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隆朝是有清一代的隆盛之世，而乾隆三十年又是这盛世中的极盛时期。是时，乾隆帝对西北边地的军事行动已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也进入了和谐发展、政治安抚的新阶段。乾隆二十二年（1757），国家府库存银为七千万两，达到了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的局面。这时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总额与国内贸易总额，均居世界各国之首。乾隆上半叶的中国农民比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农民吃得要好一些，而且也较富裕，一般受教育程度也较高，这是世人公认的事实。康乾盛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少有的几次盛世之一。这样的盛世，据《孔圣枕中记》的说法，需要九个甲子，也就是说五百四十年才可能出现一次。按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也要五个世纪之久。因此，以王道盛世为现世追求的汉族儒生们，有感理想与盛世之契合，终成为异族统治的拥护者。
乾隆盛世的社会经济在康熙年间恢复生产的基础上，继雍正帝之后取得了稳定而持续的发展。
以“摊丁入亩”为例，其于康熙末年提出并予试行，最初是在广东省。到了雍正元年（1723），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奏请，正式在直隶实行，随之颁发诏令，在全国推行。此后经过半个世纪，全国相续实行。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贵州宣布实行为止，除盛京因“户籍无定”没能实行外，其他各省一律推行了“摊丁入亩”的税制。
由于“摊丁入亩”的实行，不久便出现了空前的以人口与耕地的迅猛增加为特征的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加上农耕技术的改进，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有人估计当时全国生产的粮食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投入了市场。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工有了明显的扩大，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手工业部门，也相应地出现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它不但扩大了手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引起和加快了农业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从而造就了社会经济一派繁荣的景象。
在这样一个如此鼎盛的历史时刻，乾隆帝又要面临哪些问题呢？自古以来，圣王多承衰拨乱而起，由此开辟盛世前景。而桀纣之类的昏君也正是于圣王盛世之后骄溢妄行，最终丢掉了天下。他们是圣王之后，但同时又是一代王朝的败君。其实，这一盛一衰又何尝不体现在一世君王的身上，尤其是像乾隆帝这样当朝整整一个甲子的皇帝。就像冰在凝结时，业已存在着融化的要素一样，一个由盛而衰、极盛渐衰的循环继而周而复始，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像乾隆帝这样的一代盛世明君，最终在晚年也做了挥霍无度的“散财童子”，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的历史课题。
此外，隐匿在乾隆盛世之下的危机之一是，尽管清朝经过百年的治理，大一统的局面已然形成，满族人的政治统治也已巩固，但口称“奴才”的满族大员侵蚀着华夏“君臣”政体的千年大厦……两千年前孔子所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的预言开始显现，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像幽灵一样笼罩在乾隆帝的心头。当清王朝在全国的政治统治愈趋成熟时，其本原文化却趋于消亡。当年在黑水白山奉祭的萨满之神只能关起宫门作为爱新觉罗氏的家祭，骁勇善战的八旗兵也被封禁于柳条边以外，所谓的国语骑射早已是强弩之末。
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月丙辰（二十五日），户部议奏：“八旗积存地亩一万五千余顷，请择可编官圈者，分设整分、半分庄头数百名，即于现在庄头子弟内，选择安放。”为此，乾隆帝下旨曰：“户部所有八旗积存地亩一项，折内酌议分设庄头之处，着照所请行。但安放庄头，需地不过三四千顷，所余尚有一万顷之多。此等皆系老圈旗地，且发帑赎回者，十居七八，原系应行入官地亩，徒交地方官征解，适滋胥吏侵肥，旗与民两无裨益。着将此项交内务府派员经理征收，俟原帑按数归清之后，即将地亩赏给八旗，作为恒产。”(3)旧制度的衰落与经济权力的再分配已不可避免，然而乾隆帝却仍在竭力强化满族传统文化，维护满族人的既得利益。
其潜在的危机之二是，在社会经济繁荣的背后，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在萌生，城市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譬如：江南的苏州“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4)。另外，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政权已经巩固。同时，出于财政需要，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下令“开海贸易”，对外贸易逐渐兴盛。史称：自“海禁既驰，（南洋）诸国咸来互市，粤、闽、浙商亦以茶叶、瓷器、色纸往市”(5)。于是乎，在东南沿海出现了“帆樯鳞集，瞻星戴斗”(6)的兴旺发达景象。
据《粤海关志》提供的外国来粤商船数及关税收入的数据，乾隆三十年（1765），“六月二十五日止，乙酉年分来船三十有一”(7)，略高于往年。关税收入自“乾隆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连间至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止，计一年大关各口共征银五十万五千三十一两六钱八分五厘（505，031.685两）”(8)，也略高于往年。到18世纪末，国内贸易税收达400万两，而海关税收为65万两，占16%。乾隆三十一年，清政府的土地税与人头税为2991万两，是国家收入的73%；盐税是574万两，占14%；商业税是540万两，占13%。当时的商业网不仅包括各个行省，而且连蒙古、中亚以及整个东南亚亦在其中。
面对这一偏离农本国策的倾向，以及商业税与关税在国家税收总额中比重的增加，乾隆帝在乾隆十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五十五年及嘉庆元年五次下达普免全国一年钱粮的谕旨，普免地亩银和人丁银。说到底，这是一种优农政策。
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城镇文化的兴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以城镇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正是诞生在这一时期。同时城镇成为各种文化的汇集地，多种文化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往往是由中心城市的作用来实现的。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这一天，既是汉族民间的祭星日，也是满族人的顺星祭祀日，既有白云观的道教庙会，还有喇嘛教跳布札打鬼表演的庙会，等等。这些无疑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点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二律背反的倾向，即社会的发展，走向了旧有社会本身的反面。至于乾隆帝，他并没有意识到新社会的产生是要以旧社会的灭亡为代价的，这在他身后一百多年得到了证实。
另外，更令乾隆帝始料不及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身后四十年，西方文明强盗就把战火烧到了皇孙道光帝的门前，这时的八旗兵还在用当年乾隆爷征伐大小金川的武器装备来对付英吉利的坚船利炮。有人已经把战争失败的根由引到了乾隆五十七年。这一年，英国勋爵马戛尔尼率使团出使中国，年迈的乾隆帝以“天朝上国”自居，贪图西洋奇器珍玩，而未能把握住这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机会，最终贻误后世。孔子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9)如果把这样的假设用在乾隆帝身上，设想马戛尔尼来华时，乾隆帝年当五十许——即在乾隆三十年左右，那又会是怎样的呢？学不学《易》且不论，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中叶的欧美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仅就1765年而言，西方世界发生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英国，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架手摇纺纱机可以同时纺出多根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它的出现，标志着以机器代替手工劳作的新时代的开始，由此敲响了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钟声。另外，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也在这一年下水，这对于东方世界来说似乎是一种不祥之兆。
这一年，英国政府的苛捐杂税使得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日益加剧。10月，来自九个殖民地的代表汇聚于纽约，召开反对印花税法大会。大会拟订了一份权利和自由宣言书，提出“无代表不纳税”原则，宣告英国议会内没有殖民地的代表，无权向殖民地人民征税，殖民地人民也没有义务向英国纳税。大会还提出了“American”（美利坚人）的概念，号召抵制英货，很快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得到了响应。这场斗争迫使英国国会于第二年宣布废除印花税法。这一事件意味着美洲大陆的觉醒。
同一年，日本也悄然诞生了一件新生事物。德川将军府上的专职医官多纪元孝，为了培养医学人才，在江户神田佐久间町约五千平方米的天文台遗址上开设了一所医学馆（初名“跻寿馆”），主要教授汉方医学，成为江户时期医学教育的先导。此后兰学兴起，出现了主要教授西方医学的芝兰堂，西方医学勃兴一时。西方的自然科学及实证主义精神，激发了日本人对西方文明学习的热情，萌发了他们社会改革的意识。
这一切已有的和即将来临的世界变局，在当时的“天朝”上上下下，没有引起人们丝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