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朱德贵教授是我在北京大学招收的博士生。朱君新著《新时代中国商业伦理精神》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之际，我在深感欣慰的同时，也非常感谢朱君对我的信任。当前“互联网+AI”技术迅猛发展，一方面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极为便利的信息交换平台，但另一方面，“技术的步伐，常常比伦理学的步伐要急促得多，而正是这一点对我们大家都构成了某些严重的威胁”。^[1]如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窃取商业秘密等在当今时代皆注入了新的内容。因此，新时代的商业具有新的表现形式及新的特性。如何规范人们的市场交易行为，减少或杜绝“某些严重的威胁”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部书从儒家最高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出发，构建了一个试图解决以上问题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作者认为，中国商业伦理精神是由儒家“五常”构成的，即“以仁为本”“以义制利”“以礼行义”“知（智）者乐水”“诚实守信”五种伦理精神。

“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首先指的是相亲相爱之意。如，《说文》：“仁，亲也。”《礼记·经解》：“上下相亲谓之仁。”又，《韩非子·解老》：“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从《荀子·宥坐》中归纳了儒家“仁”的三个层次：“仁者使人爱己”“仁者爱人”“仁者自爱”。其中，“仁者自爱”是最高道德层次，因为只有“以爱己之心爱人”才真正符合儒家“仁”的本质内涵。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新时代企业家提倡“以仁为本”精神的必要性及具体的实践途径。该书认为，提倡“以仁为本”精神的必要性有三：一是企业家对自身“仁”观念升华的需要；二是消费者和员工对企业“仁爱”文化的需要；三是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的需要。那么，企业家又如何才能做到“以仁为本”？作者认为，企业家除了要有正确的政治观外，还必须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企业仁爱文化的水平。

“义”在儒家“四德”“五常”中排在“仁”之后，且儒家文献常以“仁义”合称，可见“义”在儒家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义”的含义首先是适宜、恰当、合乎道义之意。如《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朱熹解释说：“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贾谊《新书·道术》亦云：“行充其宜谓之义。”由此可知，“义”即“宜”。“宜”指的是“事之宜……行其所当行”。朱熹弟子陈淳在《北溪字义》对此解释说：“四者端绪，日用间常常发见，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个是，有个非，须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顽愚无知觉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须判断，只当如此做，不当如彼做，有可否从违，便是义。若要做此，又不能割舍得彼，只管半间半界，便是心中顽钝而无义。”因此，“义”的首要之意就是“断决得中”（《朱子全书·仪礼经传通解》），合乎道义。由此，作者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和科技的进步，有一些企业家摒弃了“以义制利”精神。这些人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不惜触碰法律和道德的底线，采取了一些“不义”的谋财手段，如商业欺诈、商业贿赂、窃取商业秘密以及商业歧视等。至于企业家如何才能做到“以义制利”，作者提出了五点看法：一是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二是反对商业欺诈；三是反对商业贿赂；四是禁止侵犯商业秘密；五是反对商业歧视。我以为，这些观点既符合文献记载之要义，又符合当下商业社会的现实情况。

“礼”在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中，既是“四维（礼义廉耻）”之首，也是“四德”之一。它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其基本精神是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等级秩序，自觉尊重他人的等级地位，并为满足他人的等级权益而尽义务。《二程粹言·问道》载：“礼者，人之规范。守礼，所以立身也；安礼而和乐，斯为盛德矣。”这里的“礼”显然是泛指，它包括一切礼仪典章制度。这种“礼”，就国家治理而言，其实就是指“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因此，“礼”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养民之道，它是规范一切人类活动的基本准则。“礼”在中国文化中还具有立身之意。如《论语·季氏》曰：“不学礼，无以立。”又，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朱熹解释说：“不知礼，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尧曰》）《左传》所记甚至直接将“礼”上升至“立人之本”的地位。如《左传·昭公七年》云：“礼，人之干（本）也，无礼，无以立。”在深刻理解“礼”的哲学内涵后，作者进一步指出了新时代企业家践行“以礼行义”精神的具体途径，即遵守市场规则、弘扬契约精神以及树立正确的商务礼仪观。毋庸置疑，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智（或知）”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既是“四德”之一，亦是“五常”的重要内容。《论语·雍也》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解释说：“乐，喜好也。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程子曰：‘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雍也》）可见，“智者”犹如流水，“动而不括（约束）”。作为新时代“智者”型企业家，更应具备水的特性，既能辨是非，又能通变化、识人才。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新时代企业家的要求，也是中国特色企业家应有之德行。

“诚信”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是最为基本的道德规范，常常两字合用。如《礼记》云：“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又，《北齐书·尧雄传》：“雄（尧雄）虽武将，而性质宽厚，治民颇有诚信，为政去烦碎，举大纲而已。”尽管如此，作为单音节字“诚”和“信”，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是两个意义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朱熹说：“信不足以尽诚。”这就是说，“诚”与“信”在哲学意义上是不同的。宋儒朱熹大弟子陈淳解释得很明白，他说：“诚与信相对论，则诚是自然，信是用力；诚是理，信是心；诚是天道，信是人道；诚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诚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这是儒家对“诚”与“信”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作者在充分理解中国儒家“诚”与“信”哲学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家践行“诚实守信”精神的三条具体途径：一是加强企业家“诚心”修养；二是提高企业信誉；三是建设企业诚信文化。

由此可见，以上五种商业伦理精神既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本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构建了一个崭新且较为完整的伦理精神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可以为企业家提供道德行为指南，还可以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决策依据。

我真诚地希望读者，尤其是企业家能喜欢这本书。同时，由于本书写作时间短，任务重，而且所涉及的学科知识繁多，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岳庆平

2019年4月6日

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 〔美〕理查德·A.斯皮内洛：《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