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变量定义与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赋值

在既有研究中，学者常用理想子女数、期望子女数、生育意向、生育计划等指标，理想子女数反映的是生育观念，期望子女数是一种理性需求，生育意向才是真正的生育意愿，生育计划更接近实际生育行为^[21]。研究表明，计划生育子女数会低于理想子女数，而随着“二孩”政策放开，愿意生育子女数和理想子女数会基本趋同^[22]，生育意愿具有长期的测算意义。根据茅倬彦、罗昊对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跟踪研究，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的育龄妇女占比39.91%，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的育龄妇女占比60.09%，生育意愿更接近生育行为，具有重要研究意义^[23]。因此，本文以二孩生育意愿作为指标，以是否愿意生育二孩的回答表示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育意愿，并将愿意赋值为1，不愿意赋值为0。

本文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和社会保障特征四个层面讨论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意愿的因素。

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本文将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业转移人口定义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赋值为1，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业转移人口定义为初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赋值为0；将初中及以下学历表示低等学历，高中、中专学历表示中等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表示高等学历。

家庭特征包括一孩性别、一孩年龄、住房和家庭总收入。本文将一孩男性赋值为1，一孩女性赋值为0；根据住房产权性质，将自主购买住房赋值为1，表示自有住房，将政府和单位提供住房、租住房等赋值为0，表示无自有住房；家庭收入使用过去一年的家庭总收入。

就业特征包括就业区域、流动范围、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以流入地划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区域，将就业区域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24]，流动范围则包括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借鉴陈浩等^[25]对进城农业转移人口职业分层研究的基础上，将职业类型划分为中高端职业和低端职业^[26]，分别赋值为1和0；将单位性质区分为公有制性质和非公有制性质单位，将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等赋值为1，表示公有制性质单位，将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赋值为0，表示非公有制性质单位。

社会保障特征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如参保，赋值为1，未参保，则赋值为0。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1可知，有留居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不高，生育意愿只有34%，有返乡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也只有35%。根据调查，在有留居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中：男性占58%，平均年龄35.19岁，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占59%，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小学及以下学历占60%；家庭平均收入为9.4万元，但差距较大，最低者只有0.12万元，最高者有600万元；一孩男性的占62%，一孩平均年龄为9.54岁；跨省流动占43%，省内跨市流动占37%，市内跨县流动占20%；受收入、政策等因素限制，拥有自有住房的只有13%，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的只有0.66%，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保障极不充分；从事中高端职业的有15%，就职于公有制性质单位的只有13%，受外部环境、自身条件等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多从业和就职于低端职业和非公有制性质单位，就业保障较为缺乏；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比60%，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比72%，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比例却只有23%，总体来看，社会保障程度不高。

在有返乡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中：男性占57%，平均年龄35.69岁，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占55%，受教育程度比意愿留居的农业转移人口低，小学及以下学历占73%；家庭平均收入为8.02万元，也低于意愿留居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收入差距较小，最低者有0.84万元，最高者有108万元；一孩男性的占66%，一孩平均年龄为10.75岁；跨省流动占65%，省内跨市流动占24%，市内跨县流动占11%；拥有自有住房的只有3%，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的只有0.1%；从事中高端职业的有6%，就职于公有制性质单位的只有4%；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比57%，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84%，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比例只有1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分析

通过相关性检验，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相关关系，解释变量不存在显著多重共线性，将全部解释变量放入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在意愿留居农业转移人口中，高等学历、参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省内跨市流动、单位性质对其二孩生育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在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中，中等学历、高等学历、城镇职工医保、单位性质、跨省流动、省内跨市等都不具有显著影响。过多无关变量的引入可能会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为保障结果的稳健性，通过向后逐步回归法进行变量筛选，再利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并令Logit模型汇报概率比。为进一步保障结论的稳健性，再使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研究发现，Probit模型和向后逐步回归法所估计结果的符号方向和显著性一致，这说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2 全部解释变量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3可知，在个人特征层面，性别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生育意愿，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低是不想再次经历生养的辛苦。在育龄期内，年龄每增加一岁，生育意愿会下降7.9%，年龄越大，精力体力会下降越快，年龄增大会弱化二孩生育的预期。代际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在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中，只有27%的人认为养育子女太费心而不愿意生育，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往往具有更为良好的身体及精神状态，也有更为健朗的长辈帮助照料子女，而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中等学历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表明，中等受教育程度的意愿留居人群拥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受教育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可能存在倒“U”形关系，高等学历群体具有现代生育观念，更加追求生活质量，其二孩生育意愿相对较低，而低等学历群体多为初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收入较低，生活压力较大，其二孩生育意愿也相对较低。

表3 PROBIT模型和利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意愿居留）

在家庭特征层面，一孩性别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一孩是女孩的家庭再生育意愿强烈，不愿意再生育群体选择“一个孩子好”的只有19%，这表明，传统“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思想仍根深蒂固。2016年，出生人口男孩女孩性别比为115∶100，“二孩”政策放开可能加剧这种不平衡。一孩年龄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一孩年龄每增加一岁，育龄群体二孩生育意愿下降7.1%，此外，不愿意再生育群体选择“一孩不愿意”的只有4%，这说明，对父母生育二孩，一孩基本上是接受的，育龄群体生育意愿降低主要是年龄增大的影响。自主购房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自主购房需要较多资金，导致育龄群体经济负担过重而不愿意生育，租住房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负担，具备一定的收入效应，租住房屋的农业转移人口反而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在不愿意生育的群体中，有76%的受访者选择“经济负担过重”而不生育，也说明了这一点。家庭收入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家庭收入每提高1万元，育龄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会提高24.2%，这表明，尽管收入越高，抚育孩子的投入会越多，但中国“多子多福”观念盛行，只要收入约束软化，就可能有更强生育意愿。

在社会保障层面，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比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分别高出28%和46.6%。这表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收入效应显著高于其替代效应。而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意愿留居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意味着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收入效应大致等同于其替代效应，可能是由于频繁的职业转换和城市转换，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保接续和收益领取面临障碍，致使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收入效应不明显。

在就业特征层面，东部地区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较高，相比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更高，其二孩生育意愿也较高，但由于东部地区生活压力较大，其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中部地区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相比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意愿较低，西部地区经济最不发达，农业转移人口倾向于生育更多子女带来更多劳动力，从而导致“越穷越生”。跨省流动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相比较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其对生育意愿有较强抑制作用。一般而言，由于省际政策差异，农业转移人口跨省流动可能会产生子女落户、就学等难题，也会产生社会保障参保和投保受益享有的接续难题，还会产生社会融合不足等问题，从而降低其二孩生育意愿。职业类型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从事中高端职业的农业转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比从事低端职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意愿高29.3%，中高端职业不仅代表更高工资收入，也意味着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女性不会因为生育二孩而失去工作，合理的工作安排也使其有足够精力照管孩子，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其二孩生育意愿。

参照对意愿留居农业转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处理方法，对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使用相同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Probit模型和利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意愿返乡）

在表4中，性别、年龄、代际、一孩性别、一孩年龄、自主购房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分别在1%、1%、5%、1%、1%、10%、5%和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说明，这些变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是普遍的，不会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是意愿留居城市还是意愿返乡而改变。

然而，一些显著影响意愿留居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意愿的因素并没有显著影响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育意愿，意愿留居和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育意愿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东部地区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与对意愿留居农业转移人口的估计结果不同，东部地区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由一定的促进作用转变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纵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由于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相比于意愿留居农业转移人口在学历、能力等方面相对较弱，家庭收入相对较低，难以负担生育二孩的各项费用，其生育意愿也相对较低。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类型和就业单位性质对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对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其收入总体上相对较低，大多从事低端职业，并大都在非公有制性质单位就业，就业并不稳定，如果返乡，土地还具有一定的收入保障和社会保障功能，其生存压力较小，与意愿留居农业转移人口相比，会具有较高的生育意愿。囿于城市生活压力和就业限制等，意愿留居农业转移人口更需考虑生育子女的收益、成本及其对家庭福利的效应，因而，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类型和就业单位性质对其二孩生育意愿会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不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对意愿留居返乡农业人口的影响不同，可能是因为对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收入效应并不能显著高于其替代效应，或者是，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收入效应并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