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象形装饰

一、混沌初生

书法的存在是以汉字造型为基础的。汉字的起源，奏响了中国书法的先声。汉字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考古学家发现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原始文化时期的陶器上所存留的刻划象形符号，为我们认识和了解早期文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郭沫若认为，古代器物有“物勒工名”的传统，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1]。东汉许慎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2]许慎指出了汉字是对自然万物的象形，它源于指事符号，近年来出土的实物也进一步证明了许氏关于汉字源于原始图画及刻划符号的论断。文字学家一般认为，汉字大概形成于夏代，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3]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学术界公认是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书法艺术正是与甲骨文、金文同步诞生的。1996年，考古学家在山东桓台县史家村发现了一批甲骨文片，经测定为距今3500—3700年。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国书法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

中国书法是由汉文字组成的特有艺术，没有汉字，就没有书法艺术。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们的交流只用声音来表达。随着氏族公社的壮大和部落的形成，仅靠声音来表达某种含义往往显得不够完整，于是，人们开始使用实物来帮助记忆和交际，发明了结绳、刻契和原始图画。在中国历史上有关于结绳的记载。《庄子》中记载由容成氏至神农氏的十二氏时代都用结绳。[4]神农氏的时代正是黄帝有文字时代之前，可见中国远古时代实有结绳的方法。原始图画是古人记事和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方法，这种表意的图画，是象形文字的前身或来源。

文字是人们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创造的，也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的。在战国时成书的《世本·作篇》中有仓颉造字说，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韩非子·五蠹》说　“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这些都说的是仓颉造字。《荀子·解蔽》否定了仓颉造字的说法：“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他认为仓颉是整理文字的人。到了汉武帝时，纬书家便把仓颉神秘化，把他描写成“龙颜侈侈，四目灵光”的神话人物。东汉许慎重新肯定了仓颉造字说，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5]，唐宋以来，研究《说文解字》的小学家把此说继承下来，直到清末学者章炳麟才发挥了荀子之说，不但肯定仓颉只是第一个整理文字的人，并指出文字是群众集体创造的，推翻了长期以来的仓颉造字说。

汉字的萌芽，据迄今发现的考古材料，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4100—36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刻划符号，其中出土最多的是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两地。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划符号，与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刻划族徽相类似。临潼姜寨发现的一部分陶器上有120多个刻划符号，是我国文字发展的渊源之一。除此之外，临潼零口、垣头，长安五楼、铜川李家沟，以及其后的马家窑文化，如青海东部柳湾马厂类型墓葬遗址；龙山文化，如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良渚文化，如杭州良渚遗址；大汶口文化，如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都有相类的发现。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类符号确已用作文字的依据，但这类符号有利于人们对汉字起源的探讨。近来，考古学家又在河南舞阳贾湖地区发现距今8000年前贾湖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里面的龟甲上有简单的刻划符号，有学者视其为“原始文字”。仰韶文化上的陶器刻符，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某种记号，其中包含了原始文字的因素。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有写有刻，笔画整齐规则，这种文字可以用2000年后的殷商铜器和甲骨文的文字作对照。从这些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贾湖文化的刻符——仰韶文化陶器刻划——殷墟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结绳、刻契等实物记事到陶器上等拟物体形象的符号，都揭示了汉字创造的两大基本途径：象形和指事，从而勾勒出汉字由先文字阶段、原始文字阶段到古文字阶段的发展脉络。书法艺术正是伴随着文字的发展而形成的。古文字学家在研究早期文字时，着力对其字形的生成方式、文化意义等作出阐释。就书法艺术而言，我们的着力点在于研究早期文字中所包含的造形艺术美、形式美及相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