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自序》考论
一、《自序》之作年及内容
王莽始建国元、二年间，扬雄作《法言》成[1]。雄之《自序》叙事止于《法言》目，则其《自序》当作于《法言》成书后。班固作《扬雄传》即全录扬雄《自序》，而以《扬雄传赞》接续后事及评价扬雄。《扬雄传赞》中论及扬雄投阁之事，则扬雄《自序》之作当在投阁之前。雄之投阁乃因甄寻、刘棻事牵连所及，考《汉书·王莽传》，始建国二年下令收捕甄寻，岁余捕得，放于三危。则扬雄投阁事在始建国三年，《自序》之作当于《法言》初成之时，在始建国二、三年间。其时《方言》未成，故未言及之。洪迈以《自序》未言及《方言》，遂疑为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其失盖在未考扬雄《自序》之作年。
扬雄《自序》，首以世系，兼及立身行事；次以《反离骚》系列，明其吊原之意；次以四赋系列，著其风劝之旨；次以《太玄》，以《解嘲》及《解难》述其作意与结构；次以《法言》，除自述评骘诸子之大旨外，更以《法言》目“著篇之意”[2]。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四赋之作，原本无序。故扬雄作《甘泉赋》，本讽谏成帝之奢侈，成帝虽“异焉”[3]，然据王充《论衡·谴告》，“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4]。若献赋之时即有赋序明言讽谏，成帝虽可能“为之不止”，断不会“不觉”。扬雄晚年有感于辞赋之不用于世，故有《自序》述诸篇作旨。《太玄·莹》云：“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5]观扬雄《自序》之施辞，其于己作颇为自珍，且追述意甚明。或以献赋之时即有序，盖失之。
二是《自序》当兼包《法言》目。汪荣宝撰《法言义疏》，用力至巨，实为《法言》功臣。然其驳段玉裁《书〈汉书·扬雄传〉后》[6]之说，认为“（段氏）谓‘雄之自序云尔’为兼包《法言》目而言，则为误解颜注。……此由段不悟《自序》为杨书三十八篇之总序，而疑其尝有单行之本故云尔”[7]，则颇有疏失。徐复观撰《两汉思想史》已言其非，其着眼点在于扬雄《自序》的内容与汪氏所谓“总序”不符，请更足成之。汉世著作多篇卷单行，其例甚众，兹举二例以明之。向、歆父子，领校众书，必合中外诸本，乃得窥一人一书之全。《别录》“去其复重”云云乃公私所藏篇卷多寡不一之确证，正因为篇卷单行，故公私机缘与能力不同，所藏篇卷即或多或寡。此其一也。考《后汉书·窦融传》，光武帝“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此为汉世《史记》单篇流传之明证。或许正因为篇卷单行，著作极易亡缺，故班固修《汉书·司马迁传》时，《史记》即“十篇缺，有录无书”[8]。此其二也。即以扬雄著作而论，班固本刘歆《七略》作《汉书·艺文志》，其于诸子略儒家类“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这三十八篇即班氏于“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后自注所云“《太玄》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若这些著作果已勒成专书，并有扬雄《自序》为其总序，则班氏当云三十九篇，这样才与《史记》的情况吻合。《汉书·艺文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包括《太史公自序》。明乎此，扬雄《自序》单行及其兼包《法言》目就容易理解了。
二、《自序》之性质
《史通·序传》云：“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按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袓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9]刘知幾此言述自序源流，颇为明晰，今姑据此以考扬雄《自序》之性质。
《离骚》首陈氏族，开篇即是矣；相如《自序》为传，则《史记》《汉书》相如本传无征，盖本刘炫“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隋书·刘炫传》）之说。浦起龙作《史通通释》即已言之矣。然犹有可论者，屈原作《离骚》，除首陈氏族外，亦屡述己志，所谓“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列传》）。据汤炳正先生《屈赋新探·〈史记·屈原列传〉理惑》[10]考证，此为刘安《离骚传》的叙文，被后人割裂窜入《史记·屈原列传》传文。及“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文心雕龙·辨骚》），观点同于淮南。屈子于篇中自述作意，远绍《诗经》，后世踵其事而增其华，非但致意于篇中，亦自述其作旨于篇外。关于相如《自序》，《史》《汉》本传虽无自序明文，然细绎《传》文，颇有可论者。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是则相如作《大人赋》，本立意讽谏。然“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盖相如上赋之时，本无赋叙以言讽谏之意，故武帝不悟；晚年感于辞赋劝而不止，故作《自序》，于诸篇作意每每申明之，此观《史》《汉》相如本传可知。若献赋之时即明言神仙非实，武帝断不会不悟而有“似游天地之间意”。司马迁为长卿作传，或刺取相如《自序》为之，刘炫之说要当有本。
及司马迁撰《太史公书》百三十篇，以《太史公自序》殿尾，其法后世修史者多有效仿。《太史公自序》首著世系，次以父谈学术观点，次以己身行事本末，次以发愤著书之志意，次以百三十篇之篇目。确有灵均余影、长卿遗意，而篇章不苟，次序井然，宜夫其为后世所法。班固作《汉书》，非但全录《太史公自序》以为迁《传》，而且效法《太史公自序》以《叙传》终篇。
那么，扬雄《自序》何以作呢？汪荣宝《法言义疏》认为是“扬书三十八篇之总序”，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扬雄论究》已力言其非，上文更足成其说。
《自序》并载《法言》目，此目即《法言序》，为《法言》之篇目及各篇作由，雄之《自序》显非《法言》之序。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二《明体例》“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条认为扬子《自序》即《法言序》，其以自序入著述，性质同于史迁、班固[11]。此说存在两个疑点：其一，无法解释《法言序》与《自序》并载的问题。汪荣宝氏注意到了这一点，故力主《自序》不当兼包《法言》目，以成其“总序”之说。其二，无法解释篇卷数目的疑问。《自序》性质既同于史迁、班固，然《太史公》百三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汉书》篇卷亦兼《叙传》而言，《法言》十三何以不含《自序》？
《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云扬雄有踵继《史记》之作，《自序》初不言其事，则《自序》亦非扬雄所续《史记》之序，然扬雄善史可知矣，故扬雄晚年遵马迁之旧辙而为《自序》，非但兼提诸多著述，并于诸篇之作旨每每致意。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后世”（《汉书·扬雄传赞》），然辞赋劝而不止；《太玄》当世即有“覆酱瓿”（《汉书·扬雄传赞》引刘歆语）之讥。扬雄亦深知序对于著作的重要性，《法言·问神》：“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且古书不题撰人。据《史记》，秦皇、汉武读韩非、相如书，而不知撰者为何人。子云亦有类似遭遇。《文选》卷七《甘泉赋》李周翰注云：“扬雄家贫，好学，没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12]故扬雄《自序》非但兼提诸多著述，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资；且于辞赋诸作则详言其作旨，于《太玄》则以《解嘲》“回环自释”（《文心雕龙·杂文》），既耳提面命，又自嘲自解。盖扬雄晚年睹道之不行、赋之不用，故作《自序》，既“著篇之意”，冀其必传；又“自叙风徽，传芳来叶”。《自序》之作，既反映了扬雄对世俗的失望，也反映了扬雄对己作的自珍。吕思勉《史通评》认为“书之有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13]。扬雄《自序》虽非书序，然助读者、明先后之义却有焉。
综上，《自序》作为扬雄一生立身行事与思想著述之总结，固可视为知人论世之资而起到书序的某些作用，然其初意并非针对某篇某书而作。余颇疑扬子深谙史例，知己必入传，故作《自序》，以备史家之采撷。宜乎孟坚录雄之《自序》以为雄《传》。然于史无征，故姑识此说，以就教于方家。
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注释
[1] 汤炳正：《语言之起源·汉代语言文字学家扬雄年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
[2] 《汉书·扬雄传》：“《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师古注曰：“雄有序，著篇之意。”颜注所谓“序”，指《法言序》，即《法言》目。
[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5年。
[4]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
[5] 司马光：《太玄集注》，中华书局，1998年。
[6] 扬雄之姓氏，扬、杨互歧，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扬雄论究》言之最详，可参看。本文引用，概依原著，不求划一。
[7] 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
[8] 《史记》十篇是缺佚还是未成，后世聚讼纷纭。本文认为，《汉书·艺文志》自注、《汉书·司马迁传》与《后汉书·班彪传》班彪《史记论》皆言其事而性质不详，然《史记·太史公自序》记篇数字数甚详，盖当时即已写定。本文即本此立论。
[9]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0] 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
[11] 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
[13] 吕思勉：《史通评》，商务印书馆，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