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植物对话
专访《花园里，植物记忆缠绕：珍奈特·劳伦丝个展》 策展人张婉真

采访 + 撰稿_龙缘之

2020年春，澳大利亚籍艺术家珍奈特·劳伦丝（Janet Laurence）在中国台湾的首次个展“花园里，植物记忆缠绕”（Entangled Garden for Plant Memory）于南投九九峰山区的毓绣美术馆开展。在这间私人美术馆的一至三层空间中，以“根”（Root）、“叶”（Foliage）、“栖地”（Habitat）为结构，结合在地创作与两件既有作品，展览呈现了自然界的生命力和神秘性，及由物种消逝、生命殒落引发的感伤。正如展览专刊里的文字所述，该展既“演绎台湾山林生态之美的在地性”，也“探究人类认识理解自然并与之互动的普遍性企图”。

劳伦丝曾在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地长期居住，有丰富的创作及展出经验，尤其擅长与各地博物馆合作，运用馆藏资源将博物馆展示和收藏的既定秩序活化，运用艺术手法注入新的元素，让藏品生发出不同的意义。在这次展览的筹备期间，策展人分别委托台湾大学博物馆群及台湾“农业委员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简称“特生中心”）培育植物、采集真菌，并借展动植物标本和实验器皿，展开了一次难得的美术馆、博物馆及研究机构的跨界合作。展览期间，笔者专访了策展人、现任台湾台北艺术大学博物馆研究所教授张婉真，请她分享本次策展之经验与思考，及其作为博物馆学学者对主题和功能各不相同的美术馆、博物馆机构的观察。

德国学者迪特尔·斯托马（D iete r Sturma）在《珍奈特·劳伦丝：自然之后——致濒危与灭绝的动物们》一文中，如是评论自然史博物馆在今天之意义：

与此相似的是，劳伦丝通过作品演绎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种灭绝问题，及环境变迁带来的人与自然之联结断裂的失落感。借和博物馆等机构的合作之机，艺术家检视并重新拆解了其典藏和再现“自然”的方式，辅以艺术表现的感性手法，呼吁人们运用同理心积极保护自然万物。

美术馆的第一层从医学角度演示树木死后的生命意象，宛如严肃基石的“根之层”展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心脏休克——血液与叶绿素》。拾级而上，观众可在《花间》《与植物对话》《通过绿色引信的力催生了花朵》等作品的环绕下，体验生命的轻盈、灵动及明亮，此为艺术家试图展现“植物的整体记忆及其语言”的“叶之层”。第三层“栖地”既是动物得以休憩生存的场所，也是存放记忆的“转化之层”——一处传递敏感、沉痛和神秘氛围的殿堂。

这场在美术馆里进行的自然展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艺术家和策展人所能获得的素材。在策展过程中，一方面，策展人和博物馆研究员对于何为“台湾的代表性动植物”有不同的偏好（还要考虑植物和真菌在长达数月内展出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为了建立展品和观众之间的“亲密”性，即使标本相当珍贵，仍以工作人员配合现场维护的方式来规范观众行为，而非设置展柜或警告标示。实际上，自2016年开馆之初起，毓绣美术馆就以预约参观、限制人数及强制参观者寄存包括手机在内的随身物品等方式来保证观展体验。在展览的相关讲座活动中，入场者可领取白纸、写字板和铅笔用以抄写笔记。“这是一个‘网红’看了会难过的展览，”毓绣美术馆总监黄翔说，“因为太美了，却只能欣赏不能拍照。”从经验出发，一切回归经验。观者无法留下特定的影像，能保存的只有限时、限地的在场经验，及不可复制、难以言说的关于自然之幽微、脆弱、坚韧的印象与叹息。

策展人访谈

这是珍奈特·劳伦丝在中国台湾的首个个展，首先想请您谈谈本次展览的缘起。

张婉真：在本次策展的发想中，我希望能把美术馆作为一个有机体，视其为整体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毓绣美术馆坐落于台湾中部山区，其创办人之一叶毓绣女士是写实主义油画家李足新先生的学生，因此美术馆的展陈多以具象的当代艺术展览为主。在承诺为毓绣美术馆策划一次展览后，我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写实”不应等同于“具象”。反之，“写实”也可以用装置艺术来呈现。所谓的“写实”，甚至可能是重新检视（review）“真实”。其次，近年来我特别关注进入博物馆内创作的艺术家，自然地想到了珍奈特·劳伦丝。

劳伦丝是一位全球游牧（global nomad）型的艺术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在世界各地创作的工作状态使她不易在某地（除澳大利亚之外）做长期的策展准备。即便如此，艺术家仍希望她的作品能与台湾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产生联结。劳伦丝本人很有活力和好奇心，热爱阅读，特别是和植物学、动物学相关的书。展览前，她也试图去了解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

在策展期间，澳大利亚发生了很严重的森林大火，让劳伦丝非常痛心。她曾试图在本展中加入相关信息，提示人们应对自身加诸于地球的影响有所自觉。但由于我对本展整体概念的安排，这个想法最终未能实现。但她非常关注现实问题，不会为了展览去伤害动物，而是以博物馆系统中既有的标本作为素材。她在生活中亦是一名素食者。

艺术家为何选择在地创作？通过这次展览，您想要展示艺术家的哪些创作精髓？

张婉真：自然本身就是很美的，而劳伦丝也总能将素材以最好的方式呈现。在策展之初，我对艺术家说，希望这次的展览能让观众感受到一种眩目的美，以及其中的无奈和瞬时性——也就是说，将关怀、展示自然的理想加以转化，以美学的方式来展现。

2019年3月，劳伦丝的大型回顾展“自然之后”（After Nature）在悉尼当代艺术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Sydney）举行。本展作为劳伦丝在台湾的首次个展，我希望是一个能呈现她各类型创作的展览，但不必是回顾展。因此，我决定邀请艺术家进行在地创作，素材几乎全部采用台湾的动、植、矿物，并与本地的博物馆系统形成一定的对话关系。对自然及其他生命的“同理心”和建立关系的能力，是劳伦丝创作的核心。她的作品一方面呈现出自然奇妙、幻化的美感及脆弱性，另一方面也蕴含救赎的意象。正如她经常运用镜子和玻璃作为材料，它们像窗子，能让我们看见自然和外界，同时又能投影——让观众在观赏走动间，感受自身的存在及对自然的责任。

在展览中选择与大学合作，是否与您的学者身份有关？

张婉真：学院背景带给我的，可能较多的是对策略性问题、物件的“意义”及博物馆的知识生产的关注。近年来，在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馆举行的展览中，也有一些选择用艺术家作品来呈现问题。我重视（展览的）观赏性对观众的牵引，展览中论述的合理性，以及作品之间是否形成了好的结构。

在本次展览中，我们试图以展品带出其背后的历史。而在台湾的各类博物馆里，我最感兴趣的是大学博物馆，因为它们展现了大学如何通过标本及其制作来建立论述，并且进行自然知识的教学。

以作品《鸟曲》为例，作为策展人，我的工作首先是确认这些标本背后的故事是否足够深刻。比如，在这些标本中，有些是日籍学者于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湾采集和研究的物件，这与大学的创立密切相关，更能带出背后以台湾为基地的东南亚物种调查；另一些标本则是台湾现今的重要学者在学生时期制作的，这些展品都体现了知识的累积和传承的关系。

其次，标本的来源需多元，但不应分散。台湾大学博物馆群有矿石和动物的标本，也可以为本展培育植物，提供关于知识生产与标本史的面向。“特生中心”位于台湾中部，负责台湾原生动物的救伤工作。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获取的因路杀（roadkill）死亡的动物也在那里被制成标本。本次展出的领角鸮、鸺鹠、黄鱼鸮、东方草鸮这四种猫头鹰的标本就是如此而来，由此更可以带出当代的议题。

在展览筹划过程中，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及本次展览的其他协助机构之间的合作是如何展开的？您挑选标本馆、“特生中心”等机构的藏品的标准是什么？

张婉真：劳伦丝擅长使用来自大自然的素材，常与不同的博物馆、动物园和植物园合作，以进一步反省博物馆等展览和教学机构“如何建构对环境的理解和知识”之问题。我与劳伦丝是自2018年秋季开始联系的，在她2019年6月来台的一星期时间中，我们走访了大学博物馆等教学和研究机构。在艺术家离台后，我和美术馆开始开展向博物馆借展馆藏的工作。

在矿石的选择上，我看重的是外观是否漂亮，最好能在视觉上呈现出七彩的丰富感，另外，也选取了大学博物馆重视的那些具有“科学”及教学价值的少数矿石。在选择植物时，我希望种类尽量丰富，选出从植物学的角度出发足以代表台湾的物种。活体植物由博物馆帮忙培育，美术馆在展出期间进行照护，而极为珍贵的植物标本则是以艺术家利用从大学博物馆出借的高解析档案复印在透明片上的方式呈现。对鸟类的棍棒标本的选取则重视视觉效果。虽然展品珍贵，但美术馆和艺术家都不希望以展柜等方式隔离观众，因此，美术馆工作人员在展览期间须随时在展品附近确保标本的安全。为了保护这80件棍棒标本，展期中间会有一次展品更换，每次仅展出40件。真菌的展示是最困难的，我们在标本或采集这两种形式中选择，最后请“特生中心”研究员协助采集了一些能在美术馆中持续放置的真菌种类。此外，大学还出借了实验器皿，劳伦丝也在山林中找到了作品《心脏休克——血液与叶绿素》需要呈现的枯树，并对捡拾而来的树叶进行加工和染色，这些素材构成了这场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合作的限地、手工制作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