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悦彬
多多努力，无止境的进步
苟悦彬（1919—1949），中共党员，云南绥江人。1935年到成都，先后入济川中学、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书。1940年至1942年初先后在重庆、昆明当技术员、中学教师。1942年底考入国民党陆军机械化学校，1945年6月随该校到重庆，同年11月进入重庆二十一兵工厂当技术员。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3月，他将《挺进报》传给进步群众阅读，被特务发现，于同年4月15日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1月27日牺牲，时年30岁。
苟悦彬生前日记
狱中给党组织的信
我生活得很好，请转家人放心，入狱后受了七次刑，没有问出什么就算了。请转嘱弟妹们，多多努力，无止境的进步，不要因我而消极灰心。并好好教育六如[1]，要他继承爸爸的意志！
这封信是苟悦彬在1949年3月，托一位出狱难友带出去给党内同志的。信言简意赅，想来写得匆忙；谈起受刑那么云淡风轻，那是不想让家人担心；纸虽短，情却长！对弟弟妹妹的关心，对儿子的殷切希望，跃然纸上。
其实，苟悦彬可以不被捕的。那是由于苟悦彬为保全党组织，坚持一个人承担了全部责任。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得从他传阅《挺进报》被特务发现时说起。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于政协会议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推翻了经各党派讨论形成的和平建国问题、改组政府问题、军事问题、宪法修改问题、召开国民大会的政治协商决议等五项决议。6月26日，国民党顽固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民党下令封闭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办事机构，不得已全部撤离。
在重庆，国民党突然查封了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会舆论也被国民党控制，全城笼罩着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阴霾之气。社会大众完全失去了原来从《新华日报》获得信息的来源。
为了冲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使国统区的党员、群众等能够获得有关解放战争的消息以及解放区土地改革等政策信息，重庆地下党秘密创办了《挺进报》。
国民党的二十一兵工厂是地下党统战工作的一个重点，地下党通过联系进步的技术人员和工作，形成“据点”[2]，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工人，形成了地下党在兵工厂的一批骨干力量，并且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3]
中共党员苟悦彬按照党组织要求，通过关心群众，帮助解决困难问题，秘密联系一些思想进步、关注形势发展变化的工人，宣传“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并且将地下党的《挺进报》在可信的群众中秘密传看。
1948年3月的一天，苟悦彬又将《挺进报》交给进步群众、技术工人谢正清传看。急于获得有关人民解放军战场消息的他，没有按照苟悦彬“带回家去看”的要求，中午在休息室午餐时，将《挺进报》放在抽屉半遮掩地端着饭盒专心地看了起来。
“解放军大反攻半年战绩警心”的标题吸引了谢正清的目光，“歼灭敌人营以上正规军……折合55旅”“俘虏将级军官76名，内正规军52名，非正规军24名；中将13名，少将63名，毙敌将级军官12名，内正规军少将6名，非正规军少将6名，另蒋匪专员1名，军长27名……”“蒋两名高级军官反正”“蒋军官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田”。一条条令人振奋不已的消息使谢正清专注阅读，以致完全忘了是在国民党的兵工厂。
突然，有人迅速伸手到抽屉里拿出报纸，“看什么，这么专心，我看看”，工人周泽邦快速地将报纸拿到手中。《挺进报》三个醒目的大字使周泽邦一震，狠狠地看了一眼谢正清后，立即拿着《挺进报》跑了出去。
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使谢正清还没有从阅读兴奋中走出来，就看见周泽邦已经出了门口。
急急忙忙跑出去的周泽邦与正要进休息室的袁尊一[4]正好相撞，“你干什么？”袁尊一问。“这里发现了共产党！”周泽邦边说边跑。
吃惊不小的袁尊一立即走进休息室，只见谢正清坐在桌旁非常惊慌。
袁尊一了解情况后，顿时感觉问题严重。他知道自己在技工校的同学周泽邦已经被秘密地发展为厂里防谍保密组成员，他判断周泽邦急急忙忙地跑出去肯定是到厂稽查组去报告。
于是，袁尊一立即找到苟悦彬，将突发情况告诉了他。苟悦彬急忙找到谢正清，非常冷静地对他说：“如果有人来追问你，就说这张报纸是我给你的，一切都由我来对付。”
当天晚上，袁尊一、苟悦彬、赖宗瑜等党员研究分析情况后一致决定：苟悦彬和有可能暴露的党员、进步群众立即撤离躲避。
但苟悦彬考虑到，他若要转移，势必暴露和他接近的同志，乃至影响到整个组织的安全。如果组织遭到了破坏，损失太大了，而且要在二十一兵工厂重新建立组织就更困难了。因此，他请求自己去承担一切，决不因为自己出事而大家撤退。而且他坚定地表示：就是被关监狱，那也就是到“马列学院”（指敌人监狱）去学习。
党组织研究后慎重考虑了苟悦彬提出不撤离、自己去承担责任的要求，最终做出这样的应变方案：既要保存党在二十一兵工厂的“据点”，又要保护苟悦彬的安全。决定用化名，以一个从解放区回来的苟悦彬老同学的口吻，给苟悦彬写一封信：关心他的前途，叫他弃暗投明，并说要给他送《挺进报》看。同时决定立即切断经常与苟悦彬接触的人员关系。
苟悦彬第二天上班后，主动把这封落款十几天前的信送到厂长办公室，说明了《挺进报》的来由。
厂稽查组不会轻易相信，在重庆警备司令部特工配合下，实施了对苟悦彬的全天候监控。由于组织迅速切断了与苟悦彬的全部联系，特务没有从严密的监控得到任何新情况。
面对寸步不离的特务监控，苟悦彬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他把自己的钢笔送给了妹妹，希望她多学习，让住在他家的一个亲戚把一封信送给党组织，信中说：“看样子要进‘马列学院’读几天书了。请你们千万不要相信特务的欺诈，我绝对不会有一句口供。”
1948年4月15日下午，厂稽查组带着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宪兵逮捕了苟悦彬。
苟悦彬在信中说“我生活得很好，请转家人放心……”。事实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苟悦彬在狱中遭受酷刑七次，面对敌人的这些酷刑，苟悦彬觉得这是家常便饭而泰然自若。他不想让大家担心，不想让大家难过。他深知，胜利与成功从来都是革命者用鲜血浸染的、用牺牲奉献奠基的。
“受了七次刑，没有问出什么就算了”，这看似轻轻松松的一句话，今天读来，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令人肃然起敬！
“受了七次刑”，特务没有能够从他身上得到任何讯息，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誓言：我绝对不会有一句口供！
特务们始终想不明白，在数次酷刑面前，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文弱的书生？
特务们当然不明白，但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和社会调查中找到答案。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档案中保存着苟悦彬生前在绥江县立中学的几篇日记：
5月10日：……这儿的教育界，我也将此看过透，戳穿纸老虎也是官场的变象而已。而教育的人，都是醉生梦死的骷髅，不！都是老百姓的寄生虫，揭穿假面具，是全无人格的东西，扯着教育的幌子，实行其卑劣营私的手段。这儿是如此，云南全省也非例外！再推大点，全国也不能对教育界乐观呀！
5月14日：……一个作家的真正使命，不仅在暴露社会的现实面，最重要的是在指出将来，领导读者走向正确的坦途呀！但是中国的作者除少数几人外，能负起领导青年之责的可说全没有呀！
没有信仰的人，他的意志绝对不会坚定，不集中，而且在社会上作人，要明白作人的权利和义务，尤其知识阶级的人，应该拿出他的所有的能力，谋人类的真正自由，但在现社会下，一切都在不平等的情形下发展，自觉的人要帮助他人觉悟，明了现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作人，而且怎样去尽作人的责任。
我们应该相信团体的力量，个人绝不能创造好的事业来，如果有人相信他独力能办出伟大的事来，是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发展，会带到狭隘的个人自私自利的危险里，我几时就愿意参加一个有意义的团体，去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但现在都不曾实现呀！
5月18日：在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战争，我们只接连地读到英军溃败的消息，到星洲失守后瓦解了整个帝国的军心，使英帝国的武力成为一种美丽的装饰。不能拼死去守个据点，说他们见着日军的影子就骇破了胆，也许不是过甚其辞的话吧！
过去英国人，不！还是所有的外国人都瞧不起日本人，更谈不上中国人。但事实上中国人因其物质低劣的坏处，形成她的优点。每次都在极困难的环境下完成她最重要的任务，但英军的懦弱，使得我军无法独立苦支，将是顶重的原因。英国人的绅士态度在交际上是很高贵的，但战争中虽是明知是失败，他也要保持他对奴隶的仪态，而对着强横的世界强盗时，也只好走，走不脱时就举旗投降，绅士的面孔也不要了。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档案中保存着一份苟悦彬生前所写的社会调查笔记：
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
1. 收集敌我友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书刊加以采录编辑研究。
2. 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七八人不等，调查一乡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该典型着手最切实际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
3. 在农村中应着重于对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政治需要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群众的生活情况、政治需要及其相互关系。
……
5. 写名人列传，估计到领导人物在中国社会中的重大作用，研究这些人物的各方面写成传记，及是研究整个中国的重要一环。在抗日阵线中凡财产5万元以上的资本家、地主，团长以上的军官，县长以上的官吏，各党各派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宗教家、社会活动家，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以及在□[5]外人活动分子，都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
如：乡长收米三担280元
以上共960元，以两名军粮、挑夫每名食米三担，脚费500元又1480
……
对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应该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各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做总的研究。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情况，普遍调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苟悦彬生前手抄调查笔记1
苟悦彬生前手抄调查笔记2
苟悦彬生前手抄调查笔记3
从这几篇日记、社会调查笔记可以看到，苟悦彬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会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更难得的是他还一边关注社会，这促使他在不断观察、学习中，不断思考，不断实践，不断进步。
在旧中国，参加共产党干革命，走上一条挑战自己的人生道路，是一种选择。而选择这条道路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苦大仇深、饥寒交迫，没法活下去的，只有起来闹革命翻身求解放的劳苦大众；二是“在读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现实有认识和思考，在共产党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引下，为理想、主义去追求、奋斗、实践，从一种精英意识转为一种使命”[6]。
苟悦彬等大多红岩英烈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看到在西南大后方令人痛恨的社会现象就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官场的腐败使教育界也成了“官场的变象而已”。他决心要拿起笔做刀枪进行战斗，面对“卑劣营私的手段”社会问题的暴露，苟悦彬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指出将来，领导读者走向正确的坦途呀”。
不安于现状，不随波逐流，要去改造、要去革命。没有一种目标追求的信仰，“他的意志绝对不会坚定，不集中”，他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言激励中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和使命，那就是“拿出他的所有的能力，谋人类的真正自由”，在一种不合理的制度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自觉的人要帮助他人觉悟，明了现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作人，而且怎样去尽作人的责任”。同时，在研究历史，学习思考的基础上，他认为“我们应该相信团体的力量，个人绝不能创造好的事业来”，因为他在寻找“愿意参加一个有意义的团体，去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革命的思想在他的心中产生。但渴望的那个团体究竟何处寻觅呢？
1942年夏，苟悦彬为了找个暂时安身的地方，考入了来昆明招生的国民党陆军机械化学校。8月份到达该校本部——湖南省洪江县寨头村。1945年6月，苟悦彬又随该校到了重庆，找到成都高工校时的同学、已是中共党员的赖宗瑜，向他提出去抗战前线的要求。赖宗瑜通过关系，介绍他去中原解放区。当走到湖北三斗坪时，国民党封锁极严，走不出去，只好返回重庆。1945年11月，由赖宗瑜介绍进了二十一兵工厂。
一个人要建立一种信仰，确立一种信念，并非偶然，除自觉努力外，还需要获得一定的机遇和条件。可以说，中共党员赖宗瑜充当了苟悦彬引路人的角色，为他创造了这样的机遇和条件。赖宗瑜给他提供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哲学家米丁所著《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图书，使得苟悦彬在思想上有了飞速提升，对共产党有了清晰的认识——共产党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那个“有意义的团体”。
入党以后的苟悦彬之所以敢于在国民党特务控制极为严厉的兵工厂开展革命活动，之所以敢于发展进步群众，组织进步工人阅读《挺进报》，秘密传播共产党的声音，就是他早年日记里说的“自觉的人要帮助他人觉悟”的斗争实践。只是，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后，这样的行动已经由自觉变成了一种坚定的信仰。舍身保全组织和同志，苟悦彬用生命和鲜血再次告诉我们，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苟悦彬即在殉难者之中，这一天，离重庆解放只有三天，他牺牲时年仅30岁……
他那封短短的家书中最后一句是希望儿子“继承爸爸的意志”！这是众多红岩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对后代人血与泪的嘱托和殷切希望，这样的嘱托和希望岂止是对他的儿子，今天所有的后人都应该继承。
[1]六如：苟悦彬之子。
[2]一个党员联系一批群众，没有固定的时间和章程，有事就逐一告知。
[3]这批骨干力量在重庆解放前夕，有力地阻止了国民党特务对厂房设备的大破坏，在护厂斗争中牺牲的党员群众也列为红岩英烈范围。
[4]袁尊一，当时厂里的技术工人，地下党工厂组织的负责人。
[5]此字暂无法释读。
[6]苟悦彬烈士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