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姑屯事件到“日本国家改造运动”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军权的失衡与失控
摘 要：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策划了杀害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开启了日本驻外军队蔑视政令之先声。1930年，日本海军及社会右翼势力借伦敦裁军条约的签字，掀起“统帅权”争论风波，进一步强化了统帅权与行政权并立的双轨体制。随之，以陆军精英派及少壮派为推手的“国家改造运动”，通过一系列军事政变或恐怖活动，严重地冲击了日本的政党政治体制。日本军权逐渐失衡与失控，最后形成军权蔑视政权、凌驾政权的态势。
关键词：皇姑屯事件；伦敦裁军条约；日本国家改造运动；日本军权
一、关东军蔑视政令之皇姑屯事件
1928年4月10日，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逼近山东济南城，日本田中内阁以维护日本在山东权益以及日本邦民安全为名，派遣第六师团5000余兵力侵入山东济南，制造了杀害中国军民6000余人，伤1700余人，甚至残害国民政府外交公署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的济南惨案。不仅如此，日本还把目光瞄向中国东北，以维护满洲治安的名义，通过了《关于维持满洲治安措置案》的政府阁议，内容中指出：“战乱扩展京津地区及祸乱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此阁议出台后，日本当局立即以备忘录形式通告南京政府及张作霖，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芳泽谦吉还当面劝说张作霖退回关外。
日本政府的阁议出台后不久，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开始了切实的运作，决定乘此时机出动关东军主力解除退回关外的奉军，控制东北局面，然后一举实现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村冈决定调动第十四师团的一半兵力进驻锦州，第四十混成旅团进驻奉天，司令部移驻奉天，只待张作霖在北京支撑不住率军退回关外时突发袭击。关东军认为，“当前如不动兵，则将失掉时机，有使帝国声明成为一纸空文之虞。”
但是，无论是《朴次茅斯和约》的规定，还是日本军令和政令的限定，关东军没有权力擅自将部队移出关东厅或满铁附属地范围，更没有权力私自调动部队。明治宪法明确规定，“日本陆海军部队没有天皇（大元帅）命令，不得离开卫戍地或驻屯地一步，也不得参与战斗行为”。日本陆军刑法第七条也规定，“司令官对于权力外不得已之事，没有理由擅自进退军队，违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徒刑”。所以，当陆军参谋本部得知关东军的军事计划后，一方面表示“同意关东军的具申意见”；另一方面碍于军法的明文规定，必须请示天皇下达命令，即“奉敕命令”。而“奉敕命令”又必须经由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向天皇奏请，首相“如果不予承认，则不能向天皇提出裁可申请”。对于关东军的调兵举动，外务省持反对意见，发出训电指示，“只要北伐军不追击至关外，没有必要解除奉军武装”。这样，“参谋本部与外务省的立场呈现微妙的差异”。皇姑屯事件直接制造者河本大作在战后供认，“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左推右拖，不履行奉敕命令的发出手续……关东军为等待敕令空过了宝贵的时间……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日夜焦虑如何脱此困境”。在没有获得“奉敕命令”以及政府当局明令不得出兵的背景下，村冈长太郎决定一意孤行，采取非常手段杀害张作霖，企图“打乱其军队的指挥系统”。村冈把任务交给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中佐。竹下随即与北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驻天津军司令官铃木一马少将等人秘密策划，最后决定派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全面运筹和指挥，趁奉军退守关外之际除掉张作霖，以彻底解决满蒙问题。1928年6月4日，在关东军的精心策划下，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死于非命。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驻外军队（关东军）无视政府政令及外交决策，独断专行策划的一起事件。按常理言，任何国家的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当局或最高领导人的指令，军权归属于政权的统领之下。然而，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宪法规定军权直属天皇（陆海军大元帅）统帅，日本的军部（含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军事参议院、教育总监部等）作为天皇的“辅佐”机关（统帅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平行，内阁没有权力“干犯统帅权”。这样，日本军部实质上掌握两把尚方宝剑，一是“统帅权独立”；二是“帷幄上奏权”，“它可以独往独来，不但自身不受监督，而且可以监督和制约其他权力”。为保证“统帅权”不受“干犯”，从1900年到1913年，内阁中的陆海军（省）大臣（包括次官）一律由现役武官担任，并由军部指派人选。这样，本来属于政府内阁官员的陆海军大臣却不受内阁的控制，也不对内阁负责，他们的顶头上司只是军部。一旦内阁决策不符合军部的意愿，军部可以采取两种手段抵制，一是拒绝指派陆海军大臣的人选，二是指使陆海军大臣辞职要挟内阁，从而威胁内阁听从军部的指挥棒，甚至可以直接倒阁。这种现任武官充任陆海军大臣的制度一直实行了13年之久。直到1913年，在政党内阁的强烈反对以及护宪运动的冲击下，陆海军大臣改由退役陆海军武官担任，尽管这些退役陆海军武官仍同军部保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陆海军的预算、编制等需经内阁或国会通过，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军部的“独走”，也因此埋下了军部忌恨政党政治，以军权压政权、蔑视甚至凌驾政权的祸根。
事件发生当日，日本民政党6名议员赶到现场调查，发现残留的火药是“中国军队不具备的、日本军用的高级黄色火药”，“连接火药和爆破装置的电线尚未撤去，其电线一直连接到日军的铁路监视所”。日军退役中将贵志弥次郎也去了现场，将调查情况直接报告给田中首相，“认定与日本军人有关联”。6月26日，陆军部装模作样地对河本大作进行了询问，尽管没有询问出什么结果，但由于河本“已暗中向（陆军部）荒木（贞夫）、小矶（国昭）、小畑（敏四郎）吐露了真相”，陆军部早已心知肚明。接着，内阁中的陆军省、外务省及关东厅联合组成调查委员会，联合对事件进行调查。9月22日，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书，“足以动摇田中的安心度”。10月23日，由调查委员会成员关东厅事务官大场再次提出报告，“从侧面披露系河本的计划所为”。这一切都说明田中内阁以及陆军部对事件真相已经知晓。在野党方面乘机向田中施加压力，甚至搬出元老西园寺，要求对事件制造者严加处罚，“并期待政友会内阁能够约束军部”。1929年1月21日，在野党议员在第五十六次帝国议会上提出《要求公布满洲某重大事件决议案》，田中以事件尚在调查之中予以推诿，致使该决议案未被通过。朝野内外严惩事件制造者的呼声，尤其是元老派的出阵，令田中内阁左右犯难。而陆军部的表态坚决，决定“掩盖或模糊事件的真相”。并组成以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为中心的团队，研究为事件制造者开脱的方案，“全陆军似乎要赌上组织的命运挑战田中首相”。陆军省大臣白川义则竟然以辞职为要挟，“如果陆相辞职，将迫使内阁总辞职，为了避免总辞职的命运，非答应陆军的要求不可”。结果，“田中屈服了陆军（部）”。1929年7月1日，日本当局以“警备责任”为由给予河本大作停职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以及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同时转为预备役。1930年7月1日，河本的停职处分撤消，转为预备役，1932年10月又被任命为“满铁”理事，河本摇身一变，继续充当践行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马前卒。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在野党不满对“满洲某重大事件”的处理结果，继续向田中内阁施压，陆军部转圜于在野党与内阁之间，一面竭力为关东军及当事者开脱，一面展开倒阁的切实步骤。其实，以强硬派著称的田中义一自上任以来，在另一强硬派森恪的助推下，对华采取强硬方针，诸如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召开东方会议制定“满蒙积极政策”等，其一系列举措与陆军部十分合拍。陆军部之所以借助皇姑屯事件发动倒阁，其根本目的并非单纯指向田中内阁，而是为了铲除政党政治，树立军人执政的军事独裁体制。
1929年1月12日，军人右翼团体“双叶会”在东京召集成员开会，“研讨张作霖爆破事件的善后处理以及救助河本的措施”。1月13日，“双叶会”部分成员拜会陆军大学校长荒木贞夫，“汇报关于张作霖事件的对策运动”，随后“与永田（铁三）会面”。1月17日，冈村宁次、永田铁三、东条英机3人“就爆破事件密谈”。2月3日，冈村等人拜会小矶国昭少将（参谋本部人事局长），“就河本事件及其他事情恳谈约两个小时”。2月13日，冈村“受东条委托”，与关东军后任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会晤，“就河本事件在东京的反响磋商”。石原莞尔赴任前更是活动频繁。2月17日，他拜会了荒木贞夫。2月21日，拜会小矶少将。2月22日，又拜会荒木和小矶。2月23日上午，石原“与小矶国昭、东条英机、冈村宁次会晤，商定方针”，以及“商讨河本事件的善后问题”。这里所谓的“商定方针”，系指关东军今后对满蒙的方针，在此次秘密会晤中，这些陆军部干员明确提出，“今后中国方面如果出现重大挑衅行为，当断然发动武力，一举解决满洲问题”，从中也显露出陆军部以及关东军干员试图行使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端倪。
1929年5月，“双叶会”与士官生组成的“国策研究会”合并，组建“一夕会”，成员达40多人。有评论认为，“‘一夕会’是为了维护河本而组建起来的陆军团体。”5月24日，在“一夕会”成员的推动下，军事参议院会议“做出（皇姑屯事件）与国军毫无关系的结论”。于是，“陆相白川特派次官阿倍向田中首相申述陆军的主张”。“一夕会”还通过真崎甚三郎致函上原勇作元帅，请上原在上层运动。
陆军派的巨大压力迫使田中首相首鼠两端，从最初赞同西园寺等元老派严惩肇事者的态度，到转向屈服陆军部。结果，当天皇几次过问此事时，田中的报告前后矛盾，莫衷一是，遭到天皇的训斥。1929年7月1日，在宣布对河本的“处分”后，田中内阁宣布总辞职。当年9月29日，田中患急病死去。
二、伦敦裁军条约与“统帅权”独立问题论争
1930年，日本外务省与西方大国围绕伦敦裁军条约的签订问题，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争论，终于就基本条款商定了意向性条款。却没有想到，裁军条约还未最后签字，一场围绕日本军队“统帅权”独立问题的论争就在朝野上下掀起了风波，而最先发难者是海军。
如前所述，日本明治宪法赋予天皇兼任陆海军大元帅，掌管全国军队的统帅权，并由军部“辅佐”，因此，军部有直接“帷幄上奏”天皇的权力。裁军会议消息传回后，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马上操起“帷幄上奏”权，给昭和天皇呈上一份《上奏文》，内中强调对于裁军的比例，日本海军方面主张必须保持“帝国自卫必需的最小限度”，而美国的提案“包藏着让帝国海军作战时出现重大缺欠的内容”，“实质是使日本的兵力及比率低下，如果协定成立，基于大正十二年（1923）陛下裁定的国防方针而制订的作战计划势必发生重大变更，务须审重审议”。1930年3月19日，加藤又专程拜访滨口首相，强烈反对签署伦敦裁军条约，指出“决定兵力之事，乃统帅权独立之立国根本……如果政府专断决定，事态重大”。此后，加藤连同军令部次官、海军省大臣、海军省次官等头面人物频频邀见军政各方，并争取到陆军的支持，决议海陆军联手抵制裁军条约。4月21日，内阁召开第五十八次议会，由于加藤等人的运筹，签署裁军条约上升到“统帅权”问题，引起国会的纷争。海军大臣安保清种坚持，“作为海军大臣的立场……国防上只有具备必要的兵力，才有可能安全”，“由于条约的限制，要缓和各种影响，需要采取各种对策”，“国防上必要的兵力骨干也需要进一步整备”。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强调，“陆军的军备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帝国的荣光和国民的福利，西伯利亚、满洲、扬子江沿岸都是陆军兵力投入之地域，如果（这些地域）有假想敌……诸位所说的减少陆军和缩减军费等语，必须予以认真的研究和调查”。也有些议员站在与军部相反的立场上，认为裁军条约“有利于减轻国民的负担”，“（伦敦）谈判是成功的”，指责海军的“统帅权”之说是企图建立“独立国家机关”等。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也认为，“制定陆海军编制，确定大体的势（军）力程度，属于国家外交及财政密切相关的事情，只有内阁才能担负辅弼之任，不是帷幄大权能够决定的事情。”
裁军条约签字后，海军军令部发布题为《政府决定发布回训之处置涉及影响统帅权》的质疑文件，强调“帷幄大权专由海军军令部长和陆军参谋总长辅翼，国务大臣应在辅弼之外”，“问题在于，作为主管大臣的外务大臣超越海军大臣及海军军令部长的辅翼职责……内阁总理大臣不计海军军令部长明确的反对意见，未经海军军令部长的同意，就擅自发布回训内容”。于是，日本军政、司法、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围绕“统帅权”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争。
海军大将有马良橘、枥内曾次郎、佐藤铁三郎、黑井悌次郎，中将板本一等人组织成立一个“洋洋会”，掀起一场反对裁军条约的运动，攻讦“政府对全权代表所发回训，引发关联统帅权的大问题，冒犯大权，世人议论哗然，海军内部愤慨至极”。海陆军少壮派军官也趁机掀起“维护统帅权”运动，各社会右翼势力也积极配合，成立起诸如“军缩问题同盟”“伦敦条约反对同盟”“全日本学生革正联盟”“反对卖国条约全国学生同盟”等组织，喊出“维护统帅权独立”“打倒软弱外交”“坚决反对卖国的伦敦条约”等口号，一时间，全国上下沸沸扬扬。一场由右翼军人及民间右翼团体发动、带有军事政变性质的“日本国家改造”运动由此展开。
三、“日本国家改造运动”的崛起
1920年，日本右翼思想家北一辉抛出一份《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进行一场“国家革新”，“排除天皇和国民之间贪图私欲的权力者和财阀”，“建立君臣一体的国家”。并煽动“国家革新的主体是军队”，只有发动“少壮派下级军官”才能展开“国家革新”运动。很快，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军人中流传，特别是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开始思考“国家维新”和“军队改造”的途径。
1921年，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驻苏联武官小畑敏四郎和巡回武官冈村宁次3人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旅馆会晤，此3人均是“天保组”中的精英，一直怀有“国家维新”、“改造陆军”的意愿，被称为陆军“三羽鸟”。此次邂逅为他们提供了纵论天下、畅谈“维新”的机会，3人商议如何网罗势力，逐步控制军部的权力，提高日本陆军的战斗力，进而建立举国一致军事体制。随之，“三羽鸟”又通过各种关系联络在军队任职的皇族北白川亲王、朝香宫亲王等人，组成一个推进“国家维新”的小集团，因为集团发起点在德国巴登巴登旅馆，所以又称“巴登巴登集团”。
20年代中期，“三羽鸟”相继回国，继续以“改造陆军”为目标，并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团体的名义，在东京涩谷区的“双叶亭”饭店聚会，散布自己的主张，扩大集团队伍，所以该集团又被称为“双叶会”。其主要成员多是后来在侵华战争中犯下重大战争罪行的人物，诸如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矶谷廉介、铃木率道、武藤章、铃木贞一、山下奉文、草场辰巳、根本博、田中新一等陆军派“精英”。这些人当时都是少佐以上军官，若干年后，东条英机爬上总理大臣的高位，其他人也都升任陆军大臣、军务局长、作战部长、总司令、方面军司令、参谋长等要职，“占据了陆军省中枢和第一线的要职”。
在陆军中上层紧锣密鼓进行所谓“改革”的同时，一批下级军官也在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影响下，秘密成立起各类法西斯组织，准备以军事暴动的形式建立军人政权，其中有陆军下级军官西田税组织的天剑党。1927年，他制定了《天剑党章程》，向团伙内青年军人散发。他认为，“古今一切革命成功与否，在于该国军人、军队之向背。可见，在不久即将来临的日本革命中，帝国军队的使命是如何重大。而且，革命领导者的骨干战士必须认识到，大部分应潜伏于军队中进行合作，与军队外的同志秘密联络，把革命的根本力量，即军人部队——剑，从国家手中夺取过来。在国家的革命中，以军队的革命规模为最大和最后”。
1928年3月，一批海军青年军官响应并支持西田税的主张，效仿西田税成立了海军下级军官的法西斯组织“王师会”。宣称要解决当前的“内忧外患”，扫除垄断政权和政党政治、贵族阶级，破除海军的一切陋习，使将士觉悟，成为世界最强的王师，“完成奉戴日本天皇，建设世界联邦国家之圣业”。
1930年10月，以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谍报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为首的“樱会”秘密成立，主要成员是参谋本部第二部的部员，俄国班和中国班的全员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参谋本部126名军官中有40人参加，占全员的31％。桥本欣五郎曾经在中国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工作，后任日本驻土耳其使馆的武官。桥本欣五郎认为，“观当今之社会，为政高官渎职行为，政党腐败，资本家、华族根本不考虑国家的未来，舆论机关诱导国民思想的颓废，农村荒废、失业、不景气、各种思想团体出现，糜烂的文化抬头……为政者忘却国家的百年大计，只能仰列国的鼻息，失去向外发展的热情，积极进取的气魄全部磨灭……以上，内治外交的困顿盖出于政党的私利和私欲，毫无一切奉公的大计。”
1930年10月1日，日本枢密院批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右翼军人以及民间右翼团体以此作为“国家改造运动”的突破口，展开一系列带有军事叛乱性质的恐怖暴力活动。
同年11月14日，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以内阁签署《伦敦裁军条约》冒犯“天皇统帅权”为由，刺杀内阁首相滨口雄幸，滨口被枪击成重伤（翌年死去），引起社会震惊。“樱会”头目、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决定趁此时机发动暴乱，扳倒政党内阁，树立军人政权。1931年初，桥本欣五郎联络中国班班长重藤千秋、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以及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秘密筹划，准备在当年3月发动暴乱。并由大川周明出面联络民间右翼组织，召集1万余人组成暴乱队，爆破政友会、民政党两大党部及首相官邸，桥本等军官率领“樱会”成员以“保护国会”为名包围国会议事堂，封锁交通，实行戒严，进而推翻政党内阁，推举滨口内阁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执掌朝纲。据参与事件的田中清少佐的日记记载，“1月9日夜，决心推举宇垣大将组织内阁”，“1月13日，宇垣大将、杉山次官、二宫次官、小矶局长、建川部长、山胁作战课长、桥本中佐、根本中佐一起协商国家改造的方法手段”，“2月7日下午三时在品川重藤家中集会……经过重藤大佐等与会者协议，策定了破坏计划”。但是，就在暴乱计划秘密实施过程中，小矶国昭“中途变心”，“大川周明也在德川义亲侯爵的说服下放弃计划”，“三月事件”以流产告终。事后，日本当局了解到事件的始末及其性质，却采取姑息、宽容和放纵态度，只是给予事件主要发动者桥本欣五郎“反省”15日的处分，其他涉案者一律不予追究，其结果等于为后来的军事叛乱活动灌输了宽心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各种资料表明，这场侵略战争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以及土肥原等人一手策划，事后获得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追认”。驻朝鲜军则擅自越界侵入东北，事后也得到日本内阁的承认和预算追认。可以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权超越政权、凌驾政权，乃至军权膨胀的一次实战演习，从这一刻开始，日本一步步走向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
1931年10月29日，为了策应关东军炮制伪满洲国，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会”决定从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调集10个中队、两个机枪中队，外加海军的“拔刀队”，西田税的“王师会”，霞浦的轰炸机队，以及大川周明、北一辉、井上日召等民间右翼团体等掀起叛乱，分别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陆军省、参谋本部、各新闻社、广播电台、电话局、电信局、邮电局等，斩杀首相以下所有阁僚，然后推举荒木贞夫中将就任首相，组建军人内阁。
10月初，这一计划被警察和宪兵部门查知。10月17日夜，东京宪兵部门出动300名宪兵抓获了12名暴动主谋者，“十月事件”亦告流产。然而，当局仍然采取偏袒态度，没有对主谋者予以任何实质性处分。陆军大臣南次郎甚至在阁议上为他们辩解，称恐怖分子“是出于忧国愤世的激情，没有他意”。
“十月事件”后，以“血盟团”“爱乡塾”为代表的民间右翼团体则变换了手法，一是继续联络海军派法西斯团体随时准备发动暴乱事件；二是实施“一人一杀”的恐怖手段，试图清除政党领袖和财阀头目，达到“国家改造”的目的。
1932年2月9日，“血盟团”成员小沼正在东京刺杀了民政党领导人、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当年3月5日，又有三井合名会社董事长团琢磨倒在“血盟团”成员菱沼五郎的枪口下。事后，两名凶手和“血盟团”首领井上被判为无期徒刑，其他要犯分别被判为三年到十五年徒刑不等。然而，不出6年，井上就被“假释”出狱，两名凶手也关押了不足8年，其他罪犯在3年后相继被释放。
日本当局对一系列暴乱和恐怖事件的偏袒，越发刺激了军民界法西斯分子的恣意妄为。1932年5月15日，海军派头目古贺清志、西田税、三上卓以及民间右翼头领大川周明、橘孝三郎等人纠集四路人马突袭首相官邸等重要机关，刺杀了首相犬养毅等人。事件发生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公开站出来为暴动者辩解，声称“被告人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皇国的行动”。海军大臣大角芩生也“表示对犯人同情，向舆论界和司法界施加压力”。
结果，参与暴乱的案犯无一人判处死刑，甚至连直接负有枪杀首相及其他警卫人员责任的祸首三上卓、古贺清志、大川周明等人只被判处监禁15年，其他陆海军人案犯被判8年到12年不等，爱乡塾头目橘孝三郎被判无期徒刑。
四、结语
关东军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是日本近代陆军蔑视政权和政令、擅自实施武装阴谋活动的开端。在军部势力的庇护下，制造事端的直接当事人（河本大作等）以及关东军首脑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相反，事件的结果却导致以政党形式组建的田中内阁总辞职。它意味着日本军部势力逐步走向强势，为后来军权超越政权、凌驾政权，直至树立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打开一道缺口。
日本少壮派军人及民间右翼团体制造的“三月事件”及“十月事件”，开启了“日本国家改造运动”的先声，两起事件又与九一八事变密切关联，揭示“日本国家改造运动”双管齐下，内外并行。即，对内掀起树立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的运动，对外以侵吞中国东北为目标，催生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出笼。
1932年“五一五事件”意味着日本政党政治的终结。犬养毅被杀后，在军部的压力和力挺下，海军大将斋藤实出面组阁，并兼任外相（后由内田康哉任外相），荒木贞夫继续出任陆军大臣（后林铣十郎）。形成大正时代以来首次日本政党、官僚、军部三者“联合入阁”执政的局面。从此，军部的影响力日益强化，标志着日本政党政治的结束。
“五一五事件”发生后，以树立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为根本目标的恐怖暴乱活动一直没有结束。其间，包括神兵队事件、士官学校事件、永田事件，直至1936年“二二六事件”形成高潮。从此，日本军权膨胀到极点。军权膨胀的结果，导致日本国家政体向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转化，正如日本学者评论的那样，军部如同“牵动国家庞大组织的牵引车，拉动着日本历史急转弯”。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