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柏梁
万忍的耐心候黎明
何柏梁（1917—1949），中共党员，重庆人。1937年到重庆，参加学生联合会，组织乡村救亡宣传团，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奉命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从事学运工作。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经组织安排，由他集资在重庆开办安生公司并担任经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和担任联络工作。1949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守所。于1949年11月27日的渣滓洞大屠杀中牺牲，时年32岁。
何柏梁在狱中写的家信
就义前的四封家书（节录）
由T[1]带转六日第四号，及八日第五号……这两号信都看到了吗？
四天来，这里官方人员连日会议防范办法，并在他们自己之间谈出安顿家眷的问题。加以传说独山一度紧张的消息，他们喂的私房猪都迁移或早售了。我们则每天关在房里吃饭睡觉看书。八日大检查时紧张了一天，余者只有瞎猜乱谈了。
我们渴望比较正确的资料，从他们口里也难掏出什么来。一则他们是被四天来紧张会议和命令限制，不休班是不能出大门，和我们一样被关起来；二则他们也从无见闻到消息的机会，与具结不得泄露丝毫。即使有点报纸，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在宁静沉寂中，有不断的正确报道。这些有系统的资料，只要大概精要就够了。
T四天可轮到回家一次，D[2]则可以两三天一见面，只要他进来看我们，如果有机会，本周末通知他来会你好了。
今天法官来，似乎带了名册，在和这里的人对看。难道真准备转移一批人走了吗？这些事只望D打听了告诉我们，他和副处长杨麻子[3]、主任法官张眼镜[4]的私交很好，必可知道一些东西，就是对这里的人政策和办法怎样。
……
对于目前西南大局，是否已下了总攻令？张[5]为什么坚辞，和李[6]到昆明去做什么？何应钦来了吗？将做什么？是否张、李合流抗蒋？和爪牙王[7]、杨[8]，川局的演变，熊[9]等态度怎样？至于军事发展，在川鄂、川陕、川湘及湘黔、桂黔等区，确在那些据点？以上都是最现实精要的问题……
关于T，也因被吹得恐怖，要求代他设法安顿家眷。他太太是江津人，曾在豫丰纱厂做工，现在急于想进去，但无机会，因此我想你……设法介绍去。……这件事在他们想来，不得不顾虑到；我们也应当使他们少耽这层心事……总之，把他们问题解决了，还要安他们的心，把一切毒素宣传和恐惧病扫除光。并且要他们在这时候要特别小心，而且暗地尽力帮助我们，保护我们，正是他们立功劳的时候了。要是D的太太职业解决了，也可以使他们新婚夫妇安心。
1938年，何柏梁、曾咏曦在重庆市结婚前留影
……
另外，请交T带一锭墨来，笔可以不要了。
还有，我有一个奇怪请求，要是我们有平安自由出去的机会时，请以送一根领带来作记号。
……
要是七哥他们到了乡下，请代致欢迎的诚意！
附托T带出英文（文）法和俄文摘记。
十一·十一 第六号
第一封的时间是写于1949年11月11日，通过狱内看守、狱医带出，真实再现了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时的斗争形势，以及革命烈士在狱中所受到的血与火考验和渴望得到消息时的急切心情。
1949年8月至11月间，蒋介石曾先后两次飞渝亲自部署，妄图依靠嫡系部队固守外围，利用川军和地方武装维持反动统治，同时操纵特务系统加紧镇压革命人民，在固守不成时实行破坏、屠杀、潜伏、游击战。
“今天法官来，似乎带了名册，在和这里的人对看。难道真准备转移一批人走了吗？”狱中同志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都盼望能够活着出去建设新中国。而当时的监狱方也故意放出“你们等待出去吧！等待着谈判时被移交吧”的风声，以此来安定被关押的革命者。的确，当时的看守所特务看守也普遍认为：国民党注定要失败的，共产党打到重庆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再次随蒋介石来重庆部署破坏、潜伏、屠杀计划后，狱中的气氛一下子突变。特务看守“……被四天来紧张会议和命令限制，不休班是不能出大门，和我们一样被关起来”。徐远举解放后交代大屠杀情况时说：“……毛人凤到渝，决定将渣、白、新世界三所地下党、民主人士统统杀掉。由西南特务、稽查处和白公馆所分别告册送毛人凤核定。渣所由我负责布置，新所周养浩布置，白所张景清布置。”[10]
在国民党实施疯狂计划的时候，党组织也在大西南的进军中布置了对重庆相关的工作。1949年1月，被破坏后的川东地下党组织与党在香港的上海局接上了关系，重新建立了川东特委。按照“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开展了对国民党党政及社会各界、工商人士的统战工作，以及对关押在国民党集中营同志的营救。狱中的策反和与狱外的联系也在秘密进行，狱友们正在积极开展里应外合的营救工作。
1949年8月，解放战争形势大好。狱中难友考虑迅速着手进行警卫连的转化工作。一天，黄茂才当值日，下午放风时刻，乘李磊、徐贵林和其他特务不在家，通过他把后山警卫连的一连长找进牢房内院办公室，由陈作仪、何雪松出面进行商议。两位同志开门见山暗示这位连长应认清形势，选择时机，争取起义投诚。隔了几天之后，又选择了一个放风的机会，再度把这位连长找进来，由韩子重、刘石泉继续做工作。连长对同志们的指点、开导表示领悟，对充满正义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但不久，敌人停止放风，难友失去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屠杀前，特务当局似有所闻，突然把这位连长领导的警卫连换防了。又在大屠杀前五天，反动派随便以一种借口将黄茂才也遣散回家了。[11]
从1948年夏天起，渣滓洞的难友就开始做特务的策反工作。……肖中鼎（越狱脱险）曾经去做徐贵林的工作，徐贵林直言不讳地回答：“你们少来那一套，共产党的宣传对我不起作用。我见的、听的多得很，老徐天生就是杀‘红毛’的，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告诉你，就是解放军打到小龙坎来了，我还是要杀。”难友们及时终止了对徐贵林的策反工作，这只反动透顶的“猫头鹰”后来组织杀害了江竹筠烈士等人，并亲自指挥了“11·27”渣滓洞大屠杀。
但是，看守特务内部也并非钢板一块，并不都是徐贵林这样的。狱中同志经过一番考察，区别对象，选择因生活贫困误入歧途的小特务，或人性尚未泯灭愿意弃暗投明的部分人员，主动接近他们，从生活上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行前途、形势教育，赢得信任后，争取他们为难友做事，勾通狱内党员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渣滓洞女牢的江竹筠、曾紫霞（营救出狱）首先从看守黄茂才身上打开了缺口。
黄茂才1925年10月出生于四川自贡荣县的一个佃农家庭，从小聪明好学，父母把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1944年为了逃避抓壮丁，父母托人介绍到成都川康绥靖公署第二处副处长刘重威家里做杂务，刘重威看他平时除了做事就是看书写字，人也老实，就介绍他到二处做司书抄写文件。1947年川康绥靖公署撤销，黄茂才被合并到重庆行辕二处，去报到时，因为没有参加军统组织，差点丢了饭碗，后来因为是刘重威的关系，徐远举勉强留下他，并于1948年4月安排到渣滓洞看守所做看守员。因为长期受国民党的宣传，黄茂才认为共产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因而他初到渣滓洞时，对“犯人”们也很严厉，甚至有时还要骂他们。过了两三个月，对这些“犯人”暗中观察一段时间后，黄茂才紧张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难友们利用这些机会做黄茂才的工作，特别是江竹筠、曾紫霞因为与黄是同乡，更是从思想上开导他，生活上关心他，还给他织毛衣，平时缝缝补补的小事更是替他代劳。渐渐地，在摆谈中，深感压抑的黄茂才倾吐了心中的不满，难友们开始大胆地向黄茂才进行教育策反了。何雪松、陈作仪告诉他：“从目前形势看，国民党已经靠不住了，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有出路。”江竹筠、曾紫霞利用为他补衣服的机会写条子给他：“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顽固派统治，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资本家，工人农民可以当家作主，不受人剥削，这是多么合理的制度呀。像你小黄，家里以后就可以分得土地，再不受地主的气，哪里不好呢？”这些话使黄茂才大受感动。
后来，黄茂才在回忆材料里详细记录了他思想转变的这一过程：
我1948年5月调渣滓洞看守所工作时，我对共产党性质还是模糊不清，但是从国民党的宣传中说共产党人是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坏人，可是我到监狱后，常同共产党人交谈，逐步了解他们中有不少的人都是有高层次文化的人，其中有大中学校教师、工程师、新闻记者、大学生，还有国民党军中校级军官，这些人都是文明礼智很善良的人，怎么能说他们是无恶不作的坏人呢，更使我不解的，眼看曾紫霞是很年轻的大学生，和牛筱吾、皮晓云一样都是很年轻的女人，难道说他们都会去杀人放火吗？……1948年6月江竹筠被押送到渣滓洞看守所来，在填写入狱登记表时看见她是自贡市大山铺人，与我都是自贡市人，相隔不远，还是家乡人。……曾紫霞也是自贡市人，就跟江竹筠说我的情况，因此以后她常同曾紫霞与我接触摆谈，……由于我是管理员身份，可以入牢房查监，这样我们谈话机会很多。……曾紫霞跟我说：黄先生，我想请你帮忙。我问她什么事，她悄悄给我说，请你帮我送信出去。当时我也意识到送信出去的危险性，如被发现，轻者坐牢，重者丢掉生命。经过多次反复斗争，我决定不怕困难危险，想方设法送信出去。我想，我有充分有利条件，我有行辕二处发的公开证章，只要带上没有人敢过问，同时我可以穿军服，必要时我可改名换姓（曾改过张力修、黄克诚、兰先生），我作了这些思想准备，就跟曾紫霞说：你的信写好没有，若写好就给我。她点个头意思已写好，我进她们牢房，秘密交给我。
不久，有难友要黄茂才带一些信件给家人，几次以后都没有出什么错，难友们开始将一些重要信件交黄茂才带出狱，黄茂才总是准确地将信件带到，还带回一些生活必需品和药品。黄茂才多次化名为黄克诚、张力修等，先后给江竹筠、曾紫霞、陈作仪、胡其芬等难友带出信件20余封，还给江姐带回云儿的照片。
渣滓洞狱医刘石人，有文化却不大关心政治，毕业于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医学校和青岛医学院。1948年初到重庆，4月，被派到渣滓洞开设分诊所。刘石人为非军统人员，不受徐远举节制。刘石人到渣滓洞时，正值因刘国定、冉益智叛变事件被捕的几十名“政治犯”陆续关进渣滓洞看守所，原本狭窄的牢房更显得拥挤不堪。时值春季，疫病流行，通风不良的牢房极易引起流行病大暴发，再加上许多“政治犯”刑伤得不到治疗，情况恶化。每次去给受刑者疗伤，刘石人看到那些皮开肉绽的身体都止不住想：“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傻，都打成这样还不招供。”生性善良的刘石人只是抱着“济世活人”的思想尽心尽责地为“政治犯”们治病。
时间长了，刘石人才知道这些“犯人”中有教授、记者，有银行经理，有富家公子，很多人都相当有社会地位，完全不是自己原来想象的那样。经过交谈，发现他们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狱中同志及时发现了刘石人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也开始有针对性地做他的工作。
除送信外，刘石人还自己拿钱买食品和药物给难友，还利用医生职权，开了不少保外就医的证明，使部分难友得以出狱。
还有一个特务看守班长刘秉清，对他主要是利用。难友张大昌回忆道：
刘秉清在1947年底曾为“政治犯”周世楷从牢外买过香烟。1948年5月左右，胡春浦见他面带烟容，估计他是抽大烟的，家庭经济一定拮据，……胡春浦便利用这个刘秉清勾通了牢内外的联系，往返传递了好些消息。当然，每传递一次，都一定要给他一些钱。
“设法安顿家眷”也是狱中同志对被策反的看守的承诺。前面提到的狱中医生刘石人“自怀佛心”，持只看病不过问“任何问题”的态度，在狱中难友坚贞不屈的精神感染下，最终同情难友，多次帮助带信出去，同时也为狱中同志带回药品、书信等。何柏梁在信中就要求家人帮助刘石人新婚的妻子解决工作问题，“也可以使他们新婚夫妇安心”。新中国成立后，刘石人被妥善安排在大学当医生。他的妻子王淑萍看了“红岩魂”展览，看到有关她丈夫的“正确评价感动得哭了很久很久”，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是西南农学院退休医生王淑萍，女，今年82岁，我是原渣滓洞看守所刘石人的家属，我同刘石人于1949年10月10日结婚，1949年11月中旬我离开刘石人回到自贡市自流井关外胜利路130号我父亲家，同年12月底，刘石人所在的川北射洪县和平解放，领得有解放军发的解放通行证来到我家，当天凭通行证到市军管会登记入户，1950年8月，我们由自贡来到重庆，在沙坪坝氧气制造所家属区租住，当时氧气所已军管。10月，刘石人经渣滓洞脱险的李玉钿等人介绍到重庆市文教部，由文教部介绍到西南农学院作医生工作，1980年3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时年69岁。”
刘石人的家属因为共产党人的诚信而感动。狱中的何柏梁等人以诚信打动了刘石人等没有泯灭良知的医生、看守等，可以说是一种人性良知的唤醒。诚信是个人立身之本，民族存亡之根。在何柏梁的骨子里，流淌着中华民族“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他深知，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政党；一个没有信用的人，同样会被社会所唾弃。为了党和个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承诺的事情全心全意做好。这或许是策反或利用成功的心理基础。
狱内同志加紧策反看守特务的同时，狱外党组织按照党组织加强统战工作、营救“政治犯”的指示，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李治平[12]回忆：“……对住在渣滓洞附近的国民党内二警策反，争取它起义，配合我华蓥山武装力量，进行劫狱，或在重庆市上层民主人士中作工作，筹集金条，收买敌人，以营救集中营的战友。”[13]
卢光特的《1949年下半年重庆地下党策反工作纪事》有这样的记录：
1949年，川东特委还为营救“中美合作所”监狱被囚战友，由林向北经手，组织过三次打入蒋军的活动。1949年夏秋，组织派廖亚彬、傅正华、周德全到驻唐家沱的蒋军七十九师二三六团一营一连当兵，后因该部开进方向与我方目的不合，主动撤离。1949年8月，派陈昌（二战时期党员，四川省委撤走而失掉联系，通过林向北与川东特委接上关系）打入“志农部队”（交警一旅），该部系以大特务马志超、戴雨农（戴笠）命名的特务武装，驻“中美合作所”内，陈昌任中队长，又派徐云恒、曹志国、席勒、文伟和刘某去协助陈昌掌握部队。后因敌内部争权夺利，陈昌职务被挤掉，其余党员主动转移。1949年9月，组织又派张平和、杜文举、陈立洪打入“志农部队”的干部训练班，当传令兵和勤杂兵。该班分军官队和军士队，共300余人，专门训练打游击和搞潜伏的特务，地址在“中美合作所”五灵观立仁小学内，“中美合作所”戒备森严，设三道警戒线，通行证分临时、夜间、特别三种，我们的人地位低，只能在有限范围内通行，不能接近“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但他们想方设法，绘制一份地图，标明从歌乐山、红槽房、宣家桥、24兵工厂（石井坡）等四处进入“中美合作所”的路线及沿途警戒。于11月中旬，由陈立洪送出，可惜因未找到相当兵力劫狱，地图还未用上，“11·27”大屠杀即已发生。[14]
狱内外的策反都在秘密进行，大家都是一个心愿：救出，活着出去。
狱中同志感到国民党的垮台近在咫尺，敌人已经开始做撤退准备。但是，对于被关押的人会是怎样前景？他们又无比担忧。在狱中严格封闭消息的情况下“我们渴望比较正确的资料”。西南地区是蒋介石国民党妄图固守的最后防线。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使狱中同志非常关注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官员的立场态度，也非常急需知道我党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些信息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命。
对于能够有“……平安自由出去的机会时，请以送一根领带来作记号”。何柏梁虽然把这看成是一个“奇怪请求”，但可见他们求生的欲望是何等炽烈。
这封信最后讲的“附托T带出英文（文）法和俄文摘记”，现在保存在红岩档案中，虽然没有翻译，但也可见深陷囹圄的人是怎样坚持学习进步的。牢狱生活，丝毫没有软化何柏梁的革命意志，他还嘱托“将昨天带留舅家之英汉字典照旧买一本旧的”，在最后宝贵的日子里，他依旧积极学习英语和俄语，时刻准备为建设新中国出一份力。
何柏梁的表舅童思进介绍：“……他的父亲叫何海卿，经营布匹、绸缎生意又兼搞肠衣加工出口，都经营得很好，挣下几十万家产。何海卿常住上海，家也住上海，家里很有钱，何柏梁是大少爷，但他为人很谦和，一点没有大少爷架子，他很爱帮助人，常从经济上支援贫穷的同学，他一直读的教会学校，本来是信奉基督教的，因抗日战争爆发，他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组织乡村宣传队，在这些活动中他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又由于曾咏曦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接受了马列主义，由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勇敢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5]
1948年，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16]叛变后，供出了以公司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的重庆安生公司经理何柏梁，国民党特务机关立即将他逮捕关押于渣滓洞。
何柏梁被捕后，“他妻子曾咏曦送衣服去也被捕，他父亲到处托人营救还花好几根金条才把曾咏曦保释出（她怀孕要生小孩），还是没有能把何柏梁救出”。
刘德彬回忆说：“每次他家中送来的食品，不管是罐头或皮蛋以及其他的营养物，他就分给狱中有病的难友吃，有时留少许来均分给同寝室的朋友，而有时竟一点也不留……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和另外几个朋友所作的统战工作，我们在狱中能知道外面的消息，能多了解一点外面的情况，柏梁同志是尽到最大努力的，为什么今年暑假害病的人少，死亡的仅只一人，这是通过统战关系，从外面买来了奎宁。普通消炎片，肠胃消炎片，阿司匹林等很多的药品，救济了渣滓洞多少将生病及已生病的难友……”[17]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何柏梁全家迁到重庆，他也由上海圣约翰大学转到重庆大学读书。抗战结束后，他们家又在抗战胜利后搬回上海，但何柏梁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以革命事业为重”留在了重庆。
今天第一批提出十人，现又开（始提）第二批十人及第三批，今天一共二十七人。[18]
关于D，今天来看病……因为官方人员都在准备疏散家眷，不妨安定他们，并且劝慰他们。他的离开，当然对我们（是）损失，能留一天算一天了。他太太职业可借此多联络，主要探听二处动向和政策。
关于我的出去，对公司来说，只要保证生命无险，就不必活动，反引注意。如再有条件出去，那太无价值了，静心等候解放了。请你也安心，不要焦急吧。要以万忍的耐心候黎明好了。
十四日 （第）七号
当江竹筠等人被押出杀害后，第7号信中，何柏梁不希望家人再通过各种活动营救他。“如再有条件出去，那太无价值了”。这里所谈的“再有条件”，无非就是变节投降、跪地求饶，而这又是在出卖灵魂的前提下，生命有什么意义呢？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虽然面对无力回天的失败无可奈何，但是仍然不放弃动摇革命者特别是利用革命者想“活着出去”的心态，使他们发表声明、悔过自新，在舆论制造上打击消除共产党的影响。[19]绝不苟且偷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渣滓洞的“政治犯”对此有高度的理想认识。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愿把牢底坐穿”的那种无上的荣光使他们有一种绝对的自豪感。当然，他们绝不放弃对活下来的等待，“要以万忍的耐心候黎明”。这就是在生死问题和革命信仰上，何柏梁告诉家人自己的态度。
遗憾的是，何柏梁和狱中同志最终没能得到更多有关解放军的消息，也不知道为什么营救迟迟不来，更不知道蒋介石下达的重庆一旦不保就实施大屠杀……他们最后交织在苦苦的期盼和死亡的威胁逼近中。
请明天午后进城……送信带物。如江小姐[20]有信，请即带回。至于见民兄[21]来乡时更好，将昨天带留舅家之英汉字典照旧买一本旧的。如无同样的，就形式大小和名称相仿买一本来[22]。决定请他在二十二日等在原地方，候T来拿，也请他酌给途资。以后每个星期二他也可到小梁子来走一次。你如不可能到家，就在那里也可会谈的。
最近虽然常得到不定期的报看，但从那上面仅是历史记载了。希望如上星期见兄和你的广播及内幕消息好得多。所以希望星期二见兄和你又告诉些进展佳音。
又是十天没有人送东西，可是所头还把伙委找去说，现在伙费不能维持煤炭款，因此，将要无菜及豆吃，而只吃盐巴了。这个话可以了解他们还在想抓，而不打算照顾我们了。甚至还要发枪给交警与班长们，要他们准备打游击咧。这种日子来得愈快愈好，你们还比我们急吧。
十九日 第九号
昨天T回来说，竟没有会着你。明天要他去，顺便到你处和见兄处，以便取回字典。那是见兄侄子[23]为其爱人的父亲车耀先的遗物，掉购同样一本带回来。另外请见兄设法给T找一套外穿的，无论长袍短服，一方御寒，一方便装。因为他的家眷还是安顿在“特区”外附近，因此需要用费，不妨在这个时候帮助他。
你准备的回信，是否已交给D带来，但到现在他也还未来过，这是最不方便的事。因为他大致看到杨麻子[24]、李所头和邓事务[25]。
这里食米都是每天零担进两三挑来。官方说：副食费（握在手里的纸币）已不够买菜，将来只能吃盐水饭。我们想到一旦停伙，就饿着等解放。广播佳音及内幕新闻可有？今后每周二或三将定期联络，你不必多回去了。
十一·廿一 第十号
后面这两封信，语言平淡质朴，真实反映出监狱条件的恶劣程度，终日不见阳光的狱友们，既要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还要忍受粗劣不堪的伙食，最后的日子里，甚至“将要无菜及豆吃，而只吃盐巴了”。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狱中同志最后的冷静和那种“饿着等解放”的沉着，他们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在积极应对各种状况的出现。
被难烈士登记表曾这样记载何柏梁：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复旦大学经济系边学习边从事学运工作，1941年毕业后进复兴公司工作。1946年在重庆开办安生公司并任经理，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和担任联络工作。狱中积极想法从家中弄药帮助有病的难友，争取和策反看守，打通三条秘密通信渠道。
通过何柏梁带出的家书编号应该有十封，但现在仅有四封。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中共重庆市工委的领导干部刘国定、冉益智先后叛变，其后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被捕后叛变，导致何柏梁、曾咏曦夫妇等人被捕。后来，曾咏曦被释放出狱，现存的四封书信是被狱中同志争取过来的看守唐友源和狱医刘石人带给曾咏曦的。
1950年，重庆公祭殉难的革命烈士，从渣滓洞脱险的战友肖钟鼎、刘德彬、杜文博、傅伯雍和生前战友陈联诗、兰国农为何柏梁敬献了挽联：
何柏梁烈士 千古志念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您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我们到自由广阔的地方来了。而您却在十字架上，滴完最后的一滴血，安眠吧！英勇的战士。
[1]T即看守唐友源。傅伯雍在《狱中策反工作》中讲：“唐友源，湖北人，徐远举同乡，军统老资格，40多岁。在白公馆、渣滓洞都做过看守，因而对两处监狱情况都熟悉。他追随徐远举20多年，生性直，无文化，故一直是个少尉军衔。老婆孩子二大窝，收入微薄，拖累大。女儿在南岸一家纱厂当学徒，不够维持个人生活。老婆是家庭妇女，常拖他后腿。国民党通货膨胀，法币贬值，一家人生活无保障，因而抑郁不乐。当了特务，又不敢发牢骚。他想为自己女儿找一个收入较好的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自己也想弄点额外进款，改善一下全家生活。曾经找过徐远举想办法，多次申请补助，都没能解决，因而激起了他对现实的不满。何柏梁的爱人曾咏曦（中共党员），掌握了唐友源的这些情况，在狱外做他的工作。在牢房里，老何答应想法把他女儿介绍到一个较好的单位去工作，从而取得了他的信任，愿意为何柏梁送信，带报纸，捎香烟、药品等，每次，他为老何送东西，老何均给与他优厚的报酬。”见《重庆解放》，第448—449页。
[2]D即狱医刘石人，天津人，生于1911年，居住在离渣滓洞看守所不远的侧后山。他有文化却不大关心政治，毕业于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医学校和青岛医学院。1948年初到重庆，4月，被派到渣滓洞开设分诊所。在狱中同志的教育帮助下，刘石人先后与狱外党组织联系，购回肠胃消炎片、鱼肝油、葡萄糖和各种维生素等药品。渣滓洞脱险志士傅伯雍回忆：1949年春节前后，由胡春浦、田一平、古承铄等人，造了一份渣滓洞、白公馆三百余名政治犯名单，托刘石人携出狱外，交重庆地下党组织，设法捎到香港，请香港党组织转送中央以便在恰当的时候，在谈判桌上好正式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我党党员及进步人士。刘石人担着风险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将名单秘密带出牢房，邮寄预定地点。可惜这份密件在重庆被邮检特务查获，徐远举责成李磊到渣滓洞召集特务追查。刘石人、黄茂才、徐兴中等人均被喊去反复盘查讯问。诸人皆守口如瓶，此事闹到最后，无疾而终。解放后，党给弃暗投明的刘石人医生安排了工作，他在北碚一所大学（西南农学院）任校医。1980年3月病逝。（见《重庆解放》，第180—182页）
[3]指杨元森。
[4]指张界。
[5]指张群。
[6]指李宗仁。
[7]国民党四川省省长王陵基。
[8]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
[9]指国民党川军将领熊克式。
[10]《审讯徐远举笔录》。
[11]傅伯雍：《狱中策反工作》，《重庆解放》，第448页。
[12]李治平（1905—1991），男，四川广安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为中共党员。1941年2月任中共重庆江北县委书记，曾任南涪工委书记等职。1949年5月后，与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等共同负责川东地区地下党工作。重庆解放后，曾任中共涪陵地委副书记等职。
[13]《川东地下党的斗争》，第190页。
[14]卢光特：《1949年下半年重庆地下党策反工作纪事》，《重庆解放》，第326页。
[15]何柏梁烈士档案。
[16]李文祥，1922年出生于巴县，193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北县委书记，以重庆大华公司见习生、合作事业管理局会计、迎龙乡小学教师等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至1947年9月又任中共巴县特支委员，以巴县长生乡民兴中学训育主任为掩护。1947年10月，他调任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以业余戏剧工作者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活动。1948年4月22日被捕。在狱中关押期间，得到难友陈然的鼓励，坚持了8个月，但他没经受住感情因素的诱降，当又被提审，让他与妻子见最后一面时，他的防线垮了。最后不顾难友的压制劝阻，李文祥叛变，并公开宣布他的三条理由：一、我被捕不该自己负责（刘交的？），而且坚持了八个月，与我有关的朋友，应该都转移了，如果还不走，被捕是不能怪我的。二、苦了这样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看不见胜利，那不惨了，比我更重要的人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工作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工作也决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组织已经完了，我只能从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好工作。李文祥叛变后出卖何柏梁等10多人，参加军统工作被授予上尉军衔。1951年被镇压。
[17]刘德彬档案，第96页。
[18]1949年11月14日从渣滓洞提出29人，白公馆1人，共30人，杀害于电台岚垭。
[19]《新华日报》撤离时，国民党要求去登记，以便送回延安。结果没有人去登记，国民党就制造假消息，说程仿尧登记自首的假新闻。
[20]江小姐：指江竹筠。
[21]见民兄：指难友韩子重的叔父，中共党员韩觉民。
[22]韩子重在狱中，曾设法将车耀先在狱内常用的一本英汉字典带出狱外，这里说，必须买一本相同的字典带进去，以便应付查问。
[23]指狱中关押的韩子重。
[24]杨麻子：特务杨元森。
[25]分别指渣津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特务邓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