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序列、差异、距离：尼泊尔中部一个多族群地方社会中的符号语言

贝尔科特（Belkot）是位于尼泊尔中部的一个多种姓的村子，这一情况代表了尼泊尔的大部分山区。居民在日常交往中使用和感知到的绝大多数标记，都属于被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称为“不言自明”（“what goes without saying”）的这一类别（Bloch，1992）。当地人很少能意识到，这些标记满足了当地对于有所区分以及保持距离的要求，早已是跨族群相遇中的隐藏议程。^[13]然而，目前让这些标记成为公共感知之焦点的进程刚刚启动。少数族群和低种姓的活动家们，致力于研究互动形式以及在这一进程中使用的标记。其中的一些如今被阐释为压迫的标记，或者作为地方凝聚性的不恰当表征。

在这一语境下，特别的注意力指向了等级序列语言。毫不奇怪，一个若干世纪以来为印度教价值和标准所主导的地方社会，学会了以支配和服从的方式来表达社会差异。在尼泊尔的村庄，若干种姓和族群群体紧密地生活在一起，生活在极大程度上是符号化的。许多标记被用作社会秩序的象征。此外，来访者从某些情形中可以获知打交道之人的相对地位。在十年以前，这类标记似乎还被当成自然而然的、非如此不可的。比如，在衣着和建造院落上，地位的差异明显可见。有些交往方式也可以毫无歧义地表明人的身份。其他讯息则更为隐蔽，或者只是在后来才被阐释为表达了等级序列。

人的外观是特别一目了然的标记之一。在“读出”服饰和珠宝中表达的标记方面，尼泊尔人非常在行。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讯息很少被考虑，因为人们彼此相识，谁也不需要依赖附加的信息。不过，如果外来人进入村子的地盘，马上就成为被仔细查验的对象。如果外观不能让人一目了然，那么接下来该人的情况就会被追问。不光是种姓和族群归属，婚姻状态也很重要。在女性身上，这很难被掩藏。寡妇不允许穿彩色衣服或者佩戴作为新娘在婚礼上得到的项链（pote）。同理，未婚女性不光被严格禁止佩戴项链，且通常也不能佩戴黄金首饰，而寡妇是可以佩戴黄金首饰的。她们的耳朵和鼻子都已经穿眼儿，洞孔放上小块饰物，为的是新娘在婚礼上能佩戴上黄金首饰。全部女性都允许装饰前额。不过，寡妇只允许佩戴金属质地的额头装饰物蒂卡（tika），这意味着她们——与未婚和已婚女性不同——必须杜绝彩色饰物。只有已婚女性可以在中分发线上使用红粉（sindur），这是已婚女性的独有标记。

其他特征则表明了族群或者种姓归属。在尼泊尔中部，高种姓成员不穿黑色衣服（男人的黑色背心是例外）——这与低种姓成员有所不同。在那里，少数族群大多数男性和女性的穿着与高种姓人相同（尽管尼瓦尔人的女性不戴鼻饰）。偶尔也能看到塔芒族群的人穿着用羊毛做成的传统服装，样式别致。1990年之前，在地区的首府总能看到公务员们嘲笑那些穿着传统服装的塔芒人。

对不同标记的使用，取决于交往是发生在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空间里。在私人空间，待客是有严格规矩的。要造访高种姓的印度教教徒，来访者得受到邀请后才能进入室内，或者在屋外受到接待。在室外，任何人都可以逗留在阳台上。但如果有多个访客，那么低种姓的人（所谓的“贱民”）就得离开。那些被请进厨房进餐的人——假定他们与主人的种姓地位相同——会与主人一起在灶火旁吃饭，米饭尤其难以抵制仪式的不洁。地位较低的人必须留在通常分配给家中未行成年礼孩子的地方。地位更低的人（但是“可接触的”）在远离灶火、几乎是门槛的地方得到饭食。农户院落的外观（婆罗门种姓要遮挡通往其房屋的入口，不让路过者随机瞥见自己）、院落里饲养的牲畜（直到几年前，院落只可以饲养那些依照种姓地位主人自己可以食用的牲畜）、神圣的植物以及宗教器物的存在，都可以被理解为符号标记，或者指明家庭成员的种姓地位，或者展现为预备措施，使自己与其他群体的邻居保持距离。

人们在公共场合——在寺庙周围、办公室、学校、商店——也必须遵守相互交往规则，主要是由仪式洁净准则来决定。在提供食物的地方，这些规则尤为严格。分隔的规则必须被严格遵守，因为属于高种姓的人在进食时是不可以被接触的。对外来者而言，空间安排的改变几乎是难以察觉的，但是哪怕只要有茶水端上来，人们就会彼此拉开距离。20厘米左右的距离，对于维持仪式洁净准则就足够了。对待低种姓的人，即所谓的“贱民”的做法是非常极端的：这个群体的成员不仅得一直留在茶馆外面，给他们提供茶也要使用特殊的容器，是其他人不能使用的（Bluestain，1977）。偶尔给他们的茶也用普通的玻璃杯子，但是他们得自己洗杯子。抽香烟和水烟（hookah）清楚地表明了当事人之间的相对地位：由于唾液是被认为非常有污染力的，香烟的传递只能从高种姓成员依次到低种姓成员，最后到“贱民”的脚下。抽水烟时，谁可以使用谁的烟管中的哪一部分，都有精确的规定。

仪式为表达差异和距离提供了广阔的场域。通常在仪式场合上，空间的安排都是事先精确规定的。只有特定的人被允许去那些特别易于受到污染的地方。人的相对地位，是通过彼此间的鞠躬以及仪式标记和礼物来表达的。神圣食物的分配有特定的规则，此外，在进餐时地位差异变得明显。实际上，只有最高身份地位的人，才可以给由不同种姓人组成的群体烹饪，因此，烹饪者经常是婆罗门。高种姓的印度教徒需在经过仪式性净化的区域进食，其他种姓的成员只能在他们进食之后或者在他们的身后吃饭。“贱民”中的乐手（Damai-caste）几乎是任何仪式都不可或缺的人，他们在进餐时必须被严格隔离，因为哪怕是“贱民”的一瞥，已足以仪式性地污染婆罗门种姓进食吃的米饭。

特定的仪式场合需要进一步的预防措施。住在贝尔科特附近的婆罗门和玛嘉族群的成员，就共同使用的水源有着特殊的协议。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有特殊规则。由于婆罗门严禁吃猪肉，当玛嘉人宰杀生猪并在仪式场合上吃肉时，他们不可以使用共同的水源。通常，用于这一目的的饮用水被储存在一个大容器里。玛嘉人用其他水源来洁净自己。这一防范措施表明，保持距离的规则可以让不同身份群体共处成为可能。这样的协议并非标记。不过，在几年之前，玛嘉人决定把这个让他们觉得不痛快的协议解读为权力落差的标记——那是对他们的轻慢。

在贝尔科特，在达善节（Dashain Festival）（亦称“杜尔迦女神节”），地位差异变得更为一目了然。节日期间，因为仪式上的劳动分工要求，大部分居民被联结在一起，但同时又因为保持距离的强行规定而被分开。直到十年前，贝尔科特达善节采用的庆祝方式包含着精致的仪式顺序，有着不同的主角。他们当中包括：

· 若干祭司，他们在这十天的节庆中需完成不同的任务

· 地方上的掌握权力者/当政者，第10天亲自出现

· 玛嘉人负责屠宰动物的仪式（upasye）

· 村子头人负责协调（来自尼瓦尔族群）

· 乐手以及其他人

贝尔科特的达善节活动大体上与泛印度教的杜尔迦女神节的节庆模式相符合。但另一方面，它也包括了一些当地的特殊性以及附加到仪式活动中的特定含义（Krauskopff ＆ Lecomte-Tilouine，1996；Pfaff-Czarnecka，1998；2012）。

在这里我无法描述整个仪式和细节，但是我们应该指出上文提到的仪式专家的合作。直到十年前，在贝尔科特庆祝的达善节是一个强调地方一体性，以及贝尔科特在尼泊尔的仪式地理景观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节日。况且，不同民众群体的成员可以用这一活动在特定的仪式场合来表达自身的意义，即首祭司可以仪式性地将自己宗族的神与杜尔迦女神更紧密地联在一起，由此强调自己的宗族在村子结构中的特殊定位。

此外，在此节日之际，不同民众群体的仪式安排以及他们的代表都被展示出来。在第10天，会有一场安排非常细致的展示，来表明居民各自的地位。在这一场景中，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力而不是种姓地位。不过，直到1990年前后，政治权力完全集中在高种姓的印度教徒手中。在第10天的早上，会用一只公山羊献祭。它的头被放在盘子上，供在神庙里。婆罗门种姓的人鱼贯而入，并诵读圣书《女神颂》（Devi-Mahatmya）中的篇章。居民们聚集在神庙举行仪式的场地上。在神庙里，首祭司拜祭象征着杜尔迦女神的物品。此后，包括山羊头在内的仪式物品被拿到神庙外。首祭司在村子头人的前额点上作为仪式标记的额饰蒂卡。随后，祭司和要人之间会精心互点蒂卡并鞠躬。在这之后，村子的头人仍然是事件的中心，居民们走向他，让他给点蒂卡，向他鞠躬并奉上礼物。直到1990年前后，达善节特殊的政治重要性在于：所有村民都必须在这一场合出现在村子头人面前，依照所规定的序列向他表示敬意。在下文中我会解释，贝尔科特的达善节在今天被认为是一种权力仪式，表达了高等级的印度教徒在政治上和仪式上凌驾于少数族群的大部分成员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