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除宏观层面的生育政策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外，微观层面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和社会保障特征等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也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微观层面因素对意愿留居和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的作用路径和机制不同，意愿留居和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既受相同因素如性别、年龄、一孩性别、一孩年龄等的影响，也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对意愿留居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育意愿更强，受教育程度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倒“U”形关系，家庭收入提高、从事中高端职业、省内流动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能显著提升其二孩生育意愿。但对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和职业类型对二孩生育意愿的效应不再显著，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的二孩生育决策更多会考虑自身年龄、一孩性别等因素。

农业转移人口在长期城市生活中会逐步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凭借自身能力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的留居群体，另一类是无法立足城市而返回农村的返乡群体。对新型城镇化而言，促进意愿留居农业转移人口的留居意愿转化为留居行为，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846万人，二孩及以上占比超过45%，2017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758万人，较2016年减少了88万人，二孩占比超过50%，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政策放开只能提高一部分生育意愿，还需要更多尤其是微观方面的配套措施。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转变传统观念。政府应积极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改善女性弱势地位的现象，优化男女性别比例，改变男女性别失衡状况。第二，愿意留居的农业转移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低还是由于其收入较低、就业不稳定、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不足，而不是其真的不想生、不愿生，因此，政府应千方百计增加农业转移人口收入，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培训和再教育，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层次，提高其就业稳定性，加强就业规范及保障监察，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合同签订、就业安全和工资支付等。第三，完善社保体系，尤其是针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跨区接续问题，应简化程序，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参加社会保障的跨区接续成本。第四，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权益，政府应积极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公租房、廉租房，加强对住房租赁市场的管理，政府还应通过金融机构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购房信贷优惠，降低其住房支出成本，进而提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并促进其意愿转变为实际行动，以便形成“新人口红利”，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第五，优化户籍管理，建立全国统一的户籍管理平台，降低对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落户要求并保障其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此外，政府应针对意愿留居和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育意愿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的差异，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制定针对性、适用性的促进二孩生育的政策措施。

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无法动态捕捉政策调整的影响。生育意愿只是观念上的意愿，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意愿接近于生育行为，但其是否能真正转化为生育行为无法观测，生育行为直接影响生育率，关系到未来人口增长及其结构，但由于无法追踪观察，便无法分析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