002）以相关动词“吃”“喝”为例，对它们带宾语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从历时角度、共时平面考察了相关动词“吃”“喝”的发展及其带宾语的情况，并从“普—方—古”的平面对宾语的类型进行了考察。可以说该研究是对“三个平面”理论的一次有益的实践。

此外，还有的研究以常用动词带宾语的情况为研究对象。吴纪梅（2008）对汉语中常用的113个单音动词的带宾情况进行了历时考察。文章主要从动宾结构框架、构宾成分等角度对这些动词构成的动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同时文章还对动词“坐”带处所宾语能力的历时发展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

在动宾关系的平面研究中，既有共时层面的研究，还有历时层面的研究，还有二者结合进行的研究。对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来讲，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不可缺少。共时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动宾组合的现状，为教学的整体设计和安排提供理论支持；历时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弄清动宾组合的来源，为挖掘动宾组合的演变过程提供科学的支撑。

六 字词常用度的研究

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均为常用词，而常用词的确定往往与频率的研究密不可分。单音词在书写形式上就是一个汉字，因此，有关字频和词频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选取合适的研究对象。基于以上原因，有必要了解有关字（词）频率方面的已有研究，尤其是与词频有关的研究。

字（词）频就是汉字（词语）的使用频度，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经抽样取得的语言资料里，每一个汉字（词语）的使用次数与抽样资料总字数（词数）的比例。

有关字词频率的研究最早是国外学者针对英语中词的频率进行的。在现代汉语研究中，字（词）频率统计工作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八十多年的时间里，此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语料数量从50多万增加到7亿，语料内容由单纯的书面语到口语与书面语并存，统计方法由手工统计到大规模的计算机作业，取得了许多成果，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字（词）频率统计表。如表1-1所示。

表1-1 现代汉语字词频率统计表

续表

在以上的字表、词表中，统计结果1～10与词频有关，而11～18则纯粹是字频的统计。本研究拟选取的是常用词，因此，1～10的有关统计结果有可能被借鉴或使用。

1959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组编制了《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初稿）》，这是我国第一本按汉语语法分类排列的常用词表。但由于其编制时间较早，没有采用大规模的计算机统计，因此在选词上还有一定的不足。

1987年，郑林曦在《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初稿）》的基础上，从当时人们每天听说的普通话资料中选择一些比较常用的词，增补到这个词表中，并用各种性质和体裁的普通话录音和文章加以检验，形成了《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增订本）》。但大体上还是以《初稿》为蓝本，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也存在同样的不足。

1985年，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对1978～1980年出版的全国通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的全部词汇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用人工和电子计算机相结合的办法编出了反映全部研究成果的《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语料数为52万字，共出现词语单位374654个，得到词语18177个。该书采用人工和计算机相结合的办法编制，从词次、频率、年级分布、使用度等方面对所选语料进行了统计分析。

后来由北京语言学院编制的《常用字和常用词》实为《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的一部分。为了尽量满足广大中小学教师、学生、学生家长和其他各类学习者的迫切需要，把《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汉字和词汇编选出来写成了《常用字和常用词》这本小书。因此，本表的统计结果只是反映了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汉字分布状况，再加上被调查语料的数量不大，语料的范围和覆盖率不广，因此不能真正反映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用词的使用情况。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是1979～1985年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写的，1986年6月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本词典采用人工和计算机相结合的办法，从词语应用的角度做了大规模的词汇计量研究，同时兼及汉字字频和组词能力的统计与分析，所用语料有180万字。本书统计的各种题材和体裁的语言作品共四类：报刊政论文章及专著、科普书刊、剧本和日常口语材料、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共179种。此外还将1978～1980年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语文课本按类列入了统计范围。该词典从语体、使用度、频率、构词能力等角度对词汇的出现频率和分布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统计结果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1987年，何克抗、李大魁等人对1983～1984年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共24册）进行了词频统计与分析，共输入107万字，约生成4万个词条，再利用计算机把频率值和方差值都达到某一界限以上的词全部挑选出来，确定为常用词，得到了《现代汉语三千常用词表》。本研究的对象比较明确，主要是对汉语母语学习者中小学阶段的教材中的词进行统计，由于母语学习者在书写一些词语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口语基础，因此，针对母语教材进行的研究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需求尚有一定的差距。

1988年，余云霞以《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的8000个高频词为底本，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词语的使用度、语体特点、构词特点、课堂教学实际等因素，编制了《汉语教学常用词汇》，可以说是对《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研究成果的一个应用。

《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的原始母体选材时间范围是1919～1982年，选材量为3亿汉字，从中抽出2500万汉字为样本，并使用计算机对词语的出现频率进行了统计，语料规模较大。但统计结果只按音序排列，不便于直接查找目标词的词频。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词汇等级大纲”综合了4个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密切相关的、最新出版的、大规模的动态性词表。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进行人工干预，最终进入《词汇等级大纲》的常用词共有8822个，按其常用度分为甲、乙、丙、丁4个级别，级别越靠前，其常用度就越高。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2005年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汉字、词语、标点与符号的使用情况进行的调查分析，所用语料总汉字数达七亿三千万，得到的总字种数有8128个，分词后得到的不重复的分词单位1651749条，覆盖率达90%的词种为11213条。该调查较为注重汉字的使用情况。该报告列出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高频词语表》，该表是按照词频的降序排列的，不便于按音序检索出手部动词的使用频率。

在以上有关词频的研究中，《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语料来源较广，考虑到了不同语料的语体分布，调查结果也较为全面，不仅提供了按词频排列的常用词，还提供了按音序排列的常用词，为检索目标词的使用情况提供了便利。

此外，《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词汇等级大钢》对权威词表进行了综合的统计与分析，并将其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该《大纲》是唯一面向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词频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无论从语料的时效性、词表的权威性还是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结合的紧密性来看，《词汇等级大纲》都可以说是较为合适的常用词的选取来源。

七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有关动词的研究

（一）近义动词的比较辨析

近义动词的理解和运用一直是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因此，学者们对此关注较多。

有关近义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角度：一是含有同一语素的近义词的比较辨析。如：许晓华（2008）的研究。二是同一义类内部近义词的研究。三是不含相同语素的近义动词的研究。

其中第二类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可惜该类研究数量不多。田源、王宇波、王怀明（2007）对嗅觉动词“嗅”和“闻”进行了辨析，研究表明除了基本意义的差异外，二者在隐喻义和用法上也不相同。对于中高级阶段的留学生而言，教师可以将这些差异告诉他们，有利于其更准确细腻地进行表达。

近义动词的存在使语言表达更加精确和到位，而与此同时，近义动词的辨析也成了语言学习的重要内容，对于有一定词汇积累的学习者来说，近义动词的辨析将贯穿学习者的整个学习过程。本研究同样是从义类的角度出发，研究成果有望为常用单音节手部动作动词的辨析提供语义和语用上的依据。

（二）动词的偏误分析

有关动词的教学研究中，偏误分析是出现最多的研究。而由于能愿动词和趋向动词是学习者在初级阶段较早学习的语言项目，且容易出现偏误，因此，有关这两类动词的研究相对较多。而有关其他动词的偏误研究很少出现。倪丽华（2009）分析了部分甲级动词偏误的主要类型，并对甲级动词出现偏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三）动宾组合的教学研究

有关动宾组合的教学研究仅有1例。魏红（2008）从动态的角度，通过分析封闭语料、试卷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常用动词带宾情况在汉语话语中的分布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对6册汉语教材中的常用动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教学建议。魏红的研究是从结构的角度平面地分析动宾组合，主要是从题元类型的角度对这些宾语情况进行研究。从研究类型上看，仍属于句法层面的研究。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有关单音动词及动宾组合的研究，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1）对动词教学的研究关注不够。汉语本体研究对动词的关注较多，但是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视角开展的有关动词的研究却比较少。

（2）对实义动词的教学关注不够。在数量不多的有关动词教学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几类意义较特殊的动词上，如能愿动词、趋向动词。

（3）研究方法单一。从已有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来看，大多采用的是偏误分析。

以上现状的出现是有其深层原因的。一是受“实词易学、虚词难解”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实词的意义容易讲解、虚词的意义则较难言传，但“易解”不等于“易学”，一些教师误认为学习实词不需花费太多时间。因此，研究的重点放到了虚词上。二是传统的第二语言教学重视词汇习得的量，而忽视词汇习得的质。教师有时看到学习者可以很快地运用刚学过的动词，就误以为他们已经习得了。实则不然。习得一个动词不仅仅是掌握与该词有关的语言知识，而且还要能够对词语的语法特点、搭配、语用等诸多方面熟练掌握。尤其是对于多义动词，学习者可能只掌握了一个意义，或者动词的某一个用法，因此，教师有时看到的学习者的习得其实只是对某个动词的某个意义的习得，词汇学习的效果不但要考察词汇习得的量，更要关注词汇习得的质。

八 对相关研究的总结与分析

纵观以上有关单音动词与宾语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有关动词和宾语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在对以上研究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目前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手部动作动词展开的专项研究较少

在查找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关现代汉语常用单音节动词的专项研究较少，针对手部动作动词展开的研究更少。这与手部动作动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深现代汉语常用单音节手部动作动词的研究。

2.从词汇语义角度切入的研究刚刚起步

目前学术界有关手部动词的研究多集中在句法层面的研究上，仅有的较少的从词汇语义学角度出发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历时演变的视角上。而对现代汉语手部动作动词系统及语义特点的研究还较为少见。

3.多例证列举，少穷尽分析

在已有手部动作动词的研究中，有关手部动作动词特点的研究多是演绎性的类推，而在说明动词的特点时也只是列举式的举例。这些类推出来的特点是否具有可推广性，可推广的范围有多大，这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以及国内大规模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建设使语言事实的搜集变得相对容易。因此，如果能对某一语义类的单音动词单独进行研究，运用语料库研究的方法尽可能多地搜集材料，科学地选取材料，这样在扩大理论的事实基础，检验理论的适用范围，发现新的语言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观点等方面都会有所收获。

4.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脱节

在汉语本体研究中，有关手部动作动词的研究成果较少，运用到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成果则少之又少。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也为我们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本研究拟在对大规模现代汉语语料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考察某一义类内部常用单音节手部动作动词诸词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语料调查的方法考察这些动词的语义特点，为常用单音节手部动词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这对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加强本体研究的同时注重应用研究，最终形成理论指导教学，教学反观理论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