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2003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5]

寻找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最佳选择

现代经济的最重要特点是GDP的增长和人均 GDP的增长，GDP增长的累积便构成财富的增长。GDP不是衡量财富增长的完善尺度。在许多情况下，GDP增长所伴随的是人类福利的损失和财富的减少。然而，到目前为止，GDP仍然是衡量经济进步的最重要尺度，是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主要目标之一。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是多重的，除GDP增长速度之外，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就业充分等都是政府的重要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些目标中，有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有些则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之间往往存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这样，政府就必须确定诸多目标的最优组合。在一段时间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即便在短期内，在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也不存在取舍（trade-off）关系。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证明，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仍然存在某种取舍关系。因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困难之一仍然是如何在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寻找最佳组合。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应该如何确定呢？首先要考虑的是可能性，其次是必要性。可能性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不考虑通货膨胀率有多高，经济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速度是多少。这个问题难以精确回答，但1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层次是，在所能容忍的最高通货膨胀率下，经济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增长速度是多少。中国容忍3%—5%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欧洲通货膨胀率目标是2%。假设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实现8%—9%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从必要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保持在9%左右。原因很简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增加就业，中国决策者去年一再强调，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就业优先”的政策。尽管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但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的增加这一命题应该还是成立的。而且，为创造同样的就业量，随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所需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越来越高。美国出现了所谓的无就业增长，中国也有类似问题。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9.1%，创造新就业机会800万人，今年计划创造就业900万。即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7%的经济增长速度恐怕仍难保证这一就业目标的实现（而且就业的增加不应该以人均收入下降为条件）。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人，下岗失业工人数百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数千万，多年累积起来，需要找工作的人口又何止数千万。面对这样严重的就业形势，经济增长不达到8%—9%甚至更高，又谈何社会稳定。而且，经济增长速度一旦降低，中国的不良债权问题、财政问题等都会迅速恶化。经济增长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社会关系失调等问题。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产生这些问题，并且经济停滞也并不必然会避免这些问题。

在强调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自2002年年底2003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首先是投资的超常高速增长；其次是贷款和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再次是一些生产资料价格的急剧上升；最后是一系列“瓶颈”产业（电力、煤炭等）的出现。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但是，争论各方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似乎并无实质性分歧。例如，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在短期内中国会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本轮增长中中国投资结构问题严重。许多争论实际上是由对“过热”一词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过热”是一种媒体用语，决策者回避使用“过热”这样的用语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状况是明智的。我以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在2004年和今后若干年中，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8%—9%）的同时，维持一个为正值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3%—5%）。如果我们的判断是：以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将无法保持相对低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就应该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抑制通货膨胀确定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否则，就不应该改变“就业优先”的指导方针。政府政策必须给市场提供稳定的预期，否则稳定政策不但不能稳定经济，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第二个问题则是：在当前的投资增长中，哪些地区和行业的投资增长是不合理的，如何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势头的前提下，遏制这些不合理的投资增长。严格来说，第二个问题不属于宏观经济的范围，但是，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这是宏观经济学家所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利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2003年的经济形势可以简单地描述为：给定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右移导致产出增加、物价上涨。在正常情况下，在原有均衡水平被打破之后，经济会自动稳定在一个新的均衡水平上。物价水平的一次性上升不足虑，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也不足虑，令人担忧的仅仅是物价水平的加速上升——出现加速的通货膨胀。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加速的通货膨胀呢？作为我们分析出发点的基本命题是：通货膨胀率的增长率等于供不应求缺口的增长率（更严格的表述应是两者成正比）。当过度需求（供不应求）缺口的增长速度为0时，通货膨胀率的增长率为0（但通货膨胀率一般不为0）。

下面我们将利用上述分析框架分别考虑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增长速度，以及两者的相对增长速度，以给出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基本思路。从需求方来看，所需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2004年投资的增长趋势。2003年投资高速增长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已形成明显的周期性[6]。尽管触发（trigger）因素可能各不相同，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别是投资的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在过去数年中，由于对未来经济发展将会对一些经济部门，如电力、煤炭、运输等部门所造成的需求压力估计不足，导致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不足。2003年以来，一些部门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对此前这些部门投资增长速度缓慢的一种纠正。第三，由于WTO效应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剩，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被形形色色的优惠政策所吸引，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外资的进入又进一步带动了相关投资的增加。第四，许多地方政府大搞形象工程、盲目发展经济开发区，部分地方政府带起了一股投资热潮。第五，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或西方所称的投资品）的需求迅速增加，企业大大增加了在相应行业的投资，这些投资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了在相关上游产业（如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的投资。在对住房的需求中往往存在投机成分，对住宅投资的增长，政府必须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的投资增长中，有些增长是一次性的，有些增长虽然不是一次性的但增长速度会自动下降（以同比记）。当然，也有一些增长，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持续发展或进一步加速，从而导致供不应求缺口的扩大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由于经济政策与政策对实际经济产生作用的非同步性，急刹车将对资源造成进一步浪费并对经济的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从供给方和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在暂时不考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前提下，有三种最基本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分析：（1）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不变，总供给的增长速度等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将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将维持在与上期相同的较高水平上。（2）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不变，总供给的增长速度低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将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由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决定）。（3）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下降（这可能是经济周期发展的自然结果也可能是政府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总供给的增长速度高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决定）。

容易看出，对应于上述三种情况，我们可分别得到：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上升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极端情况是滞胀）、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下降（其极端情况是通缩）三种宏观经济状态。换言之，当上期出现过度需求缺口、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在本期（在没有政府干预和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率和增长速度的各种组合。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由上期投资所决定的本期总供给的增长速度。

消费的增长只代表需求的增长。如果上期总需求增长速度提高是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提高的结果，一般来说，本期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将不会提高。如果本期总需求增长速度仍然居高不下，则通货膨胀率将因总需求增长速度高于总供给增长速度而上升。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不同，上期投资速度的增长不仅造成上期总需求增长速度的提高，还将导致本期总供给增长速度的提高。总供给增长速度的上升则将导致本期通货膨胀率趋稳甚至下降（在极端情况下是负增长—通货收缩）。可以看出，除非我们不但知道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同上期相比有什么变化，而且对本期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否则将无法回答关于本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应该以防止通货膨胀率上升为主的问题。

使分析进一步复杂化的另一个因素是：除受上期投资增长速度的影响之外，本期总供给的增长速度还受（增量）资本—产出率变化的影响。资源在行业间的配置、企业的生产效率等因素都将导致资本—产出率的变化。资本—产出率的上升将抵消投资增长速度上升对总供给增长速度的推动作用。

要确定中国在本期的通货膨胀形势，就必须对上述相关因素进行详细计算。由于数据不全，这很难做到。根据经验，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粗略判断：（1）从短期来看，由于（由投资到产出的）投产期较长以及需求缺口增长对通货膨胀率影响的滞后效应，即便在本期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实现了平衡，2004年（或到2004年的下半年）通货膨胀率可能还会继续上升。事实上，2004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GDP增长速度为9.7%；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为48%；私人消费增长速度为10.7%。与此同时，2004年3月 CPI增长速度按年率计为3%; PPI的相应增长速度为3.9%。在中央采取调控措施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不降反升，这确实是令人担忧的。这种现象很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预期中央政府将加强宏观调控，为了不失去“坐上末班车”的机会，有意加快投资步伐的结果。如果不发生意外，2004年第二季度或晚些时候，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有所回落。（2）从中期来看，由于在2003年总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投资需求的增长，在以后数年内（如2005年、2006年）中国生产能力（总供给的另一种说法）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有较大提高。因而，除非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或出现供给方的外部冲击，中国通货膨胀形势在未来数年内严重恶化的可能性不大。20世纪90年代各国的经验证明，投资过热导致的是生产过剩、通货收缩而不是通货膨胀。（3）从长期来看，如果部门结构失衡、企业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就将归于终结（总供给增长停滞）。与此相关，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M2/GDP 比过高，一旦由于某种冲击，如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突然恶化、石油价格飙升和其他外部冲击等，中央财政状况将严重恶化。此时，政府就将不得不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解决财政危机，中国就将真正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如果居民可以自由地把本币兑换为外币，中国就将陷入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顺便指出，资本管制是中国经济稳定的最后屏障，在金融体系得到根本改善之前，为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而放松资本管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危险政策。可惜的是，中国似乎已经在这一方向走上了不归之路。

通货膨胀一旦出现，就可能产生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形势是否会独立于供不应求缺口的变化并因通货膨胀预期的出现而进一步恶化呢？从目前形势来看，较轻微的通货膨胀通过通货膨胀预期（或其他变量）而被固定化，并通过工资提高、囤积、提前购买、总供给曲线左移等一系列环节形成物价加速盘旋上升的路径尚未形成。尽管需要警惕，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原材料价格上升为主要特点的物价上涨还不会完全传递到最终产品，并通过工资的上涨发展成难以控制的加速通货膨胀。

那么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又应如何解决呢？在理想条件下，如果投资决策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做出的，那么这种投资决策就是合理的（至少政府的决策不会更为高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各部门原有的比例关系必然会遭到破坏。比例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导致投资者对自己的投资计划进行调整。如此循环反复，直至相对价格重归稳定，经济实现新的平衡。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无限发展的过程。一些价格上升一些价格下降，甚至物价总体水平上涨都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场投资热中，追求政绩的地方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房地产泡沫也起到一定作用。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企业决策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一些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大举投资原材料行业。难道这些企业不知道对这些原材料形成需求的相关行业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生产过剩吗？这些企业肯定对自己的投资进行过成本效益分析，这些企业之所以会过度投资恐怕与市场价格扭曲有关。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外资或内资），对投资企业实行如零地价、低电价等优惠政策，严重扭曲了价格信号。在这种价格信号的指引下，企业投资的增长将导致以全国为单位的资源配置的恶化和资本生产效率的下降。由于各种优惠政策造成的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外资（如众多汽车制造商）为争夺市场份额的大举进入也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和当前的宏观经济稳定。这样，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双重失败将导致资源配置恶化、生产效率下降、环境污染等。结构问题一般不会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造成严重影响，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影响则是致命的。从中期来看，2003年的投资热将使相当一批企业因生产过剩而面临亏损（或一批在建项目因政府的紧缩政策而半途而废），一大批开发区因无人问津而荒废。2003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中基建贷款增加6373亿元，个人住房贷款增加3528亿元，其中的相当一批贷款恐怕将成为新的不良债权。从根本上来说，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结构改革加以解决，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但适度宏观经济政策可以为结构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条件。

总之，中国经济刚刚走出通货收缩，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未严重背离历史趋势，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让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降下来，而是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改善经济结构，包括需求结构，特别是投资结构。如何一方面维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缓解结构性问题，使中国的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长期保持下去，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货币政策的空间和有效性受到严重制约

尽管还不能说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尽管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效率问题，尽管货币政策不能直接解决效率问题，但适当收紧货币政策有助于结构问题的解决。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在2002年下半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商业银行为了降低不良债权比率而大量增加贷款发放的错误做法未能得到有力制止，信贷和货币的盲目扩张，为投资结构的恶化提供了货币支持。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亡羊补牢”适度收紧货币政策并加速市场化改革的做法是正确的。

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货币政策的使用空间和有效性已受到严重损害。从宏观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或两者之和为顺差），本币汇率将会升值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恢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消除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带来的本币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必须买入外币卖出本币。流通中本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如果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时期，央行可以不必对增加的货币供应进行对冲。央行维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克服通货收缩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一个存在结构性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或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期，中央银行维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央行克服通货膨胀的目标往往发生矛盾。为了防止（或抑制）通货膨胀，央行必须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央行就必须对因干预外汇市场而释放出的货币增量进行对冲。但是，任何国家中央银行的对冲能力都是有限的。最终要么放弃对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的控制，要么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事实上，早在中国经济走出通货收缩之前，为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中国人民银行就一直在从事对冲操作。经过多年的对冲操作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已面临“无（国债）券可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央行票据”这一金融工具。但是，由于商业银行对中国人民银行票据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这种方法也无法无限使用。在最近一段时间，商业银行对央行票据的认购积极性已经下降，而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则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在实行货币紧缩之后，超额准备金率居高不下甚至上升这一事实说明：中国人民银行并未能成功地控制基础货币的发放。可以说，只要坚持固定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就无法有效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然，基础货币数量的变化、银行信贷的变化和广义货币数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随时都可以相应增加信贷发放，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形势恶化。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除非恢复信贷控制和采取行政干预手段，否则信贷扩张将是难以控制的。事实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基础货币和银行信贷、广义货币之间的数量关系已变得极其不稳定。自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发达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最多只是一个参考目标。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不是通过基础货币的变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是通过基准利息率的变动影响整个利息率水平和结构的变动。美联储的加息或减息，决定了美国经济的收缩或扩张。反之，每当经济的主要危险是衰退时，美联储便实行减息政策，每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美联储便实行加息政策。至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速度，货币当局只将其当作一个参考目标。

由于中国企业对于间接融资的高度依赖，结构失衡带来的效益恶化必然导致不良债权的增加，并通过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虽然从理论上说，结构失衡问题是不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解决的。但是，较高的利息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抑制低效率企业的投资需求，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有助于纠正中国投资结构的失调。2003年以来中国的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增长和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稀缺资源的定价过低，特别是土地和资本使用成本过低。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自由浮动的利息率是决定企业投资还是不投资、以及投资多少的重要“筛选器”。对于中国而言，加速利息率自由化的步伐，让利息率充分发挥“筛选器”的作用应该是纠正当前经济失调最紧迫的任务之一。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利息率水平只有2% 左右，因而中国的实际利息率已经为负。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希望防止通货膨胀并改善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名义利息率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中国利息率政策的运用和利息率自由化的步伐受到极大制约。首先，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利息率的提高必将增加一国经济对资本流入的吸引力。资本的进一步流入必将进一步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抵消利息率上升的紧缩作用，并迫使国内利息率水平回归国际利息率水平。目前中国的利息率水平高于美国，抛开人民币升值预期不谈，为套利，外资也会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如果在不远的将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利息率，人民币升值压力将会减少。届时中国也可以根据通货膨胀形势，提高利息率（如果需要的话）。但是，如果美国利息率水平不发生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就难于提高利息率。本来，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来维持货币政策（包括利息率政策）的独立性，但是，资本管制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不受欢迎的政策。其次，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借贷需求对利息率的弹性过低，也是导致利息率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由于维持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是当前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对银行体系的严重影响和中国企业的非市场化目标和行为，使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严重限制、有效性受到严重削弱。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改善投资和生产结构，搞得不好，中国可能不得不回到窗口指导、信贷控制和行政干预的老路上去。

财政政策仍应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除履行提供公共物品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外，还应该通过增加和减少财政赤字，继续在实行宏观调控方面发挥作用（尽管财政政策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因而不是进行“相机行事”的微调的有效手段）。此外，中央政府应该通过制度设计，充分发挥税收政策作为经济活动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如果说，为了预防通货膨胀形势恶化和改善投资结构，货币政策应该有所紧缩，那么财政政策是否也应该有所紧缩呢？2004年中国政府继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扩张力度明显小于2003年。如果同2003年相比，政府同时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0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可能会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就业形势很可能将明显恶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通货膨胀形势不会明显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努力维持8%—9%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在货币政策偏紧的同时，财政政策应该具有足够的扩张性以便抵消偏紧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财政政策在促使中国经济走出通货收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中国经济已经摆脱通货收缩，但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十分严重。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能源、铁路、港口等方面仍受到严重的瓶颈制约，因而中国的公共工程建设还需要有步骤的继续进行。在过去几年中，有关部门低估了基础设施（如电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在通货收缩时期没有进一步扩大某些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政府决定通过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为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问题）、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教育问题、医疗保健设施等问题而增加财政支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调整支出结构时，中国政府不应该急于追求财政平衡而过早、过快地减少公共工程投资。事实上，中国政府的财政潜力仍是巨大的，更何况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通货膨胀的出现（政府可以“征收”通货膨胀税）将减少或抵消政府的债务负担。

中国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的失调比较严重，投资在 GDP中的比重偏高。在保证投资的必要增长速度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提高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而提高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重点应该是农民、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对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脱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高消费则应通过提高征税等办法加以限制。盲目鼓励消费，到处寻找“消费热点”的做法不可取。

中国必须进一步改善税收体制，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从财政制度上消除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大搞经济开发区、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和长期效益而大搞招商引资的动机。

中国在继续推动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更加注重效益，应该逐渐取消鼓励出口的特殊政策，应该在均衡汇率的基础上决定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

最后，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不应该因担心增加债务负担增长过快而过度追求财政平衡，但这绝不意味我们可以对中国的隐形债务掉以轻心。特别是，中国银行体系的问题最终都将转化为财政问题。如果我们在处理不良债权、清理破产倒闭金融机构、为银行注入资本金等问题时，不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管理入手而是一次次地大量浪费公共资源，中国财政的活动余地将日益减小，中国未来的财政稳定将受到严重威胁。

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2003年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经济事件，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中国还远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破坏作用。从理论上说，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在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导致全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国，地方政府是经济活动中的最重要行为主体之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愿望。但是，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行为的目标函数与中央政府行为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某一地区福利的最大化可能是要以另一地区福利的减少或全国福利的减少为代价的。地方政府追求 GDP的高速增长、念念不忘“无工不富”、通过提供优惠条件的恶性竞争吸引外来资金、干预银行的运营、不计后果地大搞开发区等，从根本上说不是政绩观问题而是制度安排问题。这里所说的制度安排包括国家治理体制、行政体制、经济体制、财政体制和宏观调控体制等各个方面。存在决定意识，不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铁本”现象是不会杜绝的。

在本轮经济调控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利益集团”的崛起。在以往，中国的“老总（板）们”是低调的，某一“老总”作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而公开批评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的事情则更是闻所未闻。这种现象是中国政府越来越开明、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表现。但是，在更多地听取各种“利益集团”的声音的同时，政府必须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坚持正确的各项既定政策。中央调控部门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是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关键。

宏观经济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协调的建立也十分重要。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之间似乎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分工和加强协调。中国人民银行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唯一机构，银监会在履行其对银行系统的监管职责的同时，必须注意避免干预货币政策的执行。

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特别是投资结构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说明中国仍然未能建立起来一个有效的现代化银行体系。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十分重视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和资本金不足问题。为解决这两个问题，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为四大银行注资2700亿元，2000—2001年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14000亿元。但是几年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近10000亿元（但不良债权率下降了）。资本充足率则再次下降到极低水平。为了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改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效率和争取在2005年实现上市，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对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行注资。中国人民银行希望，从此之后，商业银行将再无借口为新不良债权的出现而逃避责任。把注资作为推动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经营管理的前提条件是具有巨大风险的。先行对银行进行注资，而不是首先追究银行有关责任人管理不善之责，将减少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力。换言之，注资所创造的道德风险有可能导致银行业绩恶化、不良债权增加和资本充足率下降。建立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更为根本的改革将是必不可少的。

小结

经过6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终于摆脱了通货收缩的阴影，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尽管仍然存在种种问题，我们有理由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只要不忘记发展这个“硬道理”，在寻找短期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同时，不忘记处理好协调发展、经济结构、产业发展和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前景就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