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关于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文献

精彩看点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公文的两个版本——《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一般命令》——葡萄牙王国军队的《每日命令》——其他相关函件——法军文件——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版的个人出版物——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结束后很久出版的个人出版物——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英国方面其他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著作——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的法语作品——两位重要的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史学家——围剿行动方面的重要著作——个人冒险类的重要著作——三种个人冒险类的作品

或许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伊比利亚半岛军队资料的主要来源。首先，我们必须引用官方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公文。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公文有两个系列。第一系列共十二卷，1837年到1839年，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在世期间由约翰·古尔伍德上校出版。第二系列或补充系列共十五卷，1858年到1872年，由第二世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出版。

约翰·古尔伍德上校编辑出版的这一系列对每位学习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的学生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资料，但也是最令人厌烦的资料，因为它并不完整。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不允许约翰·古尔伍德上校出版大量比较机密的书信，并且命令他省略其他书信的部分内容。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有一种强烈的观念，即应该压制大量的历史信息，但这一情况给现代历史学家造成了很多困难，因为现代历史学家不想只获得删减过的官方资料，而是想对战争进行全面完整的了解。为说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态度，引用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要求允许使用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所有的文章时，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对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回答可能就足够了。“如果不伤害许多值得尊敬的人的感情也不使自己受伤，那么一个人就不能说出全部的真相。在阐述这个观点时，一个人会谈到许多往事来说明这一观察结果，也会提到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和其他人犯下的错误，尤其在滑铁卢犯下的错误。这些错误对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行动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以至于如果他压制他们，那么他就不能公平对待自己。如果通过公开宣传，那么他就会冒犯许多值得尊敬的人，而这些人唯一的缺点就是沉闷。”

在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提出申请约十五年后，即1837年，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公文的约翰·古尔伍德上校版本出版。但当时，一些年老的半岛军官仍然在世，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仍坚持认为揭露过去的争执和错误不太好。相应地，在重印这一版本的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公文时，人们经常省略一些段落，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将责任归咎于某个人或者对任何个人施以责备，那么这个版本公文名字处都是空白的。这使这个版本阅读起来很令人厌烦。因此，当读到，如“在最近的行动中，没有什么比某某军团的某某中校的行为更让我担心”，或者“没有办法惩罚某某准将和某某上校犯下的军事违规行为”这样的句子时，读者都很恼火。或者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向英国皇家骑兵卫队的财政部政务次官写信时说的“我十分感谢你让我摆脱某某少将和某某上校。我已经见过某某将军，我想他会做得很好，某某也是如此”，或者“某某看起来是疯子”“某某不是很明智”，读到这些地方时，读者会陷入绝望。这些隐去的通常都是高级官员，并且在任何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记录中都会反复提到。因此，确认这些人名的唯一办法就是去档案室查看原始公文。如果通信是私人而非公开的，那么我们可以去阿普斯利邸宅查看相关书信。然而，很少有人有这种闲情或耐心去做这件事。因此，人们几乎无法获知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对中尉们的评价。

或许在1837年，出版者仍然有必要留下所有这些空白。毫无疑问，约翰·古尔伍德上校严格遵守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命令，但没有什么可以为约翰·古尔伍德上校出版巨著的松散编辑找借口。这些书没有目录，每个标题页也没有标出起止日期。我们如果要找出哪一卷里有1810年11月的一封信，那么必须取下第六卷和第七卷，找到第六卷最后一份公文的日期和第七卷第一份公文的日期。假设我们想知道1811年发送给林内多男爵托马斯·格雷厄姆将军或布伦特·斯潘塞爵士的信函的数量，那么除了快速浏览包含1811年信函的两卷，别无他法！一方面，我们发现在整个系列中有一个所谓的索引，但从其给出的少量标题来看，这个索引实际上毫无用处。读者发现查询索引徒劳无用，比如查询查维斯、卡萨尔·诺沃、卡斯特略·布兰科、维拉、圣皮埃尔等明显的地名，又如查询像皮埃尔·贝隆·拉皮斯、维克托·德·费伊·德·拉·图尔-莫布尔、邦尼特、路易·皮埃尔·德·蒙布兰、阿巴迪亚、彭内-维尔米、奥唐奈、德尔帕尔克、厄斯金、安森、维克托、巴纳德、约翰·贝克威思等人名。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一些不实用的标题，例如在L分类下面，“谎言，鼓励”，或者在I分类下面，“英国军队战无不胜”。也许这个汇编中最荒谬的词条是“轻型师”，其中仅附有一个标注，即“1811年4月6日令人满意的行动”，好像这是唯一必须提及英军内这一杰出作战单位的信息。由于团下面根本没有任何标题，所以如果有人想看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对第五十二团或皇家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的讲话，那么他不会得到任何有效信息。

但约翰·古尔伍德上校版本的公文还有另一个缺陷，比缺乏目录或足够的索引条目还要糟糕。毫无例外，约翰·古尔伍德上校省略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公文》中所有的精确数据。用于解释团和师各自损失的伤亡表，每一次都归结为“死亡、受伤和失踪”三个光秃秃的总数，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单位的痕迹。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所写的两卷书是第一次尝试描述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的作品，这两卷书提供的有关兵力和武器亏损等重要话题的有用信息比约翰·古尔伍德上校提供的所有卷宗要多。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是位明智的作者，他意识到没有什么比军队组织结构表和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军队盟军的兵力更能服务于读者，并且明白塔拉韦拉或阿尔布埃拉这类战役的详细伤亡名单是不可或缺的。当约翰·古尔伍德上校在处理重要的报告时，他喜欢写备注：“因为信息过于庞大，师、团和营的细节已经被省略。”历史学家一点也不感激他的宝贵备注。

从约翰·古尔伍德上校的作品浏览到1858年至1872年第二世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出版的《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补充公文》，对读者来说，阅读这一版本是巨大的安慰。尽管这一系列有关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材料相对较少，但其中包括大量私人书信，而早期出版物故意忽略了此类书信。此外，此系列书的编辑值得称赞，第二世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知道什么重要、什么需要解释，附加了大量有价值的备注，并且摒弃了约翰·古尔伍德上校采用的含蓄风格。此外，第二世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还添加了大量书信解释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对记者的某些隐晦答复。实际上，这些书信不是他父亲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撰写的，而是写给他父亲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书信，书中甚至还添加了一些必要的法文文件。总的来说，这些书十分出色，并且让人希望所有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文章的编辑都由同一人完成。

对任何学习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的学生来说，第三系列官方出版物虽然不像深入报道那样“通常是必要的”，但十分有价值并需要不断加以处理。这就是从1809年到1815年七卷本的《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一般命令》。这些都是当时的文件，它们都是在战争期间被收集和发行的。1811年印刷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一般命令》的1809年到1810年卷，1812年印刷了1811年卷等。《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一般命令》最后一卷或滑铁卢卷的印刷版是第三卫兵团巴肯中士作为印刷工，由英国军事出版社在巴黎出版发行。《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一般命令》中不仅包含所有严格意义上的文书、军队总司令发布的通知，还包括团以外所有军事法庭的宝贵资料、晋升记录、军官公报，关于工资发放和配给的制度，以及对组织、医院、仓库、物资、路线等相关所有细节方面的指示。如果有人想知道第四十二团什么时间从第一师划归到第二师、罗伯特·克劳弗德少将具体什么时间因为私人事务回家、西班牙比塞塔或葡萄牙新克鲁扎多在不同日期能兑换多少英国货币或是什么奖励使服役期满的人同意短期续约，那么这些书会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这些书不能称为有趣的读物，但其中包含别处找不到的事实。

葡萄牙王国军队有一套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一般命令》完全相应的系列文件，一共六卷的年刊，名为《每日命令》。这套年刊是由威廉·贝雷斯福德子爵允许发行的，其中包含他签署的所有文件。每当有学生对在葡萄牙服役的某名英国军官的军旅生涯感兴趣时，他能在这些卷册中找出此人的行动记录。这些卷宗查阅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它们没有年度索引，找到个人单独的信息通常需要很大的耐心。实际上，在英国无法看到这些卷册。我一位里斯本的朋友经过长时间的搜寻，帮我找到了一份副本，但我并不知道在葡萄牙还有另外一份。不过，利用这些文件，我们可以追踪任何英军和葡萄牙王国军队军官的服役记录。每天早上都有一条“命令”，当没有任何晋升、军事报告或法令时，威廉·贝雷斯福德子爵的参谋长仍会发布严肃的声明，表示没有消息，譬如下面这样的——

沙穆什卡总部，1811年1月7日

无任何新消息

莫西尼奥副官

这种情况平均每星期发生两次。

除了这些系列印刷品，档案室还有大量没有印刷的正式函件，并且这些函件都与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有关。这些函件不仅出现在英国陆军部，还出现在英国外交部和英国海军部。关于官方分类的神秘性，我举一个例子，所有与法兰西第一帝国囚犯有关的文件都必须在英国海军部记录中的交通和医疗小标题下查找。偶然发生的情况是，有人如果想了解某些特定场合抓捕的法兰西军官的姓名及其所在的团，例如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从波尔图撤退或者在巴达霍斯战役的表现，那么他必须去英国海军部的档案室。我们可以通过各类文件找到军官们的信息，但查找普通士兵的信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普通士兵曾经被忽略团号并以任意批次打入监狱中，如诺曼的克罗斯、波切斯特、斯特普尔顿等。从监狱记录中查出在罗德里戈城被捕的第三十四团士兵的人数需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因为他们可能被分成若干组去了十几个目的地中的任何一个。许多监狱登记册找不到封皮，翻找这些资料既耗时又耗力，因为这些监狱登记册无人问津。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公文几乎都已经印刷完毕，但只是添加到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每个公文“附件”的一小部分能印刷。这些通常值得人们粗略的查阅，并且十分重要。约翰·穆尔爵士与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通信中的大部分内容及约翰·穆尔爵士的下属，如戴维·贝尔德、詹姆斯·利特爵士、威廉·本廷克中将的许多信及一些有价值的汇报和数据，印在题为《1809年提交给英国议会的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书信》中。据我所知，没有类似的书与1811年加的斯的林内多男爵托马斯·格雷厄姆将军指挥的战役或1813年到1814年弗雷德里克·梅特兰和约翰·默里在西班牙东部的行动有关。然而，关于后者的大量信息可能来自军事法庭有关约翰·默里的大量报道，因为他在这场有价值的塔拉戈纳包围中惨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其他英国小型部队的细节，比如多伊尔、斯凯雷、霍姆·里格斯·波帕姆爵士和安德烈·托马斯·布莱尼男爵等的军队的情况，都保留在手稿中，以方便查询者使用，但经常无人问津。无论对外交史学家还是纯粹军事史学家来说，外交部的档案室保管的内容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斯图尔特、查尔斯·沃恩爵士、亨利·韦尔斯利男爵及英国政府派驻在马德里、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其他代表过去常常将无数西班牙文件连同自己的书信寄回英国。这些文件不仅包括摄政官的官方文件，还包括很有价值的私人文件，以及将军和政治家的信，他们希望当他们的意见与本国政府的决议发生冲突时，英国方面能知道他们的意见。还有一些西班牙军官写的军事文件，他们不愿意为自己同事的错误负责。有时，政客们会在私下和保密的会议上提出十分古怪的计划和策略。查尔斯·沃恩爵士离开加的斯时把自己拥有的这些机密文件中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并且没有将它们交给外交部。这些文件，连同查尔斯·沃恩爵士的私信，现在都保存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图书馆。

既然我们正在研究英国陆军，而不是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一般历史，那我就只需要提示一下，人们可能会在巴黎、马德里、里斯本找到有关法兰西第一帝国、西班牙王国和葡萄牙王国军队的成千上万的未出版的文件，并且研究人员总是受到欢迎和礼貌对待。替初学者着想，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军事文件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分别存在国家档案馆和战争部的档案馆。如果在其中一个存储库中找不到回信或书信，那么可能会在另一个库中出现。西班牙方面的记录“参差不齐”，一些活动记录完整，另一些则几乎不存在。例如，关于1809年奥卡尼亚战役的文件很少，胡安·卡洛斯·德·阿雷萨加军队的团和师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常规性文件。我想，胡安·卡洛斯·德·阿雷萨加麾下官兵们的全部官方文件都在大溃败中被掠夺，并且被无知的掠夺者摧毁。最终，这些文件没有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藏品。因此，只有胡安·卡洛斯·德·阿雷萨加和一些下属寄往西班牙战争部的少量书信留存于世。

官方记录就说这么多。要转到战争参与者的个人出版物上，我们必须在以下两种出版物间划清界限。一种是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后立即发行的出版物，另一种是战争结束多年后无论是否借助当代笔记或期刊的帮助而完成的出版物。当然，前者拥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因为作者的叙述没有经过未来知识的粉饰。在写《科鲁尼亚》或《塔拉韦拉》时，一位军官如果脑子里还记着维多利亚和滑铁卢，那么他对战争的看法必然不同于一个不知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因此，早期的材料是十分有价值的，但并不像后来写下的材料那么丰富。早期的材料主要以信和日记的形式存在，并且都不如正式的记录那么清晰。作为这类材料的典型，我们可以提到詹姆斯·威尔莫特·奥姆斯比和罗伯特·克尔-波特的《1808年到1809年战事日志》、霍克斯的《塔拉韦拉战事日志》、斯托瑟特的《1809年到1811年日记》及丹尼尔·麦金农将军的1809年到1811年日志，所有这些都是在日志最后一个条目编辑几个月内出版的。接下来则是由当代材料组成的图书，作者没有对原始手稿进行任何修改，只是在书写成后多年才发表。这些作品通常包含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事实，其中最好的是第十六轻龙骑兵团的威廉·汤姆金森的日记。提到它，我们可能会提到1899年出版的第九十五团乔治·西蒙斯的日志，标题为《一名英国步兵》，威廉·梅纳德·戈姆爵士1808年到1815年的日志，1911年才重见天日的乔治·沃尔爵士的1808年到1812年的信及1852年印刷的弗朗西斯·西摩·拉尔庞的《私人日志》。这些都有编者做的简短注释，但内容都是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时期所写，从未经过修改。

这些书及次要的同时代图书站在同一阶级立场上，作为当时反映时代精神的材料。然而，数量更多的是另外一类书，这些书虽然由经历过战争的人所写，但它们出现的日期与书中事件的年代或多或少相距甚远。正史相对较少，原因是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宏伟卷册完全阻止了其他作者叙述整个战争的想法，这些人认为他们缺乏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天才和表达能力。这是一个不幸，因为所有学习军事史的学生阅读的书，是由一个顽固的政治教徒编写的，他诽谤了托利党政府，对拿破仑·波拿巴极度夸张的钦佩，他在英国军队中有很多的对手，并且缺乏正义感。然而，我们必须感谢这本书是由一位曾亲历这些战役的人撰写的，他认真努力搜集所有第一手资料，并且遍寻可以访问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和英国的官方文件。他的风格有他自己的优点，并且会让《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被人们视为英国经典，正如当人们读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的《大起义史》时那样，即使研究表明其中很多故事需要重建，并且其基于的论点缺乏公正性。

其他唯一出现的战争史图书是1832年出版的三卷罗伯特·骚塞和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的书。罗伯特·骚塞是一位没有任何军事经历的文学家，他对伊比利亚半岛在战争中的几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了解，但他唯一的优点是熟知西班牙的消息来源，并且对这些消息来源不加批判。罗伯特·骚塞写的这本书石沉大海，无法与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著作相提并论，并且缺乏个人知识的权威性，但这是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著作的强项。1829年出版的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的两卷小书绝不是没有价值的，但这两卷小书有许多缺点，总是徘徊在正式的历史记录和个人回忆录的边缘。无论查尔斯·斯图尔特是否在场，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都会轻描淡写地谈论战争的情节。显然，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并没有费心思收集第一手资料。不过，这套书依然很有价值，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位高级参谋的观点，并且这位高级参谋有机会从总部的角度看待每一段战事并拥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和理论。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还有一个优点，即爱好统计，他印刷了许多有价值的小册子和伤亡名单，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对这些信息的采用太过保守，约翰·古尔伍德上校则完全压制这些信息。作为一般记录，这本书无法与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书相媲美，并且被遗忘的程度不亚于罗伯特·骚塞的四开本著作。当然，我省略了对研究英国军队帮助不大的外国消息来源，尽管它们对战争的一般研究不可缺少。如果我们可以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塞巴斯蒂安·富瓦死前就出现的卷册来判断，那么他未完成的《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将是一本带有明显偏见的书。在第一卷中，马克西米利安·塞巴斯蒂安·富瓦对英国军队的描述带有苦涩的讽刺，这与他在《日志》中对英国军队优点的描述形成了奇怪的对比。几年前，《日志》中很大一部分内容由阿梅代·吉罗·德莱恩以《马克西米利安·塞巴斯蒂安·富瓦将军的军事生活》为名出版。读完正史中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对英军的贬低后，阅读这封坦率的信很有意思。这封信写道，1811年，在前线上的一次会战中，他承认英国步兵对法兰西第一帝国步兵的优越性，“我坚持自己的这种观点，”他补充道，“并且从来没有透露过它，因为军队中的士兵不仅要恨对手，还要鄙视自己。”马克西米利安·塞巴斯蒂安·富瓦对自己的看法十分保守。因此，只读过他关于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正式叙述的人不会怀疑这一点。

另一本法语历史著作是让-巴普蒂斯特·茹尔当的《西班牙战争》。1903年，这部著作由格鲁希子爵发行，尽管其很大一部分已经被用于迪卡斯男爵皮埃尔·埃马纽埃尔·阿尔贝的《约瑟夫·波拿巴国王的生平和信》中。这本书涵盖了直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并且以对让-德-迪厄·苏尔特、安德烈·马塞纳、奥古斯特·德·马尔蒙及拿破仑·波拿巴本人来说十分敏感的批评而引人注目。作为对让-巴普蒂斯特·茹尔当行为的自我平反，这本书并不令人满意。奥古斯特·德·马尔蒙的自传仅涵盖他从1811年5月到1812年7月作为指挥官的十五个月的传记。洛朗·德·古维翁·圣西尔和路易·加布里埃尔·絮歇对自己作战时期十分有趣的叙述完全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东部有关。洛朗·德·古维翁·圣西尔的叙述根本不涉及英国事务，路易·加布里埃尔·絮歇对待对抗弗雷德里克·梅特兰和约翰·默里的战役比他以前对西班牙王国军队胜利的记述要草率得多。其他同时代人和目击证人的法语正式叙述大多与作者参加过的特定战役有关，如1817年出版的保罗·蒂埃博关于让-安多什·朱诺入侵葡萄牙的作品充满了故意的不准确之处，1823年出版的拉佩纳的《1810年到1812年安达卢西亚征服》和《1813年到1814年战争》只涉及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军队。这里需要提一下两位德意志军官，即曾在西班牙王国军队服役的舍佩勒和曾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军队服役的里格尔的两本书，其中前者的著作十分有价值。

在研究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学家中，有两位特别值得注意。其中一位是西班牙政治家孔德·德·托雷诺，他年轻时参加过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并且在1838年出版了三部巨著。这三部著作仅次于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著作，是有关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孔德·德·托雷诺是使用第一手资料的权威，如果人们想了解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具体事件的西班牙版本，那么应该咨询他。孔德·德·托雷诺是一位伟大的细节大师，当然他也可以粗略叙述。有时我们需要记住孔德·德·托雷诺有一定偏袒性，在西班牙的将军和政治家中有他特别喜欢的人也有他的对手，特别是拉·罗马尼亚侯爵佩德罗·卡洛。总体而言，孔德·德·托雷诺是一位高尚、有判断力的历史学家。提到孔德·德·托雷诺的作品，就不能不提葡萄牙人何塞·阿库尔西奥·达斯·内维斯1811年出版的五本小册子，当时，利弗里公爵安德烈·马塞纳刚刚从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撤退。这是对让-安多什·朱诺入侵葡萄牙王国完整而有趣的描述，也是对随着《辛特拉公约》而结束的葡萄牙王国痛苦的描述。此外，这部著作还是关于1808年时的葡萄牙唯一详细的记录。不幸的是，何塞·阿库尔西奥·达斯·内维斯并没有完成1809年到1810年葡萄牙王国的故事。

在结束介绍相关历史著作前，与介绍回忆录或冒险日记时不同，我们必须列举两部以围剿行动为主题的优秀著作。这两部著作一部是英语著作，另一部是法语著作。这两部著作是关于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宝贵著作，其中包含大量的细节和注释。这两部著作是1827年出版的杰出工程师约翰·琼斯爵士创作的《1811年到1813年西班牙围攻日志》和1837年出版的雅克·贝尔马上校创作的《1808年到1813年伊比利亚半岛围攻日志》。在关于重印围攻的原始文件和驻军、损失、弹药消耗的统计资料等方面，雅克·贝尔马的著作提供的信息特别丰富。由于这些信息如此完整，并且相互补充，我们便不太需要对这类信息做额外补充。直到几年前，约翰·莱斯利少校版本的《亚历山大·迪克森文集》开始出现，才明显使我们加大了对从英国方面了解围攻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力度。

在结束介绍由同时代人或目击者撰写的正史著作后，我们应该从普通学生的阅读角度考虑一种量更多、更有趣的文学作品，以及在战争结束后，即1814年后十年到四十年中的任何一段时间，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参与者撰写的自传或个人回忆录。他们传记的主角以团为主体。我不断寻找更多作品，其中很多是当地出版社印刷的匿名小本子。因此，没人了解这些作品的存在。此外，还有很多没有发表的手稿，并且在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数量不比在英国少。因此，我们显然还没有完成战争原始资料的收集。其中一些最有趣的，如第二十八团的罗伯特·布莱克尼及米歇尔·奈伊元帅的副手斯普里克林的自传，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出现。

个人冒险图书的价值差别很大，有些是根据当时的日记整理成文，有些只包含片段。这些片段是伊比利亚战争中最引人注目或最典型的事件，其中无趣的工作已经被遗忘或至少已经变得黯淡。不幸的是，在年老时，记忆往往难以区分看到的事情和听到的东西。一位作家声称自己曾经出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场景中，并且我们多次发现他将一则逸事的时间应用到另一则逸事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一两则最具可读性的故事混淆了一系列事件的先后顺序，并且备注无法确定具体日期。众所周知，最生动的回忆录都是普通士兵写下的，如《步枪手哈里斯》这样的小书。这本书讲述的是罗伯特·克劳弗德少将和轻型师的故事，书中故事很多，但找到事件的顺序往往需要运气，并且经常找不到。

存在模糊或虚假回忆录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事情发生很多年后，一位作家才开始写作。其间，他通常会阅读很多关于这些事情的著作，并且容易将第二手材料与自己冒险经历的第一手材料混为一谈。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发行相对较早，并且十分流行，以至于1830年后出版的很多书里都有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一书中的长篇大论。事实上，通过重复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话语或不会出错的警句，一些老兵泄露了其故事的来源，因为他们不可能目睹这些故事。有人甚至用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书中的一页或一章填补自己记忆中的空白。我们始终需要小心谨慎，不要认为这是某个故事的佐证，实际上这只是对某个故事的重复。上面提到的第四十三团一名军士的日记，其中包含很多精简的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故事。在著名的马塞兰·马尔博的著作中发现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痕迹是十分不可思议的。显然，当纪尧姆-马蒂厄·迪马的《半岛战争》的法语译本出版时，马塞兰·马尔博就已经读过这本书的外语译本。

按照权威性的逐次降低，个人冒险类书籍，其全部书目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以旧日记或日志为基础写成的作品。在这些书中，记忆与当时记录的事件顺序一致，作者详细记录真正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很好的例子有：乔纳森·利奇中校的《一位老兵的生命草图》，巴克哈的莱斯利的《军事日志》，这本书尽管题目不是日志形式，但行文连贯。此外，还有乔治·贝尔爵士的《五十年军事生活概述》。这些书的作者都明确表示书中所有内容都建立在伊比利亚战争时期笔记的基础上。因此，这些作品可以称为第一手资料。这些作品通常可以作为权威著作来反击任何没有基于同样的基础而撰写回忆录的作家作品，并且这三位作者通常在这些作品不遵循当时证据线索时给予读者提示。例如，乔纳森·利奇中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说明了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对轻型师进军塔拉韦拉的时间和速度估计并不准确，而在许多后续图书中，这些错误数字已经重复出现。然而，乔纳森·利奇中校并没有意识到他提供的数据与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著作中的数据不符，并且一直重复这些数据，因为乔纳森·利奇中校在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作品第二卷出现几年后才出版了自己的书，并且与轻型师的许多成员一样，他将接受这个数据作为对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著作权威的一种信仰。这要留给约翰·贝尔爵士来推翻这个故事，他曾在罗伯特·克劳弗德少将手下服役，但由于参战时间太晚而无法参加塔拉韦拉战役。然而，约翰·贝尔爵士对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数据不准确的证明并没有起太大作用，因为原来的故事已经传遍世界各地，并且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快速传播的例子，目前仍然在严肃的军事作品中出现。

与建立在当代私人日记或书信基础上的作品相比，在战后很久仅靠凭空记忆写成的作品价值要小得多。当然，这些作品作为证据的价值逐渐降低，因为它们被编辑成册的日期离书中所写事件的日期越来越久。早在1825年，乔治·格里格就出版了迷人的《中尉》一书。在细节方面，这本书可能比1835年左右，罗伯特·布莱克尼在偏远的帕克西岛写的同样生动的故事更值得信赖。然而，罗伯特·布莱克尼的书比理查德·亨尼根高度浪漫的《七年战争》更有价值。1847年，理查德·亨尼根的《七年战争》出版。因为出版时，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已经过去三十几载，作者对事件记忆模糊，所以在原始故事基础上增加了二手的和不确定的材料。人们记忆力不同，与个人经历的实际记录相比，他们对戏剧性叙事的相对价值的欣赏也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随着事件发生与事件被记录下来间隔时间的增加，记录的价值也慢慢减少。随着年纪的增大和记忆的衰退，人们对有些事情的记忆已经开始混淆。我们可以讲一件奇怪的事情，即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本人，在滑铁卢战役二十年后，他似乎告诉两位审计员在滑铁卢战役前夕，大约1815年6月17日到1815年6月18日的夜晚，他曾访问过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的营地，这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陈述。显然，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对自己1815年6月16日下午曾访问普鲁士军队总部这件事记忆模糊。实际上，这件事中的很多细节众所周知。

衰退的记忆、对全面故事的喜爱、些许自我崇拜及对生动语言的欣赏，削弱了许多老兵回忆录的价值。尤其是，如果这位作者是一位知名的故事大王，并且在将回忆录写成文字前，他曾多次重复叙述这一故事，那么他的回忆录倾向于呈现出浪漫的形式。当然，典型的例子是马塞兰·马尔博，他的回忆录中包含许多明显的错误，例如，他把马德里的多斯德玛约起义的消息带给拿破仑·波拿巴，或者1812年，他把自己率领的团从莫斯科带到了波尔塔瓦附近，并且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里带着一个补给护送车队回到莫斯科，整个路程共四百英里；又或者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结束时，他看到六千名士兵在萨尚湖的碎冰上淹死。当然，马塞兰·马尔博的叙述是一个有趣的极端例子。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可能会引用类似的故事，但他们的故事写得太晚了。我们可以提保罗·蒂埃博对蓬蒂村战斗的叙述。他当时宣称，自己与一万七千名英国和葡萄牙王国联军战斗，并且造成对方五百人伤亡。当时，他遭遇了一个英国旅和两个葡萄牙营的攻击，对方只损失了一百人。但这段描述是如此冗长和详细，以至于我们以前没有英国方面的消息来源，会认为读到的是一场真实战斗的准确叙述，而不是从模糊记忆中重建的浪漫虚构。保罗·蒂埃博行使独立指挥权的唯一一场战争就是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并且随着他逐渐老去，故事的浪漫性逐年增加。

因此，在我们阅读后来创作的有关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作品，将这些作品作为一个时代和军队精神的反映，并且将它们作为证据时，我们必须时刻谨慎。我们必须从判断“个人误差”开始，即这些作品的作者到底是位头脑冷静的观察者，还是位浪漫逸事的爱好者？如果作者是浪漫逸事的爱好者，那么这部作品与当时记录矛盾的事实的比例是多少？或者，在其他权威性材料面前，又有多少比例的信息看起来是错误的？作者是不是大规模地读过其他人的作品？其中通常的证据是作者对他不可能在场事件的详细叙述，无论他是否标注了这些信息的来源。只有在这些问题上，作者通过信用考核时，我们才能开始将他视为一位严肃的权威人士，并且采纳作者所提供的实际在场的证据。许多个人冒险作家可能最终会获得他对自己所在营编年史的权威证书，但仅此而已。甚至我们可能做出进一步限制，即对他描述的他所在团的历史，在他幸运的日子里，我们信任他的描述，但在他不开心时，就否定他的描述。对“不良事件”的保密并不少见。至于团外的事情，国外经常有大量流言蜚语，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这些流言蜚语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所有有关团冒险的作品中，我应该把趣味性和文笔的第一名颁给威廉·格拉顿中尉的《康诺特别动队冒险》。如果这部著作的作者被列入正史作者队伍，那么他作品的风格毫不夸张，高贵而不浮夸，这将使他有资格与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竞争成为英国经典历史作家。威廉·格拉顿中尉对进攻者进军罗德里戈城战壕的态度和心理，以及萨拉曼卡战役危机的描述，与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曾经写过的任何内容不相上下。读者一阅读威廉·格拉顿中尉书中的几个段落，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它们摘录于伟大历史学家的著作。不幸的是，威廉·格拉顿中尉犯了我上面提到的一个错误，即他会给出一些他不在场情况下的不可信的信息。这些信息大多是多余的，甚至是误导性的。但对第八十八团在布萨科和丰特斯、在巴达霍斯和萨拉曼卡所做的事情，威廉·格拉顿中尉是权威。读威廉·格拉顿中尉的书是一件令人身心愉悦的事情。另外两本好书，乔治·格里格的《中尉》和莫伊尔·谢勒的《伊比利亚半岛回忆录》，都有威廉·格拉顿中尉作品的文学特点，但缺乏他作品的力量。这两本书分别以愉快和栩栩如生的方式描述了1813年到1814年第八十五团和1811年到1813年第四十八团的日常营地生活，并且由于这两本书都在伊比利亚战争结束后十余年内出版，两个作者的记忆依然深刻，他们对事实的陈述可信度高。此外，这两位作者都密切结合个人经历，在书中避免用二手材料编撰故事。

这些生动的冒险故事，包括约翰·金凯德的《步枪旅的冒险经历》、哈里·史密斯爵士的《自传》和罗伯特·布莱克尼的回忆录，都是在晚些时候，即滑铁卢战役结束后二十到三十年创作的，并且从他们描述事件的细节可以看出他们远离那个时代。通过这三位作者选择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文笔极佳。团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已经被遗忘或变得黯淡，只有伟大的日子、最引人注目的个人经历或奇怪的事件才被记录下来。这一事实使这些作品成为十分优秀的读物，可以这么说，这些书中包含所有的精髓和相对较少的引文。实际上，哈里·史密斯的《自传》是他在1812年到1813年战役中的个人冒险故事，以及他在巴达霍斯战役中娶到的英雄西班牙妻子的故事。约翰·金凯德是一位幽默作家，他记得与自己及同伴们有关的所有怪诞事件、荒谬情景、恶作剧和不幸，并且用一系列逸事将这些经历倾泻而出。这些逸事往往联系不密切，并且约翰·金凯德说自己拒绝对确切的顺序或时间负责。这十分有趣，一些更引人注目的故事可以从其他更好的权威著作处得到验证。但总体效果往往好像我们正在阅读查尔斯·利弗的《查尔斯·奥马利》中的某一章，或者一些特别老式的伊比利亚半岛浪漫史。罗伯特·布莱克尼的著作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用充满绘画风格的真实细节描述了许多事件，而我们只知道这些事件的大概。但有一两次，我发现罗伯特·布莱克尼的叙述与当时的文献不一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事件发生后二十五年写下的故事可信度必定不高。尽管罗伯特·布莱克尼尽最大努力给予真实的记录，但采用他的故事时，我们仍需谨慎。

基本上所有普通士兵的回忆录都有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例外，士兵们是在事件发生多年后才将其记录下来。因为叙述者通常没有书或笔记来帮助自己做记录，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且这个故事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故事变得模糊和精简。个人冒险的细节与老兵的记忆完全符合，战争、集中营的艰辛、一些著名的军事法庭及随后的惩罚游街等事件都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出现。但经常会有具体月份被遗忘，日期标注错误，搞错功绩、警告或不幸到底在哪个人身上发生。然而，这些小册子以最令人钦佩的方式展现了普通士兵的精神，使我们能理解一个营的内部生活，而没有任何官方文件可以做到这点。在少数情况下，作者看过某一本书，在他朴实的文字中添加了不协调的文字或战略性的研究，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他自己的作品。

然而，一位士兵的小册子因文学价值脱颖而出。这名士兵受过高等教育，他在感到愤怒和耻辱的时刻参军，以避免在家中面对自己的自负和愚蠢带来的后果。这本共一百五十页，题为《1806年到1815年第七十一高地轻步兵团士兵，T.S．日志》的简短故事集，早在1818年就被编写完成。此时，作者对战场记忆犹新。本书的价值在于作者以普通士兵身份写作，但在受教育水平和心理方面与他的战友有很大的不同。他并不认为他们的观点和习惯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对此进行解释和评论。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我不能从他们的娱乐活动中得到任何乐趣，但我觉得有必要在许多事情上迁就他们，并且热情对待所有人。他们认为我粗鲁，不受待见，他们不喜欢我冷淡的态度。”他的叙述是一个聪明的观察者而非典型的士兵对团队行为的叙述，他对整个团的心理问题很感兴趣。他有一支现成的笔和敏锐的观察力，也编写过一本很有趣的书。他的游行纪事及其涉及的行动细节，与官方文件相比似乎更加准确。

第九十四团的约瑟夫·唐纳森中士是另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人，他的书《一个士兵的多事之秋》十分值得一读。约瑟夫·唐纳森中士受教育程度不如T.S.，也没有T.S．生动的文学写作风格，但约瑟夫·唐纳森中士是一位聪明人，拥有比普通人更广泛的兴趣。因此，他的笔记和调查记录值得一看。约瑟夫·唐纳森中士描述了1811年，利弗里公爵安德烈·马塞纳从葡萄牙撤退时的惊恐。这是一篇令人震惊的作品。在约瑟夫·唐纳森中士后，我们还要提到军需官威廉·瑟蒂斯和中士科斯特洛。这两人来自步兵旅，他们回忆录中的故事反映了典型轻型师的特点。至于普通士兵的观点和思维方式，上面已经提到的步兵哈里斯、第四十团的威廉·劳伦斯中士和第七燧发枪兵团约翰·斯潘塞·库珀的作品都是有价值的权威著作。这些著作是令人钦佩的普通士兵如何看待战斗、被迫行军或口粮长期短缺的证据。但在更大的战争问题上，我们绝不能过于相信他们。

许多法语回忆录只涉及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英国方面的内容。除了我已经提到过的马塞兰·马尔博和保罗·蒂埃博的回忆录，任何一个想从外部看到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军队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些法语回忆录中的三到四部作品。迄今为止，这些回忆录中最生动的是第三十一团的让-巴普蒂斯特·勒莫尼耶-德拉福斯的《军事记忆》。1850年，这部书在勒阿弗尔出版。对英军来说，让-巴普蒂斯特·勒莫尼耶-德拉福斯是一位满腹怨恨的对手，并且他想证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是一位平庸的将军，应该一直打败仗。但让-巴普蒂斯特·勒莫尼耶-德拉福斯竭尽全力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且大方承认自己的失败，尽管他认为运气好的话，法军可能会取得胜利。但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发现书中一个或两个地方出现了错误，比如让-巴普蒂斯特·勒莫尼耶-德拉福斯将一名军官及其参加的战役混淆，或者把一个村庄的名字弄错。奇怪的是，同样来自第三十一团的路易-弗洛里蒙·方坦·德·奥多阿尔德斯也写了一本日记，并且他对1808年到1811年的回忆相当准确。这本日记对研究约翰·穆尔爵士的撤退和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参加的波尔图战役极具价值。作为一个比让-巴普蒂斯特·勒莫尼耶-德拉福斯更公正的人，路易-弗洛里蒙·方坦·德·奥多阿尔德斯对英军的优点表示肯定，并且毫不掩饰他对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厌恶，即一场由不公正的侵略引发的掠夺和军事处决的惨剧。另一位有价值的作品的作者是阿尔弗雷德·阿蒙·罗贝尔·圣沙芒上校，他是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副官，十分憎恨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并且喜欢揭露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狡猾和诡计。与另一位副官，即米歇尔·奈伊元帅的瑞士追随者斯普里克林不同，圣查曼上校是一个轻松幽默的人。斯普里克林的日志是最权威难懂的作品。在细微的事实和数字方面，这部作品价值颇高，但其记述并不生动。另一方面，与圣查曼上校不同，斯普里克林是米歇尔·奈伊元帅最忠诚的崇拜者，并且全身心地为米歇尔·奈伊元帅服务。但我想，与狡猾的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相比，米歇尔·奈伊元帅是一位慷慨、可爱的长官。

其他有价值的法语回忆录有第六团皮埃尔·弗朗索瓦·金格雷特的作品，其中包括利弗里公爵安德烈·马塞纳入侵葡萄牙失败的细节。还有骑兵军官德伊伦的作品，他在1808年到1809年曾参与对抗约翰·穆尔爵士和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战斗。弗朗索瓦·维戈-鲁西永的作品是关于巴罗萨战役唯一不错的法语记录。德尼-夏尔·帕尔坎仅仅是一名骑兵，他的回忆录写得太迟，其中的逸事也不可信。德尼-夏尔·帕尔坎幸存下来，并且在布洛涅和其他地方的早期冒险中成为拿破仑·波拿巴的追随者之一。其他法兰西作家，如罗卡和戈纳维尔，长期生活在西班牙，但很少与在加泰罗尼亚海岸工作的英国人或在格拉纳达边的西班牙王国的南方军队接触。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参与者所写的作品就这么多，他们讲述了自己看到的一切。我们花在后来的人写的作品上的篇幅要小得多，因为尽管这些书是经过仔细编纂的，但只是二手资料。

英军的团史应该十分有价值，因为19世纪30年代，在理查德·坎农总编辑的领导下，英国皇家骑兵卫队汇编的这个系列，可能因包含从仍健在的数百名伊比利亚半岛战争退伍军人处获得的信息而变得更加丰富。不幸的是，这套汇编系列几乎每一卷都不过是粗劣的文学作品。在大多数书中，我们找到了大量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作品的摘录，还以重印的《伦敦公报》正式报道作为这册汇编的补充。即使是团的统计数据也很难得到，而这些数据本应该很容易从兵营拥有的薪资单和其他文件中获得，或者这些数据存储在档案室内。通过询问参战的退伍军官获得的其他细节信息也很罕见。理查德·坎农的一些作品比其他作品缺乏新意，但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对其中最好作品的评价。

所有优秀的团史作品，无一例外都在官方的“理查德·坎农系列”之外。有些团史十分好，可以这样说，按惯例，最新的文章是最好的。1860年以来，准确性和原创性研究的标准一直在提高。其中值得称赞的作品有1901年出版的格林希尔·加戴恩中校的《团史》。1877年出版的威廉·亨利·科普的《步枪旅史》，这部著作全是第一手权威资料的摘录。1860年出版的威廉·穆尔森的《第五十二牛津郡轻步兵团史》。约翰·戴维斯的《第二步兵团史》和约翰·詹姆斯·汉密尔顿中校的《第十四轻骑兵团》。这些作品开始出现时，我们对英军团史的研究水平开始上升，人们不再认为访问档案室或者在老军官们那里查询没有发表的文章是多余的。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都是大卷宗，但即使篇幅较短的作品现在也是精心编纂的。这些作品篇幅不长，但通常不像以前那样杂乱无章，而是因为一些团由于其派驻机会比其他团少，没有多少事实可以记录。我可能会提到一些对我有用的小书，如第七十六团海登的书、第二十团史密斯的书及第四十七团珀登的书。关于较小的军事单位，即一个炮台而非一个营的记录中，有一个罕见的例子是爱德华·查尔斯·威因亚特斯上校关于英国皇家骑炮兵队查理部队的叙述，爱德华·查尔斯·威因亚特斯上校称之为《从科鲁尼亚到塞瓦斯托波尔》。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诚实且认真的文字。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军队炮兵的历史，无论是葡萄牙王国炮兵的历史还是英国炮兵的历史，现在在《亚历山大·迪克森文集》中都有详细阐述。这本书由约翰·莱斯利少校编辑，他掌握所在部队在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手下服役的所有情况。需要提及的是，在1813年和1814年的后期战争中，亚历山大·迪克森爵士担任炮兵指挥官。在获得这一职位前，亚历山大·迪克森爵士负责对巴达霍斯的三次围攻和对奥利文萨和罗德里戈城的所有围攻。自从亚历山大·迪克森爵士借调到葡萄牙王国炮兵团后，他的文章就包括了有关葡萄牙王国附属于伊比利亚半岛军队的辅助炮兵的大量资料。我们真诚地希望一些军官能承担相应的责任，编撰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英国皇家工程兵团的史册。早在1857年，托马斯·威廉·约翰·康诺利的《英国皇家工兵和矿工史》出版，这部著作中包含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托马斯·威廉·约翰·康诺利可以通过搜索档案室和整理查尔斯·布思比、伯戈因、兰德曼及其他写过日志或回忆录的工兵军官的相关文字获得更多信息。

与英军团史一样，我们还应该提到两套相同类型的图书，尽管这些图书的内容与比团更大型的军事单位有关，并且不涉及英国自己的军队。第一类与英国的德意志辅助机构相关，如由诺思·拉德洛·比米什少校带头编写的宝贵和严谨的《英王德意志军团史》。这本书写于1832年，是研究理查德·坎农的重要作品，并且是代表这一时期英军团史研究水平的一本著作。这两卷中有许多原始的书信和文件，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制服照片。1907年，施韦特费格上尉在他出版于汉诺威的著作《德意志军团》中也提到了同样的事情，并且明显提高了诺思·拉德洛·比米什少校著作的可信度。1811年到1814年效力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不伦瑞克·厄尔斯猎兵团有一位服务于科尔泰伊施上校的德意志传记作家，他曾效力于第八十八德意志步兵团。关于原有伊比利亚半岛外国军团中最后一个团的不列颠猎兵团，我并没有找到相似的历史叙述。

对葡萄牙王国的军队来说，在1810年刚刚重组的情况下，对葡萄牙局势的详细描述出现在1812年出版的安德鲁·哈利迪的《葡萄牙现状》中。沙比的《历史摘录》为其后续历史记载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但遗憾的是，这本书杂乱无序、零散。特谢拉·博特略少校的《葡萄牙王国炮兵史》只提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葡萄牙炮兵团，但这本书信息十分完整且内容有据可查。如果想了解一位在葡萄牙团服役的英国军官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查阅来自第二十猎兵团的《托马斯·邦伯里回忆录》和来自葡萄牙第五猎兵团的布莱基斯顿的作品。

继团史后，下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个人传记，而不是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手下写的书。亚历山大·马林·德拉瓦上尉的《林内多男爵托马斯·格雷厄姆的一生》或许是这些书中最有用的一本。这本书之所以有用，与其说是因为风格或布局的优点，不如说是因为这本书很好地利用了其他地方没有的当代文献。此外，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包含林内多男爵托马斯·格雷厄姆将军在军事期刊中长而有趣的文章摘录，以及他和其他人的往来书信。因此，我们得到了许多没有其他英国证人在场的第一手相关资料，如1808年，在埃布罗河畔的图德罗爆发了一场战役，以及对更著名行动的评论，如约翰·穆尔爵士的科鲁尼亚撤退和1811年的巴罗萨远征。不幸的是，有关1813年，对林内多男爵托马斯·格雷厄姆将军起重要作用的战役日志和书信都丢失了。

希顿·鲍斯特德·鲁滨逊的《托马斯·皮克顿爵士的回忆录》是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强烈批判的一本书，在这本书有争议的附录中有很多尖锐的评论。但从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对待它的方式来看，这并不是一部糟糕的作品。实际上，我认为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不喜欢托马斯·皮克顿爵士。这本书的叙述是公正的，现代书信的大量插入为这本书带来了一定的价值。埃德温·悉尼的《罗兰·希尔子爵传》远不如希顿·鲍斯特德·鲁滨逊的著作。因为埃德温·悉尼对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无法证明他手中的材料是正确的。但很幸运，他在书中放入了很多书信，这也是这本书中唯一有价值的材料。令人好奇的是，关于托马斯·皮克顿爵士和罗兰·希尔子爵生活的作品都是由牧师写成的。当时，仍有许多参加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军人幸存下来，他们本可以承担这项任务。

在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其他主要副手中，威廉·贝雷斯福德子爵从没有找过传记作家，尽管他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在某个地方的私人手中，威廉·贝雷斯福德子爵的文件一定堆积如山，但我不知道这些文件在哪里。关于威廉·贝雷斯福德子爵唯一的记述是由约翰·威廉·科尔撰写的一本实用、非常正式但不规则的小书中的几页，这本书叫《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期间英国杰出将领回忆录》。在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指挥的战役中，康伯米尔子爵斯特普尔顿·科顿曾担任高级指挥官，但没有上升到应有的职位，尽管通过严格服从命令，他赢得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好感。在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眼中，下属严格服从命令比具有军事天才或主动性更重要。康伯米尔子爵斯特普尔顿·科顿的儿媳康伯米尔夫人和威廉·诺利上尉两人共同在1866年写过关于他的传记，但其中关于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章节很短。关于劳里·科尔爵士、约翰·勒·马尔尚及其他几位杰出将军或旅长唯一的传记就是前面提到的约翰·威廉·科尔的著作。詹姆斯·利特爵士更幸运，1818年，一位匿名的仰慕者专门为他写了一本小书。然而，这本小书中没有足够的材料，作者手中似乎没有詹姆斯·利特爵士的私人书信，但大部分官方文件没有这么早的记录。不过，关于这位好战将军的性格和冒险信息可以从他的侄子和副官安德鲁·利特·海的回忆录中找到。

在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手下没有达到最高官职，但在晚年为自己创造了伟大事业的军官的传记中，有两部传记专门讨论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即1903年，罗伯特·雷特撰写的休·高夫子爵两卷本的传记和穆尔·史密斯撰写的第五十二团的西顿男爵约翰·科尔伯恩的传记。这两部传记都是优秀的作品，提供了许多私人书信，都建立在现代研究基础上，并且充分注意到所有可能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对任何想详细研究伊比利亚半岛战役的人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丹尼斯·帕克爵士和赫西·维维安男爵的简短回忆录，都是由二人的孙子出版，并且包含了从日记和书信中摘录的有用信息。约翰·穆尔爵士参与的战役或许很难被认为是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麾下军队的故事，但我们不能不提由约翰·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关于科鲁尼亚战役英雄们完整的但极具争议性的传记。这部传记还包含了一本宝贵的日记，以及很多通信内容。无论如何，对想研究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第一年状况和找出约翰·穆尔爵士和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人格和军事理论差异的人来说，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著作。

最近几年撰写的关于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正式和详细的历史书中，有一本是何塞·戈麦斯·德·阿特切将军用西班牙语撰写的著作。何塞·戈麦斯·德·阿特切将军是一位十分认真的原始文件工作者，他提供了很多关于英国的权威资料，但绝不是全部资料。对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西班牙文版本著作来说，何塞·戈麦斯·德·阿特切将军的著作是绝对必要的。与此同时，在葡萄牙文版本著作中，卢斯·索里亚诺的大量作品基本上建立在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作品基础上，但与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叙述不同。此外，卢斯·索里亚诺的大量著作呈现了许多没有发表的文件。巴拉尼上校用法语书写了一部长篇幅的战争史，记录得当，并且展示了令人钦佩的研究成果。在其五卷著作中，巴拉尼上校刚刚编撰到1809年。因此，整部书将是一部大作。在《英军史》最后一卷，约翰·威廉·福蒂斯丘刚刚开始记录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对我自己的四卷著作，我希望很快能出第五卷，我只需顺便提一下。关于杜邦战役，有部巨大的专著由法兰西作家蒂特上校撰写，书中完全不涉及英国的军事事务。奇怪的是，纪尧姆-马蒂厄·迪马上校和指挥官夏尔·克莱尔同样类型的两部小而优秀的作品都关于同一场战役，即1813年到1814年，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围攻比利牛斯山的战役。马蒂厄·迪马上校的作品是两部作品中较好的一部。这两部作品都以现代方式努力利用交战双方英军和法军的报告，而不是仅仅根据一方的报告写成。但纪尧姆-马蒂厄·迪马上校比指挥官夏尔·克莱尔更了解他著作中的英国信息的来源。

我无法猜测为什么没有类似的英文版伊比利亚战争的独立专著。但少数声称要在英国处理这类问题的小册子，大多是应试书，缺乏广泛的资料来源，并且通常只包含对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著作的分析及一些补充评论。这些小册子与纪尧姆-马蒂厄·迪马上校的巨著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