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意义

伴随对外开放和开放经济实践发展的不断深化深入，中国对外开放的手段、领域、方式在不断走向深化：从主要依靠减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逐步确立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到注重营造公平竞争、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从运用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到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从加入WTO、降低甚至消除关税壁垒，到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加快“放管服”等改革。中国逐步形成一个高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从对外开放实践发展来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手段主要有对外贸易（包括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包括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行对外投资（包括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服务贸易（包括技术贸易、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以及国际旅游等）。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世界经济中极其活跃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一般通过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两种形式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其主要目的是拓展国际市场、寻求规模经济、获取关键性资源和关键性技术。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不仅受其逐利动机的影响，而且受到目标国招商引资政策的规制。从国内和国际政策层面来看，投资政策的趋势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不再是以国家或市场为主导，而是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即在继续实行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以应对国家间竞争加剧的同时，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如保护环境、减贫、维护国家安全等），对外资的管制也在逐步加强。[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外资失去了兴趣，恰恰相反，各国广泛使用投资促进措施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UNCTAD，1996；Oman，2000）。尤其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的引资热情更是空前高涨，引发了新一轮的引资竞争。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超过160个国家制定了外资激励政策（林龙辉等，2010）。

虽然各国引资政策的细节披露有限，但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相关的证据。2007年德州仪器公司宣布有意在亚洲投资10亿美元建立一个装配工厂，消息一经传出便引起了菲律宾、中国、泰国和越南之间激烈的争夺，最终新工厂设在菲律宾的经济特区（Ma，2010）。2004年，AMD公司在德国德累斯顿建立一个微芯片生产工厂，因此获得了价值5.5亿美元的补贴；2001年，德国莱比锡凭借财政支持和基础设施在内的一揽子优惠政策打败了众多竞争对手，赢得了宝马公司价值8.6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该投资项目大约可以带来5500个就业机会；2001年，日产公司在收到价值5800万美元的补贴之后，收回了之前迁移英国桑德兰工厂的威胁；1996年，英国政府为吸引现代公司在英格兰建厂，为每一个工作机会提供19万美元的补贴（Charlton，2003）。

这些证据大部分集中在新建投资方面。事实上，针对不同形式的外国投资，各国政府甚至普通老百姓的态度也有很大不同。因为企业的跨国并购不仅会转移东道国企业的利润，而且会通过购买、闲置目标企业的品牌，自然“消除”有力的竞争对手，这种对地方品牌的蚕食，容易引发人们的担心和不满。[2]在审查通过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并购案件时，各国政府也往往比较谨慎。例如，2005年美国众议院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投票否决了中海油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议案；2009年3月18日中国商务部凭借反垄断调查拒绝了可口可乐公司并购汇源公司；2009年6月中国铝业公司并购力拓公司的失败也被怀疑受到政府的阻挠。相对而言，因为跨国公司的新建投资不会直接影响地方品牌，所以不会过大地引发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抵触情绪。尤其是对那些可以大量增加就业的投资项目，各国政府甚至颁布了许多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国投资者（UNCTAD，2007），前文列举的诸多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据。

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投资模式及投资区位的选择不仅关乎着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也影响东道国企业的创新行为，从而更深层次地影响着东道国的福利以及相关国家的利益。目前约束东道国政府引资政策的国际协定相对较少，各国之间的引资竞争也异常激烈，政策的不对称性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其经济影响的问题研究。东道国政府的作用，尤其是政策竞争、竞争地位对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东道国的福利、当地企业的创新行为的影响分析，以及各国政府如何在兼顾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选择对本国最有利的外商投资是国际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亟待填补的一个领域。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实践和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中国自2015年2月陆续在多家自贸区推行平行进口车业务，但遭到宝马、奔驰等生产厂商的质疑和抵制，究其原因是这些进口车的生产厂商认为平行进口车销售数量的增加，对其在中国的利润以及未来的发展构成了威胁。事实上，世界各国对平行进口的合法性也有很大分歧，对平行进口持有或允许，或禁止，或分类规制等不同且存在相对变化的态度。允许平行进口是否会打击本国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平行进口政策的制定。

政策激励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政策优惠在中国早期的招商引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政策优惠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减弱的趋势（万莹，2000）。近年来关于对外资的政策倾斜问题争论不休，政策优惠是否仍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中国应该依托哪些有利的因素吸引新的外商投资，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行更为细致地研究与思考。此外，尽管中国各地区的宏观政策环境大致相同，但是地区间的经济环境与引资政策差异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地区间分布的极度不平衡。很显然，一个地区的招商引资不仅受制于自身的投资环境，而且与地区间的投资创造效应和政策竞争形成的转移效应有着必然的联系。比较投资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的大小从一定程度上更好地解释了地区间的竞争关系，这对中国改善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均乃至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有很好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