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划分为行为意义上的市民化意愿（长期居住意愿）和制度意义上的市民化意愿（落户意愿），虽然行为意义上的市民化在中国高速增长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制度意义上的市民化，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成户籍转换。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并不强烈，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受到阻滞。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特征会影响其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农业转移人口与家庭成员一起流动以及在城市居住的时间越长，其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越强，而跨省流动则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此外，农业转移人口流入的城市等级越高，其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越强。获取较高收入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流向城市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限制，又因为城市生活成本高企，而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总体较低，就业流动性大，这些都不足以支撑其在城市落户，进而延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市化进程。政府服务也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政府提供住房保障能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政府提供就业信息能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却对落户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能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根本原因还是收入和就业稳定性，政府提供就业信息无法使其持续获得高收入和就业稳定性。农业转移人口在中高端岗位就业对其长期居住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其落户没有显著影响，中高端岗位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往往具有更高的专业技能和人力资本，其更可能期望“最终逃离”低等级城市，而落户到高等级城市。由于养老保险的异地领取以及医疗保险的异地报销程序烦琐，困难较多，缴纳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基本医疗保险都显著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社会保险政策往往存在省际差别，社会保险在省际的转移接续仍存在较大困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政策体系亟待完善。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收入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最根本因素，要更多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技能“短板”，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技能培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千方百计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尤其是要努力提升新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助推新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尽快、尽早落户城市。

第二，省内的中心与副中心城市是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重要基地，应充分发挥政府在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引导作用，着力打造中心、副中心城市，缩短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地与户籍地的距离，加快推进就近城市化进程。政府应时刻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特征及其演变，提供精准、精细的服务，尤其要高度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随迁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成员与城市人口共享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降低其融入城市的成本。

第三，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应当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充足的资金和制度保障，公共财政向农业转移人口倾斜，并逐步解决政府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政府应强化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保障、住房保障，尽快消除城乡在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福利的户籍差异，应尽快构建全国统一、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险政策体系，尤其是要尽快解决跨省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的接续问题。

第四，要彻底扭转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城市偏向和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并根据城市容量和需求主动吸引具有市民化意愿和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使城市落户指标与愿意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数量相匹配，以及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和城市吸纳能力相匹配，尤其是要吸引并留住那些有较高职业技能和人力资本的农业转移人口，使他们成为城市发展的“新人口红利”。

第五，应统筹城乡发展，以乡村振兴助力城市化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巨大变革，农村具有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创业越来越多，形成了分化，在某种程度上对城市发展起到“筛选器”作用，那些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强的农业转移人口会自动被“筛选”出来留居城市、落户城市和融入城市，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