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缅甸华人民间信仰传播

第一节 早期移民与民间信仰

古代来缅甸的华商是过客？还是长期定居？何时移居？不同籍贯的华人移居后如何分布在缅甸？假如说早期华人先民是民间信仰的传播者，那么他们移民的同时是否有移神现象？

在古代汉籍史料有关缅甸（缅甸在中国史书上称为“朱波地”“骠国”“蒲甘国”“缅国”“缅”等）的记载里，在英殖民地时代英国人的游记与已故缅甸华侨写的文章内，大概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另外，早期华人先民所创建的庙宇也可以作为一种证据推论先民已不再是过客商贾，而是移居缅甸的华侨，还能说明移民先民的确是民间信仰的传播者，并且已累积一定的财力为所携带的家乡神明香火设立神坛或公众祭祀。

据汉籍史料《史记·西南夷传》，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中国四川与印度之间经缅甸商道就已发生贸易关系。这说明古代通过滇缅陆路经缅甸或在缅甸缅南贸易的商贾只是“过客”而已。

早期通过滇缅陆路长期定居上缅甸的滇籍移民大致有几种：第一种是，元朝征缅和明永历帝入缅时，其随从滞留在缅甸中部一带长期定居；第二种是，开采银矿（今Baw-twin）而长期定居；还有一种是，开采玉矿和宝井而长期定居，他们在缅甸阿瓦王朝的许可下，纳税开采缅北孟密的宝石和孟拱玉石，然后运往云南腾冲琢磨加工。

至于闽广海商移居缅甸南部大概是在元代。根据汪大渊写的《岛屿志略》，由于元代中缅之间的海上贸易活跃，已有华商“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他们可能是最早旅居缅南的华侨。明朱孟震撰写的《西南夷风土记》也记载中国沿海来的海商在下缅甸白古江上贸易活跃的状况：“江海舳舻与中国同，海水日潮者二，乘船载米谷货物者，随之进退。白古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丈，长者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欤？”

到了19世纪，三次英缅战争使缅甸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国内的生活困境的推力，移民先民视殖民地缅甸为赚钱致富的希望家园，再加上英殖民地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殖民地经济优惠政策的拉力，使移民潮一波又一波涌入缅甸。华人移民人口迅速增长，而且华人移神建筑的中国庙也增添了缅甸的人文景观。1824年发生第一次英缅战争，缅南沦为英殖民地，其地属槟城总督管辖，曾一度吸引华工到丹老长期定居当矿工。华人先辈早在1838年就建立了丹老天后宫（有关该庙详情，待下章讨论）。1852年又发生第二次英缅战争，下缅甸沦为英人统治，英国人开始建设沼泽地仰光，吸引闽粤籍华商和劳工移居；英殖民地政府对帆船贸易颁布的优惠政策更吸引从中国或南洋来的船户海商进行贸易，并且华商移居仰光和下缅甸。1886年第三次英缅战争后，整个缅甸完全被英人吞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旅居缅甸的华侨增多，由滇、闽、粤三鼎籍贯形成了主要缅甸华侨的结构，上缅甸和下缅甸仰光等地形成了唐人街，雨后春笋地出现了中国庙。据19世纪末英国人Sir Charles Crosthwaite^[1]写的《在缅甸的华人》一文中提到，上缅甸的华人有区别于下缅甸的华人。上缅甸的华人主要是云南人，他们是开辟滇缅商贸活动的先驱者，大都居住在八莫和曼德勒城市。因为八莫靠近滇缅边境，而曼德勒附近的实阶（Sagaing）是当时的棉花产地。云南商贩在曼德勒收购的棉花，然后用木筏沿伊洛瓦底江往北运到八莫，在那里重新打包再用驴马帮输入中国云南境内。下缅甸的华人大都来自中国广东和沿海一带。他们当中有小生意人、工匠、手工艺人，也有积累不少资本的商人。他们性格温和、机灵，而且脾气又好，英国商人喜欢跟他们打交道。他还提到，沿着海滨街所看到的都是用华文写的商号招牌、中国灯笼和中国庙（即福建观音亭或广福宫）。到了另外一条街（广东大街），那里到处是店铺，有鞋店、裁缝店、木匠和铁匠（也有广东庙）。华人形成了当时英属仰光的主要人口，几乎看不到缅族人。据1881年英殖民地政府人口普查，当时仰光华人有8000人，其中7000人是中国移民过来的华侨，1000人是在仰光出生的混血儿。^[2]已故缅甸华侨黄绰卿曾在《缅甸华侨殖民史概述》一文中引用1931年英属缅甸政府的人口调查资料，其中也涉及缅甸华侨籍贯，全缅华人当中有云南籍、福建籍、广东籍和其他省籍者。当时云南人比闽粤人多一些，其中腾冲和顺乡人为最多，他们塑造了曼德勒和其他缅北市镇的活动空间，而闽粤籍华侨形成了前首都仰光华人社会。

早期移民华人从经商过客到定居华侨形成了唐人区或华人社会。移民先民当中，除了华人民间信仰还有其他宗教信仰，如云南移植过来的回教“tayoke pathay”和基督教等。这些信仰不在笔者讨论范围内，本书只着重探讨从中国直接或间接通过南洋移植到缅甸的民间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