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国主义的悄然复兴
6月的这一天，天气热得反常。柏林大街上行进着 一列列德国士兵和飞行员，他们的穿着显然不适合这场3小时的游行。在刚刚结束的战斗中，他们穿着热带卡其布军装，佩戴西班牙勋章，那当然是为了掩饰真实身份。然而穿着它从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胜利归来恐怕不大合适，因此政府临时用厚厚的棕色羊毛呢给他们赶做了制服。此刻，英雄们9人一排，一列列地走在宽阔的林登大道上。他们浑身出汗，又奇痒难忍，难免在心里咒骂几句。然而，这点不适算不了什么。游行队伍经过检阅台时，队伍中依然涌动着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激情。他们高呼：“我们的敌人是红色政权，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当每一排经过检阅台时，一声令下，全排的人头都刷地右转，向两位身着军服的人致敬。其中一位是他们的长官沃弗兰姆·冯·里希特霍芬上校，一战的传奇人物“红色伯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的表兄，旁边是另一位一战老兵，昔日的下士阿道夫·希特勒。
1939年6月6日，天气炎热，元首和成千上万的柏林市民一道欢迎纳粹德国第一批从战场归来的战士——鼎鼎大名的“秃鹰军团”。这些飞行员、机械师、炮手、坦克兵，总共14000人，他们帮助佛朗西斯科·佛朗哥的民族主义阵线打赢了西班牙内战。
然而，这场游行的意义要比战胜西班牙共和政府和他们的共产党联盟重大得多。因为这场游行更是为了庆祝德国重新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20年前，战败的德国军队士气低落，被苛刻的和平条约削弱得七零八落。如今，经过3年西班牙战场的考验，帝国重建的战争机器已经准备就绪。两个多月后，希特勒对邻国波兰动武，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德国像不死鸟一样从一战灰烬中的复兴震惊了世界，这验证了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说过的德国“具有铸犁为剑的非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检阅台上那个人的疯狂意志和偏执观念促成了这场复兴。但希特勒的贡献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早在他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上台之前，德国就开始了重整军备的进程。
西班牙战场上那些行之有效的枪炮、坦克、飞机和战术指挥，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重整军备计划。计划的倡导者不是激进分子，而是老派的爱国人士，他们得到了各届民选的自由政府的财力支持。这些政府首脑无视重整军备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德国应履行的条约义务。
德国军事力量的复兴者们不得不克服政局不稳、经济混乱等国内问题，但他们面对的最大障碍是标志一战正式结束的凡尔赛和约中解除武装的条款。胜利的协约国企图通过条约彻头彻尾地惩罚德国，把它削弱为一个二流国家。它们提出了巨额的赔款要求和其他制裁条款，同时还夺走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迫使它割让本国领土给法国、比利时和波兰。然而这项多达440条、长约75000字和约的最重要部分还是关于解除武装。
和约的制定者企图永远削弱德国可怕的军事力量。他们摧毁或拆除德国的大部分武器和武器生产设施；尤其禁止德国拥有战争中出现的4种新武器——飞机、坦克、潜水艇和毒气——并有步骤地削弱它的武装部队。例如，和约规定德国必须上交或拆毁其拥有的14000架军用飞机；海军减少到只具有象征意义不足15000人的规模，其装备是36艘战前的战列舰、轻型巡洋舰、驱逐舰和鱼雷艇。此外，大部分商船也作为赔款被没收。
然而，最严厉的打击落在了具有深厚的普鲁士军事传统的骄傲的旧陆军身上。战前德国陆军人数达200万，至1920年初——期限后来延长一年——陆军规模骤然降至10万。入伍必须自愿；普遍兵役制被废除。同时，为了防止德国拥有受过训练的后备军，军人的服役期特别长（军官25年，其他人12年）。自吹自擂的总参谋部被永远解散。为防止年轻人滋生军国主义思想，德国取缔了军事院校。条约还规定，禁止使用坦克、重炮和毒气，只有在控制骚乱时，警方才能动用装甲车。对机关枪、步枪等轻武器和弹药量的限制也规定得细致入微。
协约国军备控制委员会监督德国对条约的执行。委员会的监察小组分管工业和各军种——陆军和海军的执行情况。监察员由起草和约的英、法、意、比、日5国军人组成。（以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凡尔赛和会，但和约在参议院未获通过，因此监察委员会没有美国人。“这不是和平条约，”美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富有远见地说。“里面至少孕育了11场战争。”）
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在1919年5月7日公布了，其苛刻程度震惊了德国人民。他们义愤填膺，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首先，许多德国人拒绝为发动战争承担集体罪恶感；他们认为是法、俄的政策引发了战争。而且，他们曾希望战争后期剧烈的政治变革——废除德皇威廉二世独裁统治，实行议会民主制——会缓和条约的制裁程度。德国市民冲上街头抗议，指责凡尔赛出笼的东西是“暴力条约”。海军军官愤怒得凿沉大部分舰只，不让协约国根据条约把它们没收。
德国社会党总统弗雷德里希·埃伯特指出和约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但他的政府别无选择。协约国的海上封锁使国家物资日渐枯竭，如果拒签，德国将面临驻扎在莱茵河边英法美重兵的入侵。在协约国规定的最后期限来临前19分钟，德国政府屈服了。1919年6月28日，德国正式签订了它痛恨的和约。
政府的退让使军内外右翼民族主义者狂热地坚信民间流行的一种说法：德军不是在战场中战败的，而是背后中了推翻皇室、批准条约的革命政府的暗箭。哪个政客或政府同和约一沾边就遗臭万年。这种观点影响至深，最终导致了一场军事政变。1920年3月，反动分子沃尔特·冯·路特维茨将军率部在柏林成立政府，让一个在纽约出生、不起眼的文官，前农业部官员沃尔夫冈·卡普担任总理。其他将军迟疑不决，不愿站在自己部队士兵的对立面，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罢工不到5天就把这些暴发户扫出政坛。
凡尔赛和约改变了德国的版图，上图显示的是1922年的地图。德国在1871年夺取的阿尔萨斯-洛林回到了法国的统治之下，东部一片相当大的地区还给了波兰，石勒苏益格州的一部分割让给丹麦。其他一些先前由德国控制的地区或者被协约国部队临时占领，或者由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委托管理。协约国军队一旦撤出莱茵兰，该地区将保持非军事状态，也就是说，德国人被禁止在此修筑工事或驻扎部队。
誓不投降的舰队
结束一战的停战协议签订10天后，1918年11月21日， 370艘英国舰船押送德国公海舰队横穿北海。德国舰队在苏格兰的斯卡铂湾被扣押了7个月，直到凡尔赛和约出台。和约宣布，德国舰船——总共大约70艘 ——将由协约国海军瓜分。
对于被扣留在斯卡铂湾的德国最高军事长官路德维格·冯·路特海军中将而言，把舰队拱手让给先前的敌国是无法忍受的。不这样做又无计可施。然而，1919年7月，英方把他的大部分属下遣送回国。他看出留下的少数官兵可以快速弃船而逃，便抓住机会，做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6月17日，他向各舰长下达秘密命令，要求他们准备沉船逃跑，船员们一切就绪，随时打开通海阀。
6月21日，他下达命令：“沉船！”几分钟后，船只开始沉没。英国人大吃一惊，在斯卡铂湾乱作一团，企图抢救一些掳来的舰船。他们救出了23艘，包括本图左侧所示的G102号驱逐舰，它的一侧被拖船的绳索拉住，但其余三分之二的德国舰船均沉入海底。
要求重新武装的愿望愈加强烈了，受其影响的不仅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约把武装部队削弱到几乎无法维持国内安全的地步，当然也就更无力保卫德国身处欧洲四处虎视眈眈的边境。许多德国领导人出于纯粹的爱国主义和对外军入侵的担忧，一些人受利益驱动或国际影响。无论持什么动机，形形色色的职业军官、政客和大工业家聚合在争取军事自由的伟大事业前。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准备违反凡尔赛和约。
汉斯·冯·西克特少将下面这段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任何和平条约、任何敌人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是：坚强的信念。当命运再次召唤德国人民武装起来时——这一天终将到来——它将看到勇士而非懦夫紧紧握住忠诚的武器。只要有钢铁般的双手和意志，使用什么武器都无所谓。”
西克特写下上述铿锵之语后不到一年，便接受一项棘手的任务，铸造那些“钢铁般的双手和意志”。1920年6月，卡普政变发生3个月后，他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统率10万新陆军。他的部队就是著名的国防军，尽管“国防军”这个字在德文中不仅包括陆军，还包括海军，但海军有自己的领导。
汉斯·冯·西克特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第11军团参谋长。他打仗时谋略过人，战后又深谋远虑，冲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重新武装德国陆军，令协约国叫苦不迭。
54岁的西克特正直壮年，是现代普鲁士将军的典范。他身材瘦削笔挺，左眼夹一只单片眼镜，无论是个人背景还是外貌都体现了经典的德国军事传统。他父亲是一名将军。1885年，他加入父亲所在的亚历山大皇帝卫兵团，效力于旧帝国陆军。一战时，作为总参谋部军官，在1915年组织德军在东线的格利斯突破俄军防线，战功卓著，因此获得最高军事奖章Pour de Merite （“普鲁士勋章”,1740年奖章设立时，普鲁士的宫廷语言是法语）。
西克特平时沉默不语，难以捉摸，偶然开口，则出言简洁，语调讥讽，因而有“斯芬克司”之称。但这个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普鲁士人不只具备他所称的“默默无闻为军队献身的传统精神”。战争后期，他处理了一系列棘手问题，给灰心丧气的盟友奥匈帝国和土耳其打气，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富有耐心、狡诈机智以及杰出的外交才能。他还是凡尔赛谈判中的德国代表团成员。他博览群书，阅历丰富，能讲德、法、英三种语言，谈论音乐、艺术就和谈论军事战术一样驾轻就熟。英国驻德大使达伯农爵士评价西克特“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宽广；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
正如西克特后来所记述的，就任新职后他便着手“减轻凡尔赛和约的流毒”。他不但要克服条约规定的种种限制，还要安抚因政府批准条约激起的分裂思想和愤怒情绪。100年前，德国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形容旧军官团“类似一种行会组织，有自己的法律、条令和规矩”，只效忠德皇。如今皇帝的政府首脑地位被一名马鞍匠和饭馆老板出身的社会党人取代，军官们必须树立一种新的忠诚感，不一定忠于共和国或其他流水政府，但一定要忠于西克特心目中具有神秘意义的帝国或民族，他称之为“德国国家和民族永恒的支柱”。
同时，还需把残留在国防军内的“自由团”余部训练成正规军。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混乱时期，军官们自行其是，从人数众多的老兵和年轻热切的右翼志愿者中招募人手，组建“自由团”志愿军。这些队伍和其他部队在政府的认可下组成了过渡时期的临时国防军，直到凡尔赛和约出台，重新规划了国防军。尽管在维持社会秩序，保卫东部边境方面，“自由团”不可或缺，但它们反复无常，容易参与叛乱，比如卡普政变。
1925年，西克特将军用望远镜视察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学员，这所学校是他亲手创办的。将军举止文雅，人所共知，但他也是一个好战的人，曾宣称“战争是人类成就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西克特坚持主张国防军必须超然政治之外。他禁止军人加入政党，禁止政治意向鲜明的报纸在军营发行，甚至中止宪法赋予现役军人在议会选举中的投票权。或许因为西克特本身拥护君主制，毫不掩饰他对议会政府的不信任，所以他经常被指责残酷镇压左翼政党。不管个人的政治倾向如何，对极左极右分子他都予以压制。比如，他果断地开除一名卷入右翼议会团体事务的将军，另一位将军和低级军官因支持新生的纳粹党而遭到同样惩罚。
西克特从上任伊始就想方设法规避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他让军队办公室行使总参谋部的职能，给它的各种机构冠以虚名，巧妙地保留了总参谋部。比如，参谋部情报局在统计局和福利办公室的名义下展开工作。和约要求取消军事院校，西克特便在军队中开设一项“特别训练课程”，起到军事院校的作用。
和约把军官人数限制到4000名。为了扩大军官团，西克特把管理人员秘密安插在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文职职位上，还增加人手填充子虚乌有的职位。西克特还保留一支非法武装，以防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袭击德国东部边境。这支6万人的部队由前“自由团”成员和其他从临时国防军分化而来的非正规军组成，随便掩饰成平民劳工，由陆军训练和供给。他们就是“黑色国防军”，后来被卷入反政府叛乱，只能解散。
此外，西克特默许建立一支大大超出凡尔赛和约数量限制的国家警察武装，作为陆军的后备军。久经沙场的军官穿上警服，给数以千计的入伍者施加军事训练。仅普鲁士警察就有85000人，他们许多人像步兵一样装备有步枪、机关枪，甚至装甲车。二战中，德国警察中受过特殊训练的一些人将指挥陆军师和集团军。
西克特认为国防军的有限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倒不失为有利之处。这样，他比组建一支大部队更加精挑细选。每个空位平均有7个候选人，入选的都符合最严格的身体素质标准。他们的报酬非常高——是法国军队的7倍。代表旧帝国陆军的残酷非人的惩罚手段被禁止，军官待士兵比较好。
然而同旧陆军一样，西克特的大多数军官出身贵族或保有深厚军事传统的中上层家庭。至1925年，国防军一半将军具有贵族血统。生性保守的德国军官设置种种障碍，使犹太人、社会党人、共产党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包括极力倡导民主的人士——难以入伍或得到提升。
但西克特明确规定，加入国防军后，功绩是提升的主要标准。例如，挑选军官到新的总参谋部即军队办公室受训就依据考试成绩。完成3年训练任务的军官可以穿上令人羡慕的红色裤纹，成为总参谋部的一员。他们是国防军的精英，也是将来扩充陆军的核心力量。
西克特认为，规模小素质高的陆军应该采取机动战略。他在1921年写道：“据我看，未来的战争在于调动人数少但素质甚高的机动部队，若配以飞机，则作战效果更高。”他对速度和机动性的重视是德国闪电战的萌芽，也反映了一战中西克特在较机动的东部战线的经历。
但西克特的战术观和他的战略有点矛盾。他非常保守，怀疑坦克能否取代马匹。一名部下曾轻率地暗示国防军骑兵应丢掉他们的长矛，西克特把他训斥一顿。他拒绝用摩托化部队代替自行车。总之，和约对兵工厂的限制使西克特无法实地检验摩托化战争的原则，因为野战训练和演习只能用夹板坦克和木头炮管的大炮。
扛着旧帝国陆军的军旗，继承了老传统，西克特将军的国防军正步走过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右二），他在一战大部分时间里担任德军总司令。
在强调机动性的同时，西克特把国防军建成日后大规模扩军备战的骨干力量。他创造性地提出“领导者的队伍”，意在表明每个成员都有一声令下即可担任更高职位，肩负更大职责的能力。因此，在战时的军事动员中，少校和上校可以升为将军，得力的军士可以升为中尉。和约没有限制军士数量，多达4万的军士和下士——将近每两个士兵中有一个——准备加入军官行列。
西克特扩大陆军的计划也表现在他保留军团传统的政策上。少于300人的步兵连继承旧帝国陆军3000人军团的名字、荣誉和旗帜。这不仅鼓舞士气，还为将来把陆军扩大10倍提供一个可行的蓝图。
终于在1923年，尚在摇篮中的魏玛共和国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国防军和它的领袖显示了他们日益强大的权力和独立性。魏玛共和国得名于它的宪法起草地——魏玛古城。1923年是个多事之秋。1月，法国因为赔款纠纷占领了产煤重地鲁尔。这导致了德国严重的通货膨胀——买一条面包需要一手推车的德国马克。9月，右翼分裂分子阴谋夺取南部大州巴伐利亚，左翼分子制造骚乱，动摇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统治。埃伯特总统召集西克特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焦急地询问：“陆军会和我们站在一起吗，将军？”西克特洋洋得意，用带着一丝普鲁士傲慢的语气回答：“总统阁下，陆军将和我站在一起。”
1923年11月，一队国防军援军进驻德累斯顿，镇压那里共产党领导的一次起义。国防军受到当地市民的欢迎，图中，一个姑娘骑车为部队领路。
之后不久，埃伯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给予西克特近乎独裁者的权力。接下来的6个月里，这位将军实际上操纵了政府。他的军队镇压极左极右分子的叛乱，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一个啤酒馆发动的暴动。
西克特一方面把国防军建成德国最强大的组织——他称之为“国中之国”，另一方面对外交政策施加深刻影响。他大权独揽，虽然把共产党视为国内最严重的威胁，却大胆设想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苏联结盟。他认为两国都对波兰很反感。红军在1920年夏曾向波兰首都进军，被打了回去。西克特在一封私人信件里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意思：“波兰的存在与德意志的生存水火不相容，难以容忍。”
苏联还有其他地方让西克特动心。苏联不是凡尔赛和约的缔约国，没有义务执行和约规定。同时，俄罗斯疆域辽阔，远离协约国的监视，是发展被禁武器和训练国防军的理想场所。从苏联方面来讲，他们有可能接受结盟的倡议。尤其是红军在华沙被波军击退后，苏联重新武装军队需要技术和经济援助。
在德国外交部的协助下，西克特于1920年初开始秘密谈判。他有几个中间联络人，包括著名的土耳其冒险家，当过国防大臣的恩弗·帕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西克特被土耳其借走，担任土军总参谋长，同帕萨成为朋友。1918年，土耳其帝国崩溃，西克特帮助帕萨来到德国，继而又去了莫斯科。
利帕特斯克附近的机场上，德国飞行员和空勤人员受训者站在一架Do式轰炸机样机的螺旋桨下。这个飞机场是德国的飞机试验基地，也是培养未来的纳粹德国空军领袖的学校。
1922年，德苏两国通过谈判签订了《拉巴洛条约》，两个不可能成为伙伴的国家重新建立了商业和外交关系。这个条约为达成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瓜分波兰的协议奠定了第一步。
同时，西克特在参谋总部设立一个分支机构——俄罗斯特别小组，同俄军打交道。经过谈判，德国建立了两所秘密学校——利帕特斯克空军基地和卡赞附近的坦克训练中心，用以训练国防军战士。1925年，身穿便服的德国士兵在那里秘密学习驾驶飞机和坦克。国防军的高层军官则以德国共产党工人代表团成员的名义来视察训练中心，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是拥护君主制的贵族。
俄罗斯特别小组还涉足商业领域。在政府资助下，他们成立了一家私营贸易公司GEFU，给它起了一个与军火毫不相干的名字——工业企业促进公司。在德国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工业企业促进公司创建经营了一系列工厂，规避凡尔赛和约：位于萨马拉省的一个工厂生产毒气；莫斯科附近费利的一个工厂生产军用飞机和汽车；图拉的工厂生产炮弹。这些工厂的产品由国防军和俄军分享，但仅有30万枚重型炮弹运抵德国。
德俄两国飞行员和工程师（右）在莫斯科附近费利的容克工厂外合影。容克工厂生产战斗机和教练机。下图所示的Ju A-20装备了滑橇，以适应冰雪覆盖的简易机场。
西克特明白，建厂只是权宜之计。为他设想中扩编的陆军提供充足的武器和弹药，必须同德国国内的工业家“达成协议”。1924年，西克特私下成立武装力量办公室，旨在和工业界建立联系，并制定详细计划，将来把陆军扩充到63个师。西克特要的不是能生产大量转眼便遭淘汰的武器，他重视研究开发。他希望当全面重整军备的时机成熟时，新一代先进武器的设计图和模型也已经完成，只等投入大批量生产。
工业界对国防军的提议既赞同又持有顾虑。绝大多数工业家不在乎暗中和军方合作会违反凡尔赛和约，但许多人抱怨他们承担不起秘密研究开发的费用。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位德国工业巨头大力支持西克特的计划。此人就是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克虏伯家族的主人，赫赫有名的钢铁大王和军火商。早在1922年1月，克虏伯同西克特和海军司令保罗·本克元帅私下会晤时就达成了一致。克虏伯后来写道，他们一致同意“规避并继而打破凡尔赛和约中束缚德国军事自由的条款”。
克虏伯和西克特这两个密谋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和西克特一样，克虏伯也拥护君主制，厌恶共和国；实际上，他一直和被废黜的德皇威廉二世保持联系，德皇每年过生日，克虏伯都写信祝贺。克虏伯和西克特一样具有精明、善于算计的头脑。然而，同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将军相比，克虏伯的相貌和举止看起来像个喜剧人物。他身材矮小——比他妻子矮一头——额头浑圆、嘴形线条刻板。他的行动非常迅速但又生硬，一位美国作家曾说，克虏伯的一举一动似乎是在刻意模仿普鲁士的那种僵硬呆板。
这张照片是1919年从空中拍摄的，展示了埃森市规模浩大的克虏伯工厂群。克虏伯工厂位于德国工业区鲁尔的中心地带，停战协定签订后一个月之内，这个武器制造中心的105000名工人便有一半无事可做。
克虏伯推崇秩序和效率。在这个以守时为荣的民族，克虏伯是个守时模范。他始终如一地遵守精确的作息制度，并且要求别人也这么做。每星期他腾出1小时陪8个孩子玩耍，不多不少整整60分钟。而他却在这段时间里查看列车时刻表有没有错误，发现了一个，就打电话大声斥责铁路部门。
然而，这个爱挑剔的小个子并不是克虏伯家族的子嗣，而是凭婚姻赢得了克虏伯这个显赫的姓氏。他的妻子伯莎是生性古怪的“加农炮之王”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孙女。1861年，他开始在埃森为普鲁士军队建造大炮。阿尔弗雷德的大炮精度高、射程远、威力大，为10年后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克虏伯王朝因此繁荣起来。阿尔弗雷德盖了一座城堡，取名“山间别墅”，有300间房间。整个城堡用玻璃、钢铁和石头建造，没用一根木头。尽管克虏伯家族的全部产业都建筑在熔造炉上，但他还是很怕火。1887年，阿尔弗雷德死后，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继承了家产，此人性情更古怪。1902年，当意大利和德国的报纸报道了他和男童有同性恋行为，他就自杀了。
悲剧为古斯塔夫登台敞开了大门。弗雷德里克把家族产业留给了大女儿伯莎。那时让一个女人掌管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是不可思议的。伯莎需要一个丈夫，媒人便是德皇威廉二世。他是克虏伯家密友，“山间别墅”常年为他预备房间。在众多候选人中，皇帝看中了古斯塔夫·冯·波伦-哈尔巴赫。古斯塔夫是个职位不高的外交官，威斯特伐利亚家族后代，具有美国血统。他的外祖父是美国陆军上校，参加过南北战争；他父亲家早年从普鲁士移民宾夕法尼亚，靠投资在斯格兰顿煤矿的股票发了财，回德国后，得到封号，在姓氏中加入了代表贵族地位的“冯”。
1906年，在皇帝的主持下，古斯塔夫和伯莎举行了婚礼。后来，为了让克虏伯王朝的名字世代相传，皇帝特许新郎在他已经很长的名字中加入“克虏伯”，把这个姓氏连同家族财产一起传给男性继承人。
古斯塔夫在36岁时接管了公司大权，用德皇激励他的话来讲，开始“证明自己是克虏伯家族的真正成员”。他以昔日的“加农炮之王”阿尔弗雷德为榜样，热衷于制造大炮。不久，他的大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找到了用武之地。工厂在战争期间发展到鼎盛，最多时拥有165000名雇员，生产刺刀、 大炮、炮弹等各种武器，还有新研制的潜水艇。
克虏伯工厂每个月能生产3000门野战炮，最著名的产品是以克虏伯夫人的名字命名的“大伯莎”。这是一种口径为17英寸的重型机动榴弹炮，能把近1吨重的炮弹射出9英里。还有一种威力更大的“长麦克斯”，仅炮管就长112英尺。1918年春夏，“长麦克斯”在75英里之外向巴黎发动暴风雨般的炮轰。克虏伯因上述功劳被皇帝授予“铁十字勋章”，并获得波恩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06年，古斯塔夫·克虏伯与克虏伯家族联姻不久。克虏伯被法国公诉人比喻为一位微笑地看着他的部队焚烧法国村庄的德国将军。
战后，在凡尔赛和约的钳制下，克虏伯和公司的日子不好过。他和另外900名德国人被列入战犯名单。尽管后来撤销了对他的指控，克虏伯公司却备受关注。和约规定克虏伯只能生产一定数量的大炮、装甲车和其他装备来更换老式海军战舰上已经废旧的装备。克虏伯每年只能生产4门野战炮。一战中，克虏伯在鼎盛时期曾拥有100万套夹具、铸模、压具和其他机器，厂房延绵于埃森市和其他地方几英亩。如今在协议国联合军控委员会的监督下，工厂庞大的军火生产设备或拆除，或销毁。此外，钢铁生产能力也减少到一半。
协约国禁止埃森的克虏伯工厂生产战争物资，工人们便在这座面积39000平方米深长的厂房里生产拖拉机。1923年拍摄这张照片时，克虏伯已在试用美国的流水线生产方法。
解除克虏伯生产能力的工作却因为一件事奇怪地暂停了。一名协约国监察员发现克虏伯上交的大炮比法国情报部门的估计少1500门。克虏伯公司的代表辩解说法国的估计夸大其词。（实际上，没有上交的大炮已经被偷运到克虏伯设在荷兰的一个公司。）最终监察员打破了大炮争端的僵局。他命令克虏伯重新开工，生产出符合法国人估计的数量。完工后，夹具和压具被拆除了，刚生产出来的大炮被运走销毁。
克虏伯于是转向和平时期的民品生产。他的工厂一直都在生产火车车轮、工具等民用产品。现在，各工厂的墙上打出了一条新标语：“我们无所不产！” 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送出各种产品：婴儿车、机车、挂锁、收银机等，甚至还有用一战时研制出的不锈钢生产新型假牙，而这种防锈材料曾用于制造潜艇甲板炮的后膛。
与此同时，古斯塔夫·克虏伯开始为大规模重整军备做准备。他后来写道：“假如德国有复兴之日，假如德国要挣脱凡尔赛和约，克虏伯必须做好一切准备。机器被拆除了，工具被销毁了，然而有一样东西还保留着——那就是人才，在制图板前和车间里工作的人，他们的相互合作曾把大炮生产推向极致。一定要保住他们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尽管困难重重，我也要保留克虏伯的生产能力，为将来重新武装作准备。”
凡尔赛和约的墨迹未干，克虏伯就抓住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解除武装条款对德军在外国公司生产武器的事项只字不提。克接伯首先把目光转向瑞典，看中了博福斯的钢铁和加农炮工厂。他通过交换专利、许可证和机密的生产工艺，取得工厂股票，渗入博福斯。1925年底，这些股份加上由德国政府秘密出资在交易所购买的股份，已经达到博福斯总股份的三分之一，拥有了控股权。
克虏伯早在得到实际控股权之前，就对博福斯生产什么种类的产品有很大影响。1921年，他派一名总工程师视察博福斯。不久，工厂就开始生产克虏伯设计的火炮、高射炮，甚至还有尚在试验阶段的反坦克弹药。许多产品销售到荷兰、丹麦等国家。克虏伯从中获得一些利润，公司的设计师得以继续他们的工作，而且参观博福斯的国防军军官能够学到新技术。后来，德国军官的参观引起了瑞典政府的怀疑。1929年，恪守中立的瑞典政府宣布加入瑞典军工厂的外资非法。克虏伯的律师马上绕开法律，成立一家掩饰德国经营权的控股公司，使克虏伯继续控制博福斯。
克虏伯工厂设计的3艘潜艇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芬兰建造，并在芬兰海军服役。被编入芬兰海军现役之前，潜艇由德国海军测试。德国海军被禁止拥有自己的海军编队。
克虏伯在荷兰的计划更雄心勃勃。1922年，他同德国海军上将暗中合作，在海牙设立IVS公司，即船舶制造工程处，继续研制潜艇。这项研究始于克虏伯在基尔的船厂被勒令停止了。他把船舶设计师一批批转移到荷兰的船舶制造工程处，为其他国家设计建造潜水艇，并通过公司为它们提供技术专利，帮它们建造自己的潜水艇。他和日本的潜水艇制造商交流信息，派总设计师去日本帮忙。他还把图纸和设计师送往芬兰、西班牙和土耳其，在那里造出了二战中巡游大洋的潜艇编队的前身。作为回报，这些国家允许德国官兵在新造的潜艇上试航，使德国人获得了在本国无法得到的经验。
克虏伯开设控股公司，把船舶制造工程处的股票大把大把卖给有权有势的荷兰商人，借以巩固他在那里的地位。这的确是个精明的做法。1926年，法国向来自荷兰的潜艇活动提出正式抗议。荷兰政府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不会干涉私有企业的事务。
克虏伯规避凡尔赛和约在国外发展武器的同时，在国内又钻了和约的一个空子。和约禁止德国境内生产新式武器，但没有禁止新武器的设计。克虏伯在埃森保留了许多武器设计小组，从世界各地搜寻军事、科技出版物，让他们跟踪最新技术。这些小组开发了许多新技术。和约签订后不到一年，1921年5月，美国陆军情报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克虏伯在短时期内获得了26项火炮控制装置专利，9项导火索和炮弹专利，17项野战炮专利，14项重型火炮专利，这种火炮需用火车运输。
1923年初，法军占领了埃森和鲁尔的其他地区，克虏伯的大本营受到威胁。他马上把所有同重整军备有关的公司文件和图纸转移到德国其他地方藏起来，还把最优秀的火炮设计小组送往柏林的斯班顿区，继续他们的工作。
在鲁尔，人们对法军入侵的愤懑与日俱增。尽管克虏伯劝告工人保持冷静，3月31日复活节这天，厂里仍旧发生了惨案。一队法国士兵向克虏伯工人猛烈射击，打死13人，打伤至少50人。随后，一个匆忙设立的法国军事法庭指控克虏伯煽动事端，判他有罪，送往杜赛尔多夫监狱服刑。6个月后，克虏伯出狱，变成一名民族英雄，更加坚定了他重新武装帝国的决心。
此后，重整军备的步伐加快了。1925年，克虏伯把火炮设计组从斯班顿区搬到柏林市中心离国防军司令部联络处较近的一栋建筑里。设计小组小心翼翼地保守机密。尽管和约没有禁止武器设计，但克虏伯担心万一暴露出去，协约国会有激烈反应。他们的办公室设在波茨坦大厦的第10层，打着考希京兹勒公司的招牌。楼里的其他房客，附近的国会议员，甚至他们的妻子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没人注意我们，也没人打扰我们，甚至没人敲过我们的门，”其中一位设计师弗里茨·图贝辛回忆道，“我们就待在国会上面，而他们却一无所知。”
图贝辛和同事设计了各式各样的火炮，有榴弹炮、轻型野战炮、一种新型机动迫击炮和8种重型炮。后来，他们又研制另一种和约禁止的武器——坦克。为了保密，他们称之为农用拖拉机。
克虏伯虽然外表刻板，但巧立名目、藏头遮尾的招数却层出不穷。他喜欢愚弄军控委员会和外国新闻界的“傻瓜们”，对那些风言风语嗤之以鼻。有的谣言说克虏伯生产的婴儿车可以拆开，重新组装成机关枪。有的谣言说克虏伯把一战留下来的一门“长麦克斯”炮管朝上放倒，再砌上砖，火炮就变成了工厂的烟囱。
法国军队集合在埃森的一座雕像旁，雕像的主人是军火王朝的缔造者阿尔弗雷德·克虏伯。
血腥星期六的烈士
1923年3月23日将被历史记作为“血腥的星期六”，这一天埃森的克虏伯工厂的60多名工人在同法军的冲突中被杀害。悲剧发生的根源来自战后笼罩德国的经济灾难。1923年年底，马克贬值，通货膨胀越来越疯狂。德国领导人请求协约国政府暂时终止凡尔赛和约要求的沉重赔款，却遭到法国总理雷蒙·彭加勒的拒绝。后来德国拖欠了一项对法赔款，彭加勒便命令法国军队开进鲁尔工业区。鲁尔的煤铁产量占全德的45%。
鲁尔人民在政府的支持下展开了对入侵者的消极抵抗运动。后来，有些工人采取破坏活动。受挫的法军开始反击，逮捕了破坏活动的头目，判处其中一些人死刑。
星期六复活节这天，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队法国士兵闯入克虏伯工厂的一家仓库，要求清查那里的车辆。有人拉响了厂里的警报器，工人从各个角落蜂拥而至同法军对抗。工厂的主人古斯塔夫·克虏伯正呆在附近的办公室里，但他不愿驱散愤怒的人群。法军被工人团团包围，他们在占领的大楼入口处架起一挺机枪。几个克虏伯厂工人爬上房顶，打开蒸气阀，楼内马上蒸气腾腾。乱作一团的法军向人群开火，打死13人，打伤至少50人。
死者被全国誉为烈士，得到厚葬。克虏伯受到拘捕。法国人指控他故意鸣警，挑起事端。法庭判处克虏伯15年监禁。
克虏伯在监狱里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还颇受优待。德国的看管人员没有给他的牢房上锁，家人和朋友尽可探视，包括教皇在内的国际要人呼吁释放克虏伯。于是他仅仅坐了6个月的牢，便在1923年12月得到法方的圣诞特赦。不久，法国从鲁尔撤走了最后一批饱受困扰的部队。
1923年4月，德国人为被法军杀害的工人举行隆重的葬礼。死者的棺材安放在鲜花簇拥的灵车上，由身穿行会礼服的克虏伯矿工护送。
克虏伯公司重整军备的经费主要来自生产婴儿车、机车和其他民品的利润。此外，公司还从特殊渠道筹集资金。克虏伯厌恶之极的议会制政府给公司的拨款高达3亿美元。公司董事会成员奥托·维德费特曾任德国驻美大使，在华盛顿呆过4年。多亏他四处活动，美国政府在1925年贷给克虏伯两笔总数为1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公司度过通货膨胀的困难时期。同时，克虏伯希望通过以前和英国军火商维克斯达成的专利协议，从英国寻求资金。20世纪初，克虏伯把一种特殊的炮弹导火索的专利转让给维克斯，而维克斯每生产一根导火索，应付给克虏伯1先令多一点的回报。战后，根据德国火炮在英国前线蒙受的损失，克虏伯要求维克斯偿付26万英镑。最后达成的数额大大减少，只有4万英镑。尽管如此，克虏伯一方面直接从德国在一战中蒙受的损失获利，一方面又在准备另一场战争。1924年，一家飞行俱乐部在聚会。滑翔机在空中呼啸而过，洛恩山脉瓦瑟小山上观者如潮。1926年，协约方解除了德国生产民用动力飞机的限制，德国青年渴望飞行的热望终于实现了--能在图中正在测试的简陋的飞行器上飞一飞，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生产民用动力飞机的限制，德国青年渴望飞行的热望终于实现了——能在图中正在测试的简陋的飞行器上飞一飞，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克虏伯用最先进的海陆武器装备未来的德国军队时，还有一些德国人在千方百计地保住德国生产另一种和约禁止的武器——飞机的能力。尽管和约明令禁止，德国航空业在20世纪20年代仍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兴，为建立空军奠定了基础，造就了一大批空军领袖和战斗机驾驶员。
其实是滑翔运动激发了航空业的复兴。当时的人曾这样记录：“1922年初，在德国上空飞行的东西属于德国的只有飞鸟和滑翔机。”大学生和一战飞行员热爱飞行。他们东拼西凑，用木片、金属丝和布做成滑翔机。经过精心设计，滑翔机可以拆成零部件，装在板条箱里，便于运输，尤其便于用火车运到德国中部的洛恩山脉。一年一度的滑翔比赛在那里举行。
很多参赛选手身无分文。他们睡在装货的板条箱里，把滑翔机拖上瓦瑟山顶峰，在那儿被射入上升的热气流中，自由自在地飞几分钟。“我们这些年轻人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地来到洛恩山，心中丝毫没有将来发动报复战争的念头，”一战的轰炸机飞行员赫尔曼·斯坦纳写道。“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想放弃飞行的梦想。”
滑翔运动不仅培养了飞行精神，丰富了飞行技术，还激发了航空研究。洛恩山的比赛吸引了许多德国航空业的优秀人才。飞机制造商安东尼·福克、未来的战斗机设计师威利·梅塞施米特、理论家西奥多·冯·卡曼等都参加过激烈比赛，驾驶那些脆弱的滑翔机在高空飞翔，增长了见识和经验。他们的单翼滑翔机很快显示出比一战中普遍使用的双翼、三翼动力战斗机更具空气动力学优势。后来翱翔德国天空的线条流畅的单翼战斗机，其设计思路很大程度上来自20世纪20年代那些轻捷的鸥鸟状滑翔机。
西克特将军密切关注滑翔运动和激情勃发的设计师。有一年，他在航空技术局官员库特·舒登特上校的陪同下出席了洛恩的比赛，安排国防军经费通过运输部的渠道资助无动力飞行试验。
尽管西克特青睐骑兵显得不合时代潮流，但他很有远见地预料到空军将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他在改头换面的总参谋部设立特别航空处，在人数不多的军官团中留出180个名额，吸收一战的老飞行员。他把这些“特殊任务的顾问”分派到主要部队，向他们灌输空军意识。这些人的任务是让步兵军官在演习中制定战术时考虑到友方和敌方飞机可能采取的行动。
1924年，协约方放松对德国动力飞机的限制，国防军不失时机地秘密组建了新的航空体育协会。协会在全国设立10所学校，名义上培训私人飞机驾驶员，实际上为军队的老飞行员提供进修机会，为国防军训练新飞行员。西克特甚至动用国家新成立的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组成航空后备役。
1925年，西克特秘密筹划的空军基地成立，飞行员可以在真正的战斗机上接受高级训练。基地位于莫斯科东南220英里的利帕特斯克，名义上为俄国单独所有的空军学校，实际上由德国人和俄国人共同管理，保密工作做得极其严谨。受训者出国时隐去真实姓名，信件由柏林转送过来。基地的3名飞行员因事故死亡，尸体是装在标有“备用部件”的大木箱里运回国的。
一架标有“汉莎航空公司”字样的Ju 26型客机。“汉莎航空”是德国的国家航空公司，成立于1926年。正如其外表所显示的，这种3引擎飞机虽然速度较慢，但性能可靠。它的后续机型Ju 52在20世纪30年代被德国空军用于运输人员和物资。
所谓的Sportflug,也就是“航空体育协会”，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并带有显著的军事化性质。左图为该协会成员在表演军体操，他们的运动服上印有该协会的徽标。同样的标志也印在协会的教练机上，如右图的那架He HD 21型飞机。
大约220名德国飞行员和其他航空人员——包括德国空军未来的三位陆军元帅——完成了6个月的训练课程。这些课程继续开设了8年。另外，750名空勤和管理人员也在利帕特斯克得到训练。许多人还参加了演习，在俄方帮助下，摸索出近地空协同作战战术。后来，德国空军运用此战术引发极大破坏力。
德国飞机制造业的发展也在同样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凡尔赛和约和后来的《巴黎航空协定》禁止德国生产军用飞机，并限制民用飞机的生产。由于协约国采取拖延政策，战后两年德国没有生产一架飞机。随后，协约国允许生产某些民用飞机，但对飞机的性能严加限制。时速不超过105英里，升限不得高于13000英尺，载重量不超过1300磅，航程不远于186英里。
所有这些限制使飞机的性能大大低于当时的技术标准。1926年之前，德国一直执行这些标准。后来民航当局援引和约中要求德国境内非德国飞机必须符合上述限制的条款，攻击英法飞机违反和约规定，协约方便撤销以上限制。
此时，德国飞机机架和发动机制造商已经停产。有几家只是靠国外经营维持生存。阿道夫·罗尔巴赫在丹麦开设工厂制造大型飞艇，研制出铆钉不突出的平滑金属机身，后来的飞机大量采取这种设计。雨果·容克在瑞典设厂。在俄罗斯特别小组的请求下，1924年容克创建并开始经营费利的苏联飞机厂，为红军空军生产侦察机。
安东尼·福克是个不屈不挠的荷兰年轻人。一战时，他制造出一批德国当时最好的飞机而大发横财。1920年，他把工厂迁往荷兰，避开协约国监察员的视线。委员会在德国北部的斯科维瑞茵视察他的工厂时，发现大量飞机及零部件存货，以此认为福克已经上报了所有资产。其实，福克的出口部经理已经把一半多的存货，包括220架飞机、400个发动机和许多备用件，藏在附近乡村的谷仓、地窖和马厩里。在德国政府的默许下，用火车把它们全部偷运到荷兰，整整用了350节车厢。
一架He 12型水上飞机从德国的“不莱梅”号远洋客轮上弹射起飞。当时，人们用H e 12型提高国际邮件的投递速度。在轮船离港口还很远时，飞机就载着邮件起飞以缩短投递时间。
一架福克D8型战斗机掠过利帕特斯克飞机场的上空。这种德制的双翼飞机是一战时期著名的福克型飞机的后继型，虽然 在20世 纪30年代被单翼飞机淘汰，但在当时仍用作教练机。
福克放弃了德国国籍，在阿姆斯特丹重操旧业，但依然和德国保持联系。此举在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为他带来滚滚财运。西克特说服政府订购100架福克战斗机，偷运入境，在抵抗法军时以备不时之需。福克战斗机是当时速度最快的军用飞机，最高时速达171英里。飞机交付前，危机就结束了，福克先卖给罗马尼亚50架。德国一声不响地买下其余50架，运往国防军秘密基地，训练德国飞行员。
初出茅庐的制造商恩斯特·亨克尔留在国内经营，投入一场他称之为和军控委员会监察员“玩捉迷藏的冒险游戏”。亨克尔在一战中是个成功的飞机设计师，1921年成立一家小公司，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同美国和日本海军签订合同，为它们生产一种可以装备潜艇的小型水上飞机。后来又为瑞典设计制造一种水上飞机，在波罗的海的沃恩芒德镇工厂生产零件，送往瑞典组装。
不久，亨克尔的生意扩大了，风险也随之而来。1923年，国防军秘密委托他生产一种可以装载一挺机关枪的高速双翼侦察机，日本人也订购一架，还要一架能装载鱼雷的飞机。亨克尔大喜过望，又不禁犯难，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军用飞机样机怎么才能躲过协约国监察员的眼睛。日本客户帮忙解决了这个难题。日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是军控委员会成员，可以刺探他们的计划。委员会每次视察亨克尔的工厂前，武官的亲信从柏林给亨克尔打电话，用暗语报信。接到消息后，工人们立刻把所有飞机零件装入预先准备好的卡车里，把罪证藏到几英里外的沙丘里。监察员走后，再运回去。唯一能抓到亨克尔把柄的人是国防军航空技术官员舒登特上校。他爬上工厂周围高高的铁丝网，检查安全疏漏。
德国人采取种种手段规避凡尔赛和约的解除武装条款，协约国联合军事控制委员会不可能一一察觉。委员会人手不足，无法经常监督德国陆海军、克虏伯之类的军火巨头以及亨克尔之类的小工厂。对协约国而言更不妙的是，国防军的反情报部门竟能刺探到委员会的计划。他们窃听电话，拦截无线电通讯，及时向军方和私人企业提供警报。德国人不愿给委员会提供消息，许多人害怕遭受治安维持会的谋杀报复。
即使这样，军控委员会和协约国政府并不像古斯塔夫·克虏伯和其他德国人认为的那样容易上当。军控委员会的视察活动、本国提供的情报以及时而从线人那里得到的报告都表明德国在重新武装自己。还有一些更说明问题的报纸报道，包括英格兰《曼彻斯特卫报》在1926年发表了一篇披露国防军与俄军合作的文章。
对于这一切，协约国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采取措施。各种局势使它们基本上对德国军事复兴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协约国被内政困扰，不愿重新动武来贯彻和约。它们清楚国防军不是法军对手。法军拥有612000兵力，6倍于此受过训练的预备役。甚至连拥有266000人部队，1000架飞机的波兰也比德国强大得多。
也许更重要的是，军控委员会相信德国政府保持和平的种种承诺。1925年，德国同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签订《洛迦诺公约》，缔约国许诺至少30年内不互相发动战争。仅仅9个月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表明凡尔赛体系的缔造者最终接纳了德国。德国精明能干的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四处活动游说，让世界相信德国的美好意图，因而荣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在此期间，他却暗中支持国家违法地重新武装。
协约国相信了德国做出的和平姿态，于1927年初撤走军控委员会，比计划提前5年。英、法、比三国急于撤离，无暇注意委员会最后发布的报告。报告枯燥地记述了最近视察国防军和德国工业的情况。据曾在委员会任职的一位英国将军说，这份500多页的报告可以概括为一个可怕的事实：“德意志从来没有解除过武装，也没有解除武装的念头，7年来它殚精竭虑，施以种种欺骗和反控制手段对付监视它解除武装的委员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尔赛和约的镣铐刚刚解除，德国国内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威胁到重新武装计划。战争结束以来，尽管思想观念上存在严重分歧，保守的德国军方一直同走马灯般轮换的自由政府密切合作——6年内换了十几届内阁。主要原因在于内阁成员或赞成重整军备，或不表示反对。1926年秋，西克特触发了一场危机。这个老保皇派允许被黜德皇的孙子威廉王子作为正式军官，参加国防军演习。尽管让王子参加演习是出于礼节，在共和政府却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民族主义思想在德国仍根深蒂固。对许多人而言，王子的出现象征旧帝国的复辟——由君主和军方共同管理的理想国体。自由主义政府担心有什么苗头点燃极右分子蓄谋已久的企图，可能导致另一场政变。况且，这件事明显违反凡尔赛和约关于国防军军官必须服役25年的规定。这时，政府为了让军控委员会撤离，正进行着艰难的谈判。西克特同往常一样，甚至没有和名义上的上级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商量就自行其是。许多政府官员认为这是西克特再次表现出对议会民主制的傲视与不屑。在接下来引起的激愤声中，西克特不得不从坐了将近7年的德国重整军备总设计师的位置上辞职。
不久又发生两起威胁国防军的争端。1926年12月，西克特辞职2个月后，前总理菲利普·谢德曼在国会大厦公开指责国防军违反和约，在外国训练士兵、生产军火。谢德曼的脸几年前被刺客泼上浓酸，留下疤痕。他的话激起左派共产党和右派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批评，收到了几百次死亡威胁。但他还是把内阁拉下马，迫使国防军收敛在外国的活动。1年后，国防部长格斯勒的部属为了给重整军备筹集经费，擅自挪用部里经费，投资风险很大的私有企业，包括一家破产的电影制片公司。此事被披露后，格斯勒引咎辞职。重整军备进程中遇到的这些挫折是暂时的。议会想控制军方的念头不久便烟消云散，国防军的权力继续加强。1924至1928年的4年间，国防军预算增长一倍，由此可见它的自治权。
政府的大力资助扫平了前进路上的障碍，短视的协约国监察员也不再到处察探，军工企业加快了生产步伐，重点从武器设计转移到原型生产。虽然凡尔赛和约仍旧生效，订单激增的飞机制造商和设计师如亨克尔、梅塞施米特等，开始比较公开地生产战斗机了。克虏伯把在荷兰制造潜艇的船舶工程师召回国，重新安置在基尔。在基尔他们造出了3艘体积较小但火力大的袖珍战舰的第一艘。和约规定这些战舰的最大排水量不得超过1万吨，克虏伯和海军无所顾忌，使排水量超标17%。
克虏伯在柏林的军火设计师也看到他们的图纸变成了武器。1928年，他们设计的农业拖拉机变成战后德国生产的第一批坦克。克虏伯觉得他的大部分军火生产设备被协约国销毁倒是一件幸事，淘汰了过时的东西。现在，他掌握的先进技术准备着“一经下令，就大批量生产”。
大萧条时期，身着破旧西装的柏林市民在救济站外用餐。经济的崩溃沉重地打击了德国社会的几乎每一角落的人，希特勒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为其夺权服务。
然而，现在还不是下令的时候。1929年，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席卷德国，这一强大的经济冲击使重新武装德国的进程拖延了下来，而这是那些政治家们所没有办到的。几百万德国人民失业，许多银行破产，德国政府不得不停止重整军备的计划，着手处理更为紧迫的难题。但也正是这一强大的经济冲击在不久之后将极大地加速德国的军事重建。同时希特勒也将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被推到权力的中心，用他那套建立德意志军事帝国的论调来蛊惑人心。他不仅要恢复德意志的军事实力，而且要让它无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