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大提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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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出了个卡萨尔斯

对二十世纪大提琴演奏艺术影响最大的人是帕勃洛·卡萨尔斯(Pablo Casals,1876—1973)。在他之前,大提琴作为独奏乐器的地位完全无法与钢琴、小提琴相比,是他开创了大提琴的现代演奏技巧,使这件低音乐器成了真正具有独奏水平的乐器,不愧为一代大提琴泰斗。

卡萨尔斯诞生在西班牙自治区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一个小城文德雷尔。加泰罗尼亚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与法国接壤,名城巴塞罗那是其首府。当地的第一语言为加泰罗尼亚语,与西班牙语同为官方语言。历史上,该地区曾先后属于罗马帝国、哥德王国、法兰克王国,至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属于西班牙王国。

一代大提琴宗师就是从加泰罗尼亚走向了世界。如今,在加泰罗尼亚蒙塞拉特山上,竖有一尊卡萨尔斯拉大提琴的塑像。铜像无声,可演奏家的音乐之声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回响,他一生的成就备受尊崇。

大音乐家往往出生在父母爱音乐、懂音乐的家庭,卡萨尔斯也不例外。他父亲是教区管风琴手和唱诗班指挥,对儿子的音乐教育可谓层层加码,先要他学唱歌(卡萨尔斯说:“我学会唱歌比学会说话还早。”)、弹钢琴,后又要他学小提琴、管风琴、长笛,而且要求十分严格。小卡萨尔斯确实天生聪颖,一件件乐器很快得心应手,六岁即可当众独奏小提琴。不过,有一次听了一个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小组演奏,他就开始迷恋大提琴。他回忆说:“当我一看见那把大提琴,我就着迷了,以前我从未见过大提琴。才听了头几个音,我就激动万分,几乎喘不过气来。那声音很温柔,很优美,富有人情味,一股热流充满我的心。第一支曲子刚奏完,我就对父亲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乐器,这正是我要学的乐器。’”

母亲喜见其音乐天赋,在他十一岁时就把小卡萨尔斯送到了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校,让他学大提琴、钢琴和乐理。他领会快,学得好,十四岁时就开了大提琴独奏音乐会。十三岁那年,他竟有个重大发现,发现了“大提琴上的巴赫”。那是在巴塞罗那一家卖单页乐谱的旧书店里,他看到了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乐谱,虽已破旧,却如获至宝。他回忆说:“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这些作品的存在,也从未有人向我提起过,这次发现对我的生命是一个奇妙的启示。我紧抱着我的宝贝,飞也似的跑回家,马上开始练习这些组曲。”每天早晨,他先是欣赏大自然的景色,然后就是练习巴赫的音乐。十三年后,他公开演奏了巴赫的这些组曲,向人们展示一个他所说的“既绚丽优美又辉煌宏大的精神世界”。巴赫及其组曲从此威风显赫,成了一代代大提琴家的必修课和必奏曲,组曲中闪耀的富于诗意的光彩迷醉了一代代古乐知音。

1893年,加泰罗尼亚作曲家阿尔贝尼斯见卡萨尔斯在一家咖啡馆与另外两人表演三重奏,爱才心切,立刻给摄政王后克里斯汀娜的私人秘书莫菲尔伯爵写了封推荐信,卡萨尔斯因此被召进宫,在非正式音乐会上演奏大提琴,结果获得皇家奖学金,前往马德里音乐学院修读作曲。两年多之后,他又凭王后提供的奖学金前往布鲁塞尔音乐学院进修大提琴,可他不甘受辱的自尊心确定了他与该校无缘,他母亲和弟弟也跟他白跑了一趟比利时。他第二天在布鲁塞尔的遭遇及其果敢决定,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内容生动,笔者摘译如下:

在布鲁塞尔音乐学院报到后,我去上大提琴课。开始我很紧张,坐在教室后面,听别的同学拉琴。我渐渐觉得他们拉得也不过如此,便放下心来。这一课快要结束时,那个教授向我打招呼说:“哦,你就是校长向我提到的那个小西班牙人。”我不喜欢他的轻蔑语调,轻轻答了一声“是的”。
教授接着说:“好啊,小西班牙人,看来你会拉大提琴。你愿意表演一下吗?”我说我愿意。教授问我会拉什么曲子,我说我会拉好多。教授连续不断说了很多曲名,每说一曲就问我会不会,我都回答“会”,因为我确实会。教授便面向全教室,说道:“好啊,这不是很惊人吗!看来,我们的小西班牙人什么都会拉。他真叫人诧愕啊!”
教授的讥嘲语调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使我非常反感。
“或许,”教授说,“你会让我们有幸听一听你演奏的《胜地回忆》?”这是比利时学校里的一首流行曲。我说我会拉。教授便说:“我相信,我们会从这位什么都会的年轻人那里听到某种惊讶之声。可你用什么乐器呢?”课堂里响起更大一片嘲笑声。
我是那么气愤,简直想马上一走了之。可我又想,不管他愿不愿意听我拉琴,他反正得听。我便抓起我身旁一个同学的大提琴拉了起来。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等我拉完后,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教授盯视着我,脸上表情怪异。“你愿意跟我去一趟我的办公室吗?”他问道,其语调和我拉琴前迥然不同。我们一起走出教室,同学们安坐不动。
走进办公室后,教授关上门,坐下后对我说:“小伙子,我可以告诉你,你有极大的天赋。你若愿在我的课堂上学习,我保证你会得到音乐学院的一等奖。”
我气得简直不想说话,但还是回敬他说:“先生,您对我很粗野。您当着我同学们的面嘲笑我,我不想在这儿多呆一秒钟。”

第二天,卡萨尔斯就带着他的母亲和弟弟离开布鲁塞尔到了巴黎。他给莫菲尔伯爵写信说明事情原委,伯爵甚为生气,给了他最后通牒:或回布鲁塞尔,或取消奖学金。卡尔萨斯自己决定了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他和家人留在巴黎,过了许多苦日子。他在香榭丽舍一个音乐厅当第二大提琴手,母亲给人缝补衣服,还卖过自己的长发。

1896年返回故乡后,卡萨尔斯才正式开始其音乐生涯,先后在巴塞罗那音乐学校执教,在巴塞罗那歌剧院任首席大提琴手,在马德里交响乐团任独奏员。因为他习惯于闭目拉琴,所以有听众称他为“盲音乐家”。当年大多数演奏家都留长发,他却很早就谢顶。他没有高大身材,平时抽烟斗的模样也不潇洒,他确实是一个以才而不是以貌吸引人的艺术家。他在演奏技巧上的革新令人瞩目,其右手运弓轻巧灵活,多变化,重语气,拨弦时起落有弹性,左手按弦果断有力,发音干净清楚,还有立体感,而不像前人那样古板守旧,练琴时右臂腋下要挟一本书,运弓时手臂紧靠身体,显得十分笨拙而不自然。

1899年,卡萨尔斯在巴黎与拉姆雷管弦乐团联合演奏西裔法国作曲家拉罗的《D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标志他向其光辉的艺术生涯迈出了第一步,他必将是一个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当演奏结束后,乐队指挥含泪拥抱他,对他说:“我可爱的孩子,你是蒙上帝挑选出来的啊!”巴黎音乐评论家说他拉奏出来的是“魔音”。

随后卡萨尔斯便开始了世界之旅,赴欧美各国巡回献艺,广大听众都喜欢他那深沉质朴、情真意切、格调高雅的迷人琴声,职业音乐家们都对他由衷钦佩。在俄国,他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相识成为朋友;在莫斯科,他与比利时小提琴家伊萨依合奏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和大提琴二重奏》,伊萨依在给他妻子的信中称赞卡萨尔斯是“最深刻的艺术家”“在心灵深处有最强的乐感和情感”。

卡萨尔斯曾多次访问美国。第一次是1901年,三年后又应邀去白宫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表演,并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首演,演奏理查·施特劳斯的大提琴独奏和管弦乐作品《堂吉诃德——一个骑士性格主题的幻想变奏曲》,由作曲家亲自指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萨尔斯旅居纽约,1961年在白宫为肯尼迪总统演奏。

卡萨尔斯一生的音乐活动丰富多彩,国内国外四处奔忙。除独奏音乐会外,他还参加协奏、重奏,先后在巴黎组织三重奏室内乐小组,在巴塞罗那成立交响乐团、工人音乐协会,举办工人星期音乐会,在法国普拉德、波多黎各创办音乐节,在世界各地开办大师班,主持作品研讨会,担任音乐比赛评委,还从事乐队指挥,也创作大提琴曲,如《萨尔纳达》便是他根据加泰罗尼亚舞曲改编的一首名曲。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音乐之声常被枪炮之声打断,和平世界常被烽烟战火笼罩。从1936年至1945年,西班牙就连续被内战和二战的炮火硝烟所侵吞。内战以共和政府失败告终后,卡萨尔斯搬到靠近西班牙与法国边界、法国南部的小镇普拉德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二十年,过了二十个春秋的流亡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拒绝去德国和意大利演出,当英国表示承认佛朗哥政权后,他决定不再去英国,并拒绝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他的美国友人们向他发出很多邀请函,希望他移居美国,但他都一一拒绝。他觉得,跟他的难民同胞们生活在一起,奔走义演,募捐送款,尽力帮助他们克服苦难,这是他的义务和责任。

卡萨尔斯知道一个艺术家的本分。他在回忆录《欢乐与悲伤》中写道:“艺术家首先是一个人,所以他应该与其同胞同甘共苦。对我来说,非正义势力的牺牲者所洒的鲜血和眼泪,要比我的音乐和我所有的大提琴独奏会重要得多。”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他为“保持着人道主义和始终如一地为了大众而捍卫人类信念的伟人”。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在卡萨尔斯身上,富于魅力的演奏家品格与憎恶一切凶恶和道德败坏现象的正义感交融在一起。”

二战结束,卡萨尔斯也有意结束流亡,重新公开演出,所以他去了巴黎、伦敦。1945年7月的一天,他在伦敦举行二战胜利后的第一次音乐会,也即祝捷大会,以激动的心情和惊人的音量演奏了舒曼和埃尔加的协奏曲。他还在伦敦向西班牙作广播演出,满怀深情地演奏了他根据加泰罗尼亚民歌改编的《白鸟之歌》,以表达他对故乡的怀念以及对和平的渴望。他说:“白鸟在空中歌唱,它们歌唱‘和平,和平,和平’,它们的歌声为巴赫、贝多芬以及所有的伟人所赞赏和喜爱。更重要的是,这和平之歌诞生在我的加泰罗尼亚人民的心中。”卡萨尔斯当时相信,佛朗哥政权气数将尽,不久他会返回祖国。可使他深感迷惑的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居然仍能容忍曾得到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独裁政权。他因此于1946年宣告:“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尊重基本自由和大众意志的政府之前,我将不接受任何国家的邀请。”他在给肖斯塔科维奇的信中写道:“我做出了不再演出的决定,直到全世界都认为可耻的西班牙制度完蛋为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自己关闭了所有的门。这是一个艺术家可对他自己做出的最痛苦的自我牺牲。”

1950年是巴赫逝世两百周年,由于卡萨尔斯还是不愿放弃自我放逐,有一批音乐家(大多来自美国)便建议在普拉德纪念巴赫。就这样,当时世界上一批最著名的音乐家都来到普拉德,与卡萨尔斯一起创办了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普拉德巴赫音乐节”。

1958年联合国日音乐会,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四大洲转播,卡萨尔斯与波士顿交响乐团的联合演奏最引人注目,他被视为“和平的象征”。

1971年联合国日音乐会,九十五岁的卡萨尔斯指挥他为乐队和合唱队新创作的《联合国赞歌》,发表著名的《我是加泰罗尼亚人》演说,并接受联合国和平勋章。他希望用歌声和琴声,也用他对非正义行为表示的沉默,唤起民众,共同缔造一个和谐的世界。今天,通过互联网,我们还可以听到他当年简短而激动的演讲词:“世界要和平,而战争,非人道的战争,要反对,反对,反对!”

遗憾的是,世事常不遂人愿。卡萨尔斯虽然长寿,1973年以九十七岁高龄去世,却始终未能回到西班牙,因为佛朗哥政权一直维持到1975年才告结束。直至1979年,他被迁葬于加泰罗尼亚文德雷尔,才总算回到了祖国。

自1956年至终老,卡萨尔斯定居波多黎各十七年。他母亲的祖籍是加泰罗尼亚,但她出生在波多黎各,所以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美国的自治邦)是卡萨尔斯心目中的又一个故乡。在那里,他继续热心从事他的音乐活动,1956年开办卡萨尔斯音乐节,1958年创建波多黎各交响乐团,1959年创办波多黎各音乐学院。直至九旬,他还每天练琴三小时,美国电视记者问当时九十三岁的他为何这么用功,他答道:“我一练就发觉自己有进步,我就是希望自己拉得更好。”

卡萨尔斯一生有三个女人,第一个与他未婚同居的是葡萄牙大提琴家苏吉亚,第一任妻子是美国女高音歌唱家苏珊。他和苏珊有过一段愉快时光,两人同赴欧洲、美国、墨西哥和古巴演出,苏珊独唱,他担任钢琴伴奏。结婚十四年后,两人因演出安排上的矛盾而分手。1957年,八十一岁的卡萨尔斯与二十一岁的玛尔塔结婚,耄耋之年得到这个年轻学生的悉心照护。他曾要求玛尔塔慎重考虑,是否真愿意嫁给他这个“老头儿”,她回答说,她无法想象生活中没有他。这个“白发红颜”的故事成了当年的乐坛佳话。

玛尔塔(现名伊斯托明·卡萨尔斯)是波多黎各人。非常巧合的是,她的母亲与卡萨尔斯的母亲同月同日诞生在同一座房子,尽管相隔了六十年。玛尔塔十五岁时,她的小提琴家叔父带她去参加普拉德音乐节,在那里她首次见到了卡萨尔斯。她从纽约曼斯音乐学院大提琴专业毕业后回到普拉德,积极参加音乐节活动,也跟着卡萨尔斯进修琴艺,后来在圣胡安协助他创办音乐节和交响乐团。卡萨尔斯去世后,她实施了自己的少儿弦乐手培训计划,为波多黎各交响乐团输送人才,历任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大提琴客座教授、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艺术指导、曼哈顿音乐学院院长,备受音乐界人士尊崇。

卡萨尔斯用过的大提琴是留给玛尔塔的最好纪念。那是一把制作于1733年的“戈夫里勒”,卡萨尔斯称之为“我最老最亲的朋友”。因年久失修,这把“斯特拉德”曾老而失声,但玛尔塔有四百万美元保险金,故可请人整修一番,终于使它恢复了青春的声音。

执笔至此,笔者觉得传记作者马歇尔·约翰的一段文字似可概括卡萨尔斯的最重要特色,也可作本文的结尾,特译如下:

一个男人或女人能成为伟大音乐家,并非因为某种乐器上的技巧,而是因为对音乐的爱,对人民的爱。卡萨尔斯老年时技巧有所退步,即使在其鼎盛时期,他的技术能力也可能稍逊于后来的斯塔克、罗斯特罗波维奇和马友友。但他是以出自内心深处的挚爱、尊严和敬意来演奏他的音乐。他确实关心人民、自由和正义,所以他能感动听他音乐的人,能对音乐世界甚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愿做职业艺术家的学生,在他们按指揉弦、挥臂运弓之际,应有时间陶冶他们的心灵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