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研究的历史与视角
一 此前国内的主要研究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大众”概念的研究也时有所见。从类型上看，大致有“片段式”与“总述式”两种，这两种研究类型的划分主要是基于其研究所涉及的时间段落。
具体来看，“片段式”研究主要针对“大众”概念在某一历史时段的“分述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针对性，对特定时段的“分述语”有时也有详细地拷问。如这些研究把时间点集中在“大众”用语出现比较集中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当代，似乎没能够关注到“民众”“群众”等“大众”概念的语义场。“片段式”研究的另一种样式就是在谈论“大众”概念时，只是把这个问题作为“副业”，重点是为了论述别的问题；或者是针对“大众”所参与的部分活动或部分属性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往往把“大众”作为其他概念的限定词，如“大众文化”“大众媒介”“大众消费”等。当然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在“大众”研究领域较为普遍的倾向，即认为“大众”是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所以在频繁地把“大众”与其他词语合在一起使用时，并没有打算对“大众”概念本身进行必要而系统的研究。显然，这些成果很难让人对20世纪“大众”概念的流变有个整体把握，即缺乏系统的关于“大众”的“史”的知识系脉，也就难以达到对“大众”概念整体全面的认识。而“总述式”研究克服了“片段式”的“史”的不足，能够使人对“大众”概念有个整体把握，但这种研究的不足在于其研究方法偏于“实证”，缺乏应有的“话语分析”。
不过把当前的研究模式简单地归于“片段式”和“总述式”，仍然显得太笼统或不够全面。因为我们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时，我们更注重其对“大众”研究时所采取的研究方式。因为在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时，不同的研究方式或研究视角其研究效果是很不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此前的国内针对“大众”的研究模式归结为偏于概念历史原因的研究，以及偏于概念话语生产的研究。下面就具体分析这两种研究模式的优势以及不足。
（一）“大众”概念历史原因研究
目前国内偏于“大众”概念历史原因的探索，主要观点是认为“大众”概念源于历史，用近乎历史“考据式”的方式探究“大众”概念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历史背景，这种研究方式在国内占据很大一部分。毫无疑问，这种研究的价值为我们搞清楚“大众”概念的来龙去脉奠定了知识基础，并且把“大众”概念放在历史语境中去分析，有利于我们在特定的历史中去把握“大众”的特性。这种研究模式的核心是探讨“大众是什么”的问题，它触及了20世纪中国“大众”的“阶级”与“消费”属性，并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指认为“工农”，而把当代的“大众”解读为消费群体。
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像郭国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争》一书把“大众”概念放在文学史中进行研究。这部著作的中心是梳理出一条“文学大众化”的知识脉络，并以“论辩性”为突破口，总结出“大众化”的三种类型：启蒙式、革命式、救亡式，基本上集中在“大众”概念转换的几个关键节点。尽管这部书的重点不是专门论述“大众”概念的，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文学史同行的“大众”概念在不同时期的流变。在绪论的结尾作者谈到著作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
不仅要对“文学大众化”论争进行历史的叙述，而且也要对“文学大众化”论争产生的社会根源、论争的历史意义以及对现实的启示意义等方面进行客观的评价，从而凸显“文学大众化”论争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论争中的位置。[17]
即在讨论“文学大众化”的同时，也对“大众”的“社会根源”与“意义”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意味着不仅仅是考察“大众是什么”，而且把它与其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还有吴晓黎发表在《思想文综》第四期的《作为关键词的“大众”：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相关讨论的梳理》一文，以“大众”为中心对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文艺大众化”以及革命话语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涉及与“大众”有关的几个名词——平民、民众等。文章的出发点是试图找到“‘大众’是什么人的问题”，并认为1990年代以后的“大众”一词的混乱与30年代有相似之处。文本从当下的“大众”词义的混乱出发来梳理30年代的“大众”概念，是比较典型的把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客观知识谱系进行描述。
“大众”语义场的“子场”除了“大众”之外，还有“平民”“公民”“国民”等。这方面的著作偏重“大众”的“思想史”研究。
李金和的博士学位论文《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梁启超新民人格研究》论述了梁启超“新民”的思想来源：传统思想的启迪，日本明治思想的渗透，近代西学的影响。陈永森在《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一书中提出公民概念是梁启超从日本引进的。“国民”是从“臣民”到“公民”的过渡概念。万齐洲的《“公民”观念的输入及其近代中国的传播》一文中梳理了“citizen”这个词在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内涵。后翻译到中国被维新派人士进行重新阐释，对近代“国民”概念的演进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郭双林的论文《“国民”与“奴隶”》考察了“国民”与“奴隶”二词的渊源及其从古典向近代的意义转化过程，并探讨了两词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意义。馨元在《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发展》一文中论述了古代“臣民”概念中“公民”的缺失，从法学的角度梳理了从臣民、国民到人民、公民的概念演变中“公民”理念所起到的作用，进而论证变化背后折射出的政治话语的变迁和政治文明的转型。王中汝《精英——大众命题与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逻辑》提出自由主义的哲学根基是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大众是没有财产、容易冲动的大多数人。此外，当代的“大众”研究有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王先霈的《为大众文化减负》、尹鸿的《为人文精神守望——大众文化批评导论》等文章，把“大众”概念与“大众文化”“大众媒介”的研究联系起来，探讨“消费大众”生成的社会文化根源，并对其进行文化批判。
这些成果关注的重点是思想史视野下的“大众”概念研究，其研究价值在于既弄清了“大众”概念的来源，又在具体的历史中把“大众”概念的变化与史实结合起来，具有历史“在场”感。不足之处在于只注重“知识”的考论而忽略了“知识”的生产过程。
（二）“大众”概念的话语生产研究
与“大众”概念的历史原因研究相比，“大众”概念话语生产研究在成果数量上相对较少，但后者却在前者的基础上把研究思路往前推进了一步。从某种意义上看，“话语生产”研究克服了“大众”概念的“历时性”研究的不足，也就是注意到了“大众”概念在“话语”中生成。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文贵良的论文《大众话语：对20世纪30、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论述》，文章认为文艺大众化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种话语模式：大众话语。并重点分析了当时大众话语的特征以及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原因和改造过程中的内心焦虑。不过由于作者的出发点并不是重点分析“大众”，因而我们不能看到“大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如何生成的。曹霞的《“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一文中认为“大众”及其演化而成的“工农兵”批评话语在不同时期的批评实践中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内涵。20世纪初“大众”指底层民众，大革命后开始和“革命”相联系，“大众”成为无产阶级政治道德的意象指符，承担对人群进行分类归属的政治文化功能。“大众”对知识分子起着引导身份“改装”的重要作用。在延安时期，“大众”被阐释为“工农兵”。“工农兵”话语被赋予强大的政治功能，对知识分子进行规训，达到统一意识形态的目的。“十七年”期间，“工农兵”话语成了具有政治正当性与道德优先性的红色霸权词汇。文章以大众文艺为例梳理了“大众”概念内涵的演变。曹霞的论文考察了从革命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在与不同政团和政体意识形态的“合力”中，“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这里把“大众”和“工农兵”看成不同的话语形式，而实际上“工农兵”是整个20世纪“大众”话语在三四十年代的一个语义场而已。此类论文还有很多，像王维国的《“大众话语”的转换与生成》，从“话语”的视角分析大众话语的核心内涵是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罗立桂《“阶级大众”的话语营构和文学书写》一文分析了“阶级大众”的建构过程。
当代的“大众”研究常常把它与媒介研究相提并论，如周歆睿《博客，迈向大众话语的狂欢》论述了博客里话语权的争夺对传统的精英话语带来的冲击；朱羽君《大众话语空间：电视谈话节目》等论文都与媒介研究有关。
总的来看，以上两种研究模式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其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大致看来，偏重于“大众”概念的历史原因研究，总体难以摆脱“实证”的研究的套路以及思想史研究的传统。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大众”概念的历史研究属于比较“传统”的“概念史”研究，即把“大众”史的研究类同于“词语”或者“关键词”考查。而“新”的“概念史”研究则是让“概念史”与“政治语言史”相遇，因为“要理解一个概念，就必须不仅要理解用来表达该概念的术语的意义，而且要理解可以用该概念所做的事情的范围”[18]。偏向于“大众”概念生成的研究，引入了“话语分析”的研究思路，把研究推进了一步，但工作依然没有做完，主要是这种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个时间段的“话语”研究，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当代，没有一个对20世纪“大众”的整体的观照。
因此，本书要做的就是沿着已有的“话语”研究思路，更全面地、自觉地、深入地把“大众”概念史与“话语”研究结合起来，在概念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话语生产的视角，以期既观照20世纪“大众”概念的流变的整体脉络，又把这种“观照”放入“话语”的理论视野中进行。也就是说，对“大众”概念史的研究“既聚焦于语言的‘历时性’层面，也聚焦于语言的‘共时性’层面”[19]。针对“大众”概念的“历时性”层面的分析凸显这一概念的意涵的流变，而“共时性”层面则更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大众”概念的生成。这样一来，本书的研究思路就是从“话语”的视角切入大众“概念史”研究。
二 “话语”视域下的大众“概念史”
将“大众”视为一种“话语”来研究，是本书的一个研究目标。所谓的“大众话语”，也便是本书从诸种概念、术语中概括出来的一个意义集合体，为此对之的研究也会依据一般话语研究的方法或路径。
既然“话语”作为一种理论构架与研究视角，首先要搞清楚的便是何为“话语”。“话语”是从西方旅行过来的概念。“‘Discourse’（话语）源自拉丁语的discursus，而discursus反过来又源自动词discurrere，意思是‘夸夸其谈’。”[20]可见“话语”的本原就是说话、言说。不过这个术语经过巴赫金、福柯等人的创造性使用，在当代的学术场域中已蜕变成了一个富有特殊意识形态内涵的重要概念，“话语研究”自然地成为当代一个极富有阐释力的学术研究范式。李静在《〈新青年〉杂志话语研究》中对“话语”有个比较简洁的概括：
话语是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范式，话语是一种言说，一种叙事，一种实践，它通过一定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来表述，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话语更多的承载着思想及其相应的历史。[21]
可见，话语是以语言为介质的实践活动，既源自语言又不同于语言。话语理论既强调对于现实世界的建构意义，同时力图去揭开话语背后权力和知识的共生关系。对此，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一书中把福柯的话语理论作了更系统的总结：
福柯认为，话语构造了话题。它界定和生产了我们知识的各种对象。它控制着一个话题能被有意义地谈论和追问的方法。它还影响各种观念被投入实践和被用来规范他人行为的方式。[22]
在福柯看来，话语是“知识”生产的本源，同时还控制着“知识”生产的方式。虽然从话语生产意义来看，我们会认为近代以来的“大众”话语是言说者/言说主体的主观“制造”，然而这并没有触及本论题的核心。因为“是话语，而不是主体，生产了知识。话语权被权力所缠绕，但对权力/知识的运作而言，并不需要找到‘一个主体’——国君、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国家，等等”[23]。这就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大众”话语的言说主体何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主体”视为一个有完全意识的个人，是行为和意义的独立的、真正的来源。[24]但是在福柯那里，主体被剥夺了知识和意义的特权地位，依然回到上面那句话“是话语，而不是讲话的主体，生产了知识”[25]。霍尔进一步分析“知识”的真正来源：
“主体”是在话语内生产出来的。这一话语的主体不能身处话语之外，因为它必须在话语中被主宰。它必须服从于话语的规则和惯例，服从于其权力/知识/的处置。主体能成为话语所产生的知识类型的承载者。它能成为权力通过它而得以传递的客体。但它不能作为权力/知识的来源和作者而站在它们之外。[26]
这些关于“主体”与“知识”关系的详细论述，有助于我们厘清本书中“制造‘大众’”的真正幕后“主使”，即从表层意义上看，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思想结构“制造”了大众，但显然这个“思想结构”又受制于更大的社会观念结构，也即“大众”是在更大的时代话语“指使”下，并借助某一社会群体的思想结构“制造”而成的。这就是“大众”话语生成与流变的根本原因。
当然如前所述，本书中“大众”有“总体语”与“分述语”的区分，20世纪的话语言说也是如此。本书标题中的“大众”话语即为“总体语”意义上的，表示大的意义集合体的“总话语”；而自近代以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段出现的“国民”“民众”“大众”“群众”等“分述语”，则是相对较小的意义集合体的“子话语”。显然“总话语”与“子话语”之间存在着包含关系，或者说，“子话语”是“大众”这个“总话语”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流变。这当然与表示“总体语”的“大众”概念与其语义场之间的包含关系有着一致的内在逻辑。此外，各个时期的“子话语”除了由一个最常用的词语来表示外，也常常交替出现其他意义相近的词语，这是因为“对于真正的‘概念史’而言，一个‘概念’意味着一个‘语义域’（semantic field），而不是一个‘词条’（a lexical item）”[27]。
基于以上所述，本书引入“话语”理论主要是因为“‘概念’需要在‘话语’的框架中加以诠释”[28]。
首先，“大众”概念史[29]的研究如果不引入“话语”机制，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返回到传统的“实证”研究之中，即把“大众”当作客观知识进行追问，这种研究的不足最明显的一点便是没有摆脱在场的形而上学，主要还停留在对“表象”或表面“真实性”意义的追逐上，而“自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以来，意义与其说是被简单地‘发现’的，还不如说是被生产（建构）出来的”[30]。基于此，我们将话语研究作为新的学术模式，“关注的不再是对象的客观性，也不再是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而是语言是如何呈现对象的、语言在人的建构和社会建构中的深层作用”[31]。也即当我们将话语视为是一种建构性的（而不单是实存性的）力量之时，就不仅能够穿过表象去发现“大众”言说背后的一种更为深层的结构，也能够发现言说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构成和改变近代以来中国的“大众”话语的实践。这种重视“大众”言说变异、变化和斗争的话语实践，其实是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所形成的历史变化过程。而话语实践的结果则又造成了“大众”概念的不断生成与流变。
其次，在“概念史”研究中，话语起着核心作用。我们可以把“大众”作为一个在特定语境中生成的流动的不确定的概念，造成“大众”的这种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根源就在于时代话语的规定与制约。因为“大众”概念的意义必然是从特定的话语结构中获得，并得以使用。从近代以来“大众”概念的生成与流变来看，一方面从大的历史进程来说，“大众”的概念是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而流动，也就是说，针对“大众”概念的这种“‘历时性’分析必定首先在语言/话语层面上展开的，而不是在概念的层面上展开的，因为只有在语言中，我们才能查知概念用法上的变化”[32]；另一方面就某一特定时期的群体用语看，又有一定固定性。如自“延安”到1970年代末这段时期，“工农兵”概念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兵”的概念只有在全面抗战时期才具有实际而独立的意义，其他时期则附属于“工农”之后而被淡化，使得更多的时候“工农兵”等同于“工农”概念；还有从抗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年，“人民”取代了“工农兵”概念，特指一种“非友即敌”的规定性。此外，延安时期的“大众”概念特指“工农兵”群体，对待这一历史“事实”似乎更适合“实证式”研究，而不是话语分析。但实际上，“从‘社会史’的立场来看，‘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而不仅是语言层面上发生的事情，从长远的观点看，仍然是一种学术性的建构，其证据依赖于其背后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33]。因为话语不光是一种言说，它还是一种“权力”和分类的工具，延安时期把“工农兵”而不是其他社会群体划分为“大众”，正是这种作为分类工具的话语权的体现。就像西尔勒所说，“世界是按照我们划分它的方式而划分的，而我们把事物划分开的主要方式是运用语言。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语言范畴”[34]。话语就是运用手中的权力对特定人群进行分类，从而产生了关于“大众”的知识。同时话语也是概念生成和流变的“语境”，概念在话语中被言说。近代至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启蒙、革命和消费语境的形成，“大众”概念的生成与流变也分别由启蒙话语、阶级话语和消费话语所建构。因此本文中作为语言论范式的“话语”表征着一种言说、权力和语境。
另外，本书中围绕着“大众”的两个关键词：“话语”与“概念”还需做进一步论说。文中作为行文主线的“大众概念史”研究是在“话语”的理论框架之下进行的，也就是概念在话语中被言说。因为“话语——是一个环境，在那里慢慢在数量上积累着一些变化”[35]。就是说“话语”不单单表征一种权力、知识建构，同时也是“大众”概念流变的历史语境，这个语境是由革命的、政治的、文化的力量所构成的斗争场域。换句话说，“大众”概念被不同时期的言说主体所言说，同时更是被不同时期言说者背后的“大话语”所言说；或者说言说者也被话语所言说。再者，“大众”概念是本论文要研究的对象和线索，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概念上，容易使得研究落入实证研究之中，所以根本的还是要回到“话语”之中，也即在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概念背后的话语逻辑；而“大众”话语则是本书研究的方法、视角与落脚点，“大众”概念是在“大众”话语系统中建构起来的，是话语的“指示器”。也就是说，本书的研究是建立在“大众”概念史基础上的“大众”话语史研究，它们之间是相互指涉的：一方面，“大众”概念是在话语言说中生成与流变的；另一方面，促使“大众”概念的生成与流变的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以及语境等即是“大众”话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概念史”就是“话语史”，因为与“观念史”研究中“不变的”观念相比，“概念史”中的“概念”总是处于“流动”之中，这样一来，“概念史所探讨的是特定语言在特定场合中的应用，正是在这种应用中，概念被发展出来并为特定的言者（specific speaker）所使用”[36]。关于“概念史”与“话语史”之间的关系，德国历史学家考斯莱克有更为详细的论说：
尽管基本概念总是在话语中展开的，它们是话语的核心，所有的论证都是围绕着它们展开。出于这个原因，我并不相信“概念史”和“话语史”是可以互不相容的、对立的。“概念史”和“话语史”不可避免地是互相依赖的。为了表达其所正在谈论的，一种话语需要基本的概念。而对于概念的一种分析也需要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背景，包括那些由话语所提供的背景。[37]
之所以可以把“概念史”等同于“话语史”，是因为随着“语言学转向”的最终实现，那种静态的、非历史的“概念分析”，正在为“一种更为动态的、历史主义的、强调‘概念变迁’和‘概念建构’的‘概念史’”[38]所取代。
行文至此，本书所采用的理论视角与研究理念已大致清楚，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无论是“话语”抑或是“概念史”研究，都是基于“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之上的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大众”研究。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本书所采用的具体的研究方法与路径。
第一，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关注的往往不仅仅是文本的“整体”，更关注的是包含“大众”这一关键词的句子，尽管关键词的内涵需要根据文本的语境才能作出判断，但这样直接从包含关键词的语句中寻找概念的变化，让这种资料汇编式的“语句”自行“言说”大众概念，比笼统地根据“经典”文本进行“主观”阐释要“客观”得多。这样就使得本书的论述过程中，不是“作者”在“说”大众“话语”，而是各种不同“语句”在“言说”。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词默默地和小心谨慎地在纸张的空白处排列开来，在这个空白处，词既不能拥有声音，也不能具有对话者，在那里，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词所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39]。可见，当“语句”在言说“大众”的时候，“作者”便宣布“死亡”，那么“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40]
第二，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并不限于经典文本，而是尽可能广泛搜罗与特定时期的“时事”更为贴近的著作、文章中关于“大众”的言说，也包括散落在各种报刊中的相关言论。
第三，以句子为单位，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包含“大众”语义域的代表性句子，从各种文本中找出来，“分析这些意义类型中哪些、在哪一时段是普遍使用的以及如何变化的”[41]。
总之，在本书中引入“话语”这个言说语境，是为了搞清楚“大众”这个概念在近代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由掌控话语权的言说主体建构“大众”概念的过程，由此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大众”理论体系。而在具体的“话语分析”过程中，不仅强调“话语”的“建构性”，更重要的是要“揭露‘话语’主体的言说或分析‘策略’、政治动机、价值预设及其实践功能”[42]。简单地说，本论题中与“大众”相关的“概念”“话语”“理论”之间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在话语视角中研究“大众”概念的流变，同时在考察“大众”概念史的基础上探讨“大众”话语的生成与流变，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中国特色的“大众”理论。
三 “大众”概念释名
如果从最直接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大众”概念大致指的是“多数人”。然而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大众”概念的语义又差别较大。语言学家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序》里对于中国“大众”概念从古至今的内涵演变作了简单地梳理，从中我们能够大致看到中国语境下，近代前期以及古代的“大众”概念演变史[43]；而常被人引用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关于“大众”（包括Masses和Popular）的疏解，则可视为西方语境下“大众”概念的变迁史。[44]
本书认为，从中国的“大众”话语实践来看，“大众”概念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而近代以来相继出现的“国民”“民众”“大众”（分述式的）等概念则是“大众”概念的“分述语”（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也即“大众”是一个总体性概念，而随着历史场景的变化，分述性的概念则是不同的，有变化的。而且“大众”在特定的阶段也是一个分述性的概念，如1930年的“大众化”讨论以及1990年代之后的“消费大众”等。
大致说来，近代以来的“大众”概念首先是“大众”视为一个现实的实体。当然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形，一是历史言说，即把“大众”看作社会的实有群体，比如“工农兵”大众，以及不同时代在每次历史转折时期给“人民大众”的不同划分。[45]不同话语个体把不同的人群进行分类，并贴上政治标签进行区分。另一种“大众”概念则主要是学术性言说，这多数出现在1980年代之后。研究者也多将“大众”看作现实的实体进行考察，比如把媒体时代的消费大众指认为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人，以及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中等收入群体等。
据上已述，在承认大众概念的客观实在性的前提下，我们也更愿意把“大众”作为一个“话语实践”的概念。因为“大众”概念也是一种命名，而“命名总是指向行动的，它是话语权力中的核心元素。它既可以激活行动，又为行动提供合法性，让行动客观化，同时确保权力主体不断生产和复制知识话语”[46]。我们甚至可以说“大众”概念的演变也是那个特定的群体不断被命名的结果，因为“人类通过命名所有其他事物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存在”[47]。近代以来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中共，都是通过给处于社会较底层的广大人群命名，以体现人民的属性。比如当封建时代的“臣民”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于是拥有强大“文化资本”[48]的知识分子，试图用“新民”来改造传统的“臣民”。
当然，作为“总体语”的大众概念除了建构性、实践性（可付诸行动的）、规范性之外，它也有其时代的合目的性。如延安时期的“工农兵”言说即是把“工农兵”群体既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同时也视为革命所解救的对象。这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众”分类，使得大众对知识分子或中共的话语建构有着强烈的认同与呼应，并积极参与到“大众化”运动之中。另外，“大众”概念的流动性注定了其边界与内涵的含混性，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的大众，其所指不是很确切的，如从“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来言说“大众”。近代以来的“大众”言述也部分地带有理想乌托邦性质，如一直以来在把“工农”视为革命主力军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高尚完美的品质，无视“工农”本身的局限性甚至“劣根性”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有必要再次把作为“总体语”的“大众”和作为“分述语”的“大众”进行区分。作为“总体语”的“大众”概念包含近代以来诸如“民”“新民”“民众”“群众”等“分述语”，那么本书的“大众”概念史研究，就是基于这些分述性的词语、术语的分析，因为“‘概念’无非是那些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词语’”[49]。而作为“分述语”的“大众”只是“大众”概念语义域中的一个分述名，这个“大众”的内涵大致相当于“人数众多的底层人群”。我们之所以选择“大众”作为这一概念的“总体语”，主要是因为这个用语在当代学术中使用得最为广泛。同时，这种“总体语”与“分述语”的区分也凸显了“大众”概念的“实然”之外的“运动性”[50]，而不是简单地把“大众”定义为“是什么”（what is）。
可见，“‘大众’不是一个始源的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在特定语境中生成与流动的不确定的概念”[51]。而推动“大众”概念“流动”的动力很少来自其内部，其主要动力来自概念外部的“话语场”。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合力”，驱使着“大众”概念总是处于“延异”状态之中。在这个斗争的场域里，“一个被视为是一种语言或认知结构的‘概念’具有极少的内在动力：‘它并不移动，它只是被移动’（it does not move，it is moved）”。[52]因此我们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大众”就是以“处于底层的人数众多的群体”为意涵内核的概念，同时也是这种概念“延异”运动的综合。
四 基本线索说明
本书希望通过关注几个话语节点中历史语境、言说主体和言说客体的变化，从而理出一条“大众”生成和流变的基本脉络。
要探究这些话语节点实际上就涉及了历史的分期问题，不过在“大众”话语视角下的历史节点与历史学中的分期又不尽相同。“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的分期与理论性分期两种。”[53]自然的或技术的分期主要依据历史事实把历史分成若干时间段落；而理论性分期则是“时间的阶段性服从于‘本质’的变化和人们关于该‘本质’的认定”[54]。那么我们依据什么来划分“大众”史的时间段呢？我想应该是兼而有之，我们围绕“大众”这个概念进行论证时，既要遵循自然的历史事实，又要考虑到历史的“本质”性的问题，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要在“大众”这个概念之下进行思考与论述。近代以来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延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等社会语境，对于“大众”的生成与流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概念的演进是一个缓慢的“延异”过程，我们很难确定在某个确切的时间点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且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任何历史分期都是相对的，“大众”概念史的划分更是如此。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把近代以来的“大众”[55]概念的流变大致分成三个：自近代到1928年启蒙时期提出的“民”的概念；从1928年到1980年的“工农”大众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消费”大众概念。与之相对应，“大众”概念的流变过程形成了三个转换节点：从晚清“臣民”到戊戌变法前后“国民”的转换；1928年前后由“民众”到“工农”大众的迁移；自20世纪80年代始的“工农”大众到“消费”大众的质变。且这三个时间段落可分别由启蒙、革命和消费等概念所表征。经过一个“去粗取精”的淘洗过程，“大众”概念史的研究主线便可由三个时间段、三个转换节点和三个关键词所统领。
首先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戊戌变法的尝试，一批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了建设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的历史重任。而此时的“大众”也是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臣民”的劣根性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理想群体。当然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来，知识分子关于现代性的探索经历了从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到文化的心路历程，而文化的现代性的实现又首先被看作要靠现代意义上的“民”去实现。基于此，我们把“大众”概念现代转型的时间点设定为1900年前后，这时充当启蒙者的精英知识分子又自诩为“民”的精神导师。
从1900年前后到192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社会与文化运动。此时以“革命”为行为指向的启蒙现代性话语占据了时代主流意识，辛亥革命的成功即为其标志。随后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启蒙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以“破旧立新”的言说方式，把“国民”话语继续向前推进。这时恰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工农”被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于是为五四所推崇的“民主”（Democracy）话语演化为一种“平民主义”言说语境。在这种语境中，“工农”被整合进1920年代的“大众”话语之中，使得“工农民众”取代了“国民”言说，成为时代的主流言述。这种包含新的“工农”群体的“民众”话语一直持续到1928年前后。同时，新的“工农”概念的生成也成为“国民”与“民众”话语转换的标志。此为本书的第一大块。这一块涉及两个概念：国民和民众，行文中大致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节点分成两个章节来论述。
1928年到1980年是以“革命”为言说中心的“工农大众”建构期，“工农”成为革命主体力量，知识分子与“工农”身份发生位移，他们以走进“工农”作为改造自身的目标，从精神导师开始退居话语言说的边缘。
从“民众”到“工农大众”的概念转换，大致可以1928年作为分水岭。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1925年的五卅惨案是“工农”革命的导火索，“工农”被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以“工农”为主体的“大众”成了革命的主力军和可依靠的坚实力量，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出现直接导致“民众”向“工农大众”概念的转换。其次是1928年《大众文艺》的创刊，从日本“引入”大众用语，虽然从日本旅行过来的这种“大众”用语还不具备“工农”内涵，但是为“工农大众”概念的生成准备了一个新的名词。再次是国际大众化运动，尤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在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为“工农大众”增添了阶级内涵——“普罗”；再加之当时的无产阶级左翼话语的酝酿，使得“工农大众”这一带有“阶级”色彩的话语言说在1920年代末逐渐清晰起来。最后是“工农大众”概念的出现，成仿吾1928年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较早提到“农工大众”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工农大众”。尽管1928年之前也偶有人使用“大众”一词，但由于使用的频率很小，且内涵与1930年代之后的概念差距较大，因此我们依然认为把1928年作为“工农大众”正式登场的时间节点比较合理。
以上这些就是本书第二大块要论说的主要内容。当然由于第二大块内容时间跨度较长，我们又依据自然和理论相结合的分期理路把这一块分成三个章节。可将1928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视为“工农”大众的建构时期，其言说主体仍以知识分子为主；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共和国建立，“兵”被第一次整合进“大众”之中，“工农兵”大众话语正式生成；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众”概念的语义场由“工农兵”向“群众”语义渐变，且“兵”的概念被渐渐整合出“大众”之外，此时代表“大众”语义场中的“群众”是一个与领导相对的词。
对以“革命”为中心的“工农大众”概念的论说，也将是本书行文的重点。从全书来看，“工农大众”可视为“总体语”——大众的“分述语”，但是在以“工农大众”为中心的第二部分，又分出“工农大众”、“工农兵大众”以及“人民群众”等次一级概念。为了研究方便，我们把“工农大众”作为这一时期的“总体语”，由此把这一“总体语”之下的三个“分述语”分别以三个章节论述之。
具体来说，可将从“工农大众”到“工农兵大众”的转换节点划定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兵”成为相对独立的概念进入话语言说之中，且“大众化”讨论由“化大众”走向“大众化”，知识分子由“化××”变为“被化为××”，话语言说的主体、客体与立场都发生了位移。由“工农兵大众”到“人民大众”/“人民群众”则是以1949年为时间节点，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进一步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当然这里还有个“兵”的问题，“兵”的在场不再与生死攸关的“救亡”任务相关，而是体现出对社会主义“果实”及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的一种维护性价值。“兵”为此也失去了作为独立概念存在的意义，被淡化到“人民”之中。
1978年之后，消费时代悄然来临，以消费为特质的“大众”出场。从形式上看，似乎“大众”又回到了“工农”时代，然而此“大众”已非彼“大众”，“工农”话语已不复存在。以经济为中心的“阶级”划分让位于“文化”的话语视角。“文化”开始作为社会结构分类的标准。至此，当代的“大众”概念日益向西方的“the Masses”和“Popular”倾斜，他们都是以“文化”作为言说的基础。
正如前所述，“大众”概念的变迁往往具有渐进性特征，并非在某个时间点发生了“突变”，而是以诸如1900年、1928年和1978年等时间点为界限的变化更为显著。因此出于研究的方便把近代至今的时间段分成三个时期，分别以六个章节进行论述。总体思路是：以概念转换为“点”，以“大众”概念史演进为“线”，以政治、文化语境为“面”，以“话语”为“黏合剂”把“点、线、面”统合起来进行研究。
[1] Leavis.，F.R.，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Cambridge：Minority Press，1930.
[2] Williams，Raymond，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New York：Anchor Books，1960.
[3]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话语与社会变迁》（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第53页。
[4] Williams，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 New York：Anchor Books，1960.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针对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大众”进行了反驳，提出“大众”只是被看的方式，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即文化）。
[5] 〔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第281～289页。
[6] 当然这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臣民”不能概括中国传统的“民”的形象。传统的“民”也很复杂，既有被压迫的失去主体性的“民”，也有“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主体性的“民”。因此，近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所言说的“臣民”是以偏概全式的建构起来的用以与“国民”相对应的概念，属于建构论意义上的话语形象。
[7] 方维规：《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评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原载《二十一世纪》2009年2月。
[8]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大众”的概念既指所有时期的“总体语”，又指某一时期的“分述语”。具体地说，本书题目中的“大众”是指整个20世纪的这一群体的“总体语”；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90年代之后的“大众”可以视为“总体语”的“分述语”。因此，如果没有特别指明，在各个历史时段出现的“大众”即视为“分述语”，而总括性的则为“总体语”，这需要读者在具体语境中稍加辨析。
[9] 本书研究是建立在“概念史”考察基础上的“话语史”研究，“话语”研究既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方法。20世纪“大众”话语的流变经历了“国民”“民众”“大众”“群众”等几个概念的演绎，这几个概念也可以看作整个20世纪中国“大众”概念的分支概念，而每个概念之下又分别有很多“子概念”存在。因此，为了能够清晰地展示概念之间的“层级”关系，我们引入了语言学中的“语义场”/“语义域”（semantic fields）概念或者说“语义场理论”（the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s）。最早提出“语义场”概念并进行理论研究的是1930年代前后的德国和瑞士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如伊普森（Ipsen）和特里尔（Trier）等。“语义场”理论不是将语言进行孤立研究，而是强调语言体系的统一性以及语境对意义表达的重要作用。文旭在《从语义场理论看语言的模糊性》一文中把“语义场”理论归纳了两点：A.一种语言中的某些词可以在一个共同概念的支配下组成一个语义场；B.属于同一个语义场的词，它们在语义上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95年第10期）。王凤英在《语义场理论和篇章研究》一文中这样对“语义场”进行描述，“表示同一个或同一类概念的词语的义位形成一个集合，即一个语义场。换句话说，语义场是具有某种共同或者相近语义的语言单位构成的一个集，即一个聚合或者一个组合”，不仅如此，一个“语义场”内部可能包含一组或多组具有同一语义或相近语义的词语，从而形成“层级结构”，“包含小的语义场在内的场通常称为母场，小的场称为子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9期）。郭聿楷在《语义学概论》中认为，“语义场被置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研究；语义场被认为不仅是语言体系中有共同特点的义位构成的聚合体，而且也是与语言中经常组合的词语相关联的义位构成的集合”（郭聿楷、何英玉主编《语义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第65页）。另外，与“大众”相关的概念还有“国家”“民主”“现代性”等，也即“大众语义场”的引入开辟了这样一种可能，也就是“不再以词典性术语来定义一个概念，而是以一系列典型的‘同义词’、‘反义词’和‘关联词’来定义一个概念，并由此形成一个统一的词汇群”（〔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引论），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页）。
[10] 〔英〕梅尔文·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张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页。
[11] “延异”是法国结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发明的一个新词，延异（Diffêrance），顾名思义，“延”，指的是延缓，“异”指差异，“延异”即由“差异”（difference）与“延缓”（different）两个词合成。它是产生差异的运动，是差异的起源。在德里达看来，本原总处于延异之中：它总是延迟着到场，在它内部已蕴含着区别、差异。德里达在《撒播》《哲学的边缘》等文本中对之都有相应的论述。
[12] 〔美〕B.斯韦曼：《后现代主义、德里达和延异》，王光荣译，《世界哲学》2000年第3期。
[13] 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知识分子”与“革命领袖”的身份表述，可视为两种不同“观念群体”。事实上，在“大众”讨论中，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与“革命领袖”都是小部分，大多数人的身份是二者兼而有之。
[14] 张一兵：《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15] The Foucaul Reader1926-1984.Foucault，Michel，Penguin，1991，p120.原话是：“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who is speaking？”
[16] 张一兵：《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17] 郭国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第4页。
[18] Quentin Skinner，“A Reply to my Critics”，in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Oxford，1988：293.
[19]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引论），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页。
[20] 〔德〕曼弗雷德·弗兰克：《论福柯的话语概念》，陈永国译，见汪民安等主编《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84页。
[21] 李静：《〈新青年〉杂志话语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序言。
[22] 〔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65页。
[23] 〔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81页。
[24] 〔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82页。
[25] 〔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81页。
[26] 〔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第82页。
[27]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引论），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0页。
[28] 马丁·万·吉尔德伦：《在剑桥和海德堡之间：思想史中的概念、语言和图像》，选自〔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353页。
[29] 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概念”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时间性和多重性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这也使得“概念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学术领域。而在德国，“概念史”研究甚至可追溯到黑格尔，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关注是因为这些概念“既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推进器（factor），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指示器（indicator）”，这当然与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层面有关。因为“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演化而演化，但是它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一个既定的结构。‘概念史’既聚焦于语言的‘历时性’层面，也聚焦于语言的‘共时性’层面，它不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点上，在一个特定的语义域内对‘核心概念’（core concepts）做‘共时性’分析，而且还对‘核心概念’做一种‘历时性’分析，这种‘历时性’分析将凸显出‘概念’的意义变迁”。到目前为止，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发展成两大学术流派：一是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关注概念与修辞的关系；二是以德国的历史学家考斯莱克为代表，他将概念的变迁与社会的变化集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中文版前言”和“引论”）。本书把“概念史”放在“话语”的视角进行观照，既关注“大众”概念与“修辞”的关系，即考察近代以来“大众”概念建构过程，以及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其主导性地位，同时也关注“大众”概念的流变与特定时代话语语境的关系。而就概念史本身而言，我们关注的是“词语的社会、政治史或曰社会、政治的词语史”（孙江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序》（第一辑），三联书店，2013，第7页）。
[30] 〔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导言），第8页。
[31] 高玉：《论“话语”及其“话语研究”的学术范式意义》，《学海》2006年第4期。
[32]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69页。
[33]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36页。
[34] 〔英〕麦基（Magee）编《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周穗明等译，三联书店，1987，第267页。
[35] 〔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周边集》（第二卷），李辉凡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360页。
[36]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94页。
[37] Koselleck，“‘Responce’ in Lehmann and Richter（eds.）”，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Occasional Paper，No.15（1996），p.65.
[38]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116页。
[39]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393页。
[40] 〔法〕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逢真译，见王潮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第291页。
[41] 金观涛等：《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2，第6页。
[42] 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31页。
[43]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第1～81页。在这本1934年出版的语言学著作的序言里，作者认为“大众”这个名词是古已有之，同时也是舶来品。根据历史时代可分为四大类：上古指农民被征发而当兵作工的一大堆子人；中古变成了聚在一起的和尚尼姑以及居士女居士们；近代的用法是众人，没有阶级宗教的限制，也不必聚在一起；现代“大众”相当于英文的“The Masses”，是翻译西洋的“舶来品”。
[44]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第281～289页。威廉斯认为在许多保守的思想里，“Masses”是一个轻蔑词，但是在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里，它却是个具有正面意涵的词；而“Popular”在现代的主要意涵是“受欢迎的”“受喜爱的”。
[45] 关于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划分：（1）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5页。（2）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5页。前后两次给“人民大众”的命名基本相同，但是其内涵也有些许差异。
[46] Julie Peteet，“Words as Interventions：Naming in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Third World Quaterly，Vol.26，No.1，p.156.
[47]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本雅明文选》，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77页。
[48]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92～193页。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并且有三种形式：精神和身体的形式、文化商品的形式和体制的形式等。
[49]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77页。
[50]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81页。
[51] 范玉刚：《“大众”概念的流动性与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
[52]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83页。
[53] 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撰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
[54] 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撰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
[55] 这种带有总括性的用语一般意指“大众”概念的“总体语”，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