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钵僧就回击——原话引在下面：‘你这该死的东西，我倒不曾生气，至少我不曾犯罪，因为赞美诗作者说：“你生气吧，可不要犯罪。”’ [38]
“这时红衣主教很温和地告诫托钵僧平静下来，但是他回答说：
“‘不，大人，我说话出于一片善良的热切之心，我应该这样。由于圣洁的人是有热切之心的，因此圣书说：“我因为你的庙殿而心里热切，如同火烧。” [39] 全教堂发出共鸣的歌声：“当以利沙 [40] 向教堂走去，嘲笑他的人感受到这个秃头者的热切之心。”那个开下流玩笑的家伙也许同样有所感受吧。’
“‘或许，’红衣主教说，‘你的表现出于正当的心情。可是据我看，你若是不和一个笨蛋斗智，不和一个傻瓜进行傻的争辩，你虽未必显得更有道行，至少显得更加聪明。’
“‘不，大人，’他回答说，‘我不会显得更加聪明。最聪明的所罗门说：“要照傻瓜的傻话回答傻瓜” [41]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我向他指出他如不小心就会掉进去的那个深坑。因为，如果许多人嘲笑唯一秃头的以利沙，感受到秃头者的热切之心，那么，一个人取笑那么多托钵僧，其中秃头的不在少数，这个人应该怎样更加有如此的感受呢！此外，还有教皇的谕旨，可根据谕旨把嘲笑我们的人开除教籍。’
“红衣主教看到这件事罢休不了，用头示意那清客走开，机智地转到另一个话题。不一会儿，他从饭桌起身，去听取诉状，把我们打发走了。
“亲爱的莫尔，我的啰唆故事使你听起来够累的了。若不是你很想听，并且不肯放过谈话中任何一个部分，我真不好意思把时间拉长。我必须叙述这个谈话，虽然叙述得还是简要一些，以便揭露那些人的态度，他们不以先从我口里说出的话为然，可是一看到红衣主教对这样的话不加非难，他们就立即也表示赞同。他们如此逢迎红衣主教，甚至那个清客的空想，红衣主教只是当做玩笑，不曾驳斥，他们也表示赞许，几乎认起真来。由此你可以断定，这些奉承者对我以及我的意见会多么地轻视。”
“不待说，亲爱的拉斐尔，”我评论说，“你使我很高兴，因为你所说的既有道理，又有风趣。而且，我听你叙说时，觉得此身是在故乡英国，又觉得由于愉快地追忆起红衣主教，仿佛回到我的童年了，我小时正是在红衣主教的宫廷受到培养的。你既然很怀念红衣主教，你真难相信我是多么因此更加对你有好感了，尽管我已经对你具有很大的好感。然而，即使是目前，我不能改变心意，而必须认为如果你能说服自己不回避帝王宫廷，从而陈述你的谋划，你可以为社会造最大的福。这是你的责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任何善良的人的责任。你爱读的作家柏拉图有这样的意见，只有哲学家做国王或是国王从事研究哲学，国家最后才能康乐。假如哲学家甚至不屑于向国王献计进言，康乐将是一件多么遥远的事！”
“哲学家并非如此不通情达理，”他回答说，“以至不愿意这样做——事实上，许多哲学家借著书立说这样做了——只要统治者肯采纳嘉谋嘉猷。但是无疑，柏拉图有过正确的预见：如果国王本人不从事研究哲学，国王就绝不会赞同真正哲学家的意见，因为国王是自小就受错误观念的熏染了。柏拉图从自己和代俄尼喜阿 [42] 交往的经验中，得到以上的真理。假如我对某一国王作出有益的条陈，彻底清除他灵魂上的毒素，难道你料想不到我会不是马上被撵走就是受到奚落吗？
“好，假使我供职法王 [43] 宫廷，参加他的枢密会议。在他亲自主持的一个秘密会上，一群最精明的谋臣绞尽脑汁，究竟用什么妙策可以占住米兰不放，夺回失去的那不勒斯，然后击败威尼斯，征服全意大利；更进而统治弗兰德斯，布拉邦特，终而全勃艮第 [44] ——还有别的国家，其领土是法王早就有意并吞的。
“在这个会上，一个谋臣建议和威尼斯人达成协定，只要法王认为便利，协定便持续下去，有事和威尼斯人商议，并让他们享受一部分掠夺物，等到事情如愿以偿，不妨索回原物。另一个谋臣提出招募德意志雇佣兵，还有谋臣想贿买瑞士人，更有谋臣要国王用黄金作为可以接受的礼物，消解皇帝陛下 [45] 的怒气。又有谋臣献计须和阿拉贡国王 [46] 言归于好，作为和平的保证，应把属于别人的纳瓦尔国 [47] 割让于他。也还有谋臣建议让卡斯提尔国王 [48] 上钩，使他指望和法国联姻，并用固定的年金收买他宫廷上某些贵族，使倒向法国。
“同时，有一个最令人苦恼的问题：怎样对付英国？大家公认，必须进行和平谈判；对于一个脆弱的联盟，充其量只能用坚固的契约去加强，必须称英国人为朋友，暗防他们是敌人。因此，要使苏格兰人有所准备，英国人一有动静，就让苏格兰人抓住机会对他们下手。此外，必须暗中支持某个流亡在外的贵族——既有条约，就不好公开支持——赞助他对于英国王位的要求，借此钳制一个不堪信任的国王。
“在这样的会上，嗨，大家如此卖力，许多杰出的人才竞相提出属于战争性质的建议，像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如果我起立建议改变方针，将会怎样呢？假定我表示不要去干涉意大利。假定我用辩论证明，我们应该待在本国，因为法国本身已经大得不是一个人所能治理得宜的，所以法王不应梦想扩大自己管辖的领土。假定，然后，我对他们陈述乌托邦岛东南南方大陆上的阿科里亚人 [49] 所作的决定。
“曾经有个时候，阿科里亚人为他们的国王争夺另一个王国而从事战争，这个国王根据和那国的旧的联姻关系，自认是它的合法继承人。在阿科里亚人将其夺取后，他们发现，由于要保住它而来的麻烦不亚于花气力取得它。在这些新掠夺来的臣民中，经常发生着内部叛乱和外来侵略的萌芽。阿科里亚人认识到，对于这些臣民，他们不得不经常作战加以保护或加以制裁，因而保持一支常备不懈的军队。同时，阿科里亚人遭到洗劫，他们的金钱流出国外，他们为别人的区区荣誉而流血，但和平却不比过去更加牢固，因为战争使国内的道德风尚趋于败坏，酷嗜盗窃成为第二天性，战场上的杀戮使人们敢于铤而走险去犯罪，法律受到蔑视——这都是因为这个国王要为管理两个王国分心，结果其中任何一国不能治理得宜。
“后来，阿科里亚人发现要结束这一切灾难绝无别法，就一起商议，非常恭顺地请求国王对那两王国只保留一个，任凭他自愿选择。他不能两个王国兼顾，因为他无从分身统治那么众多的人，正如同谁也不赞同雇用哪怕是一名骡夫，如果须和另一个主人合雇。这位贤明的国王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的王国，而把新获得的王国让给一个朋友，后来不久这个朋友被赶走了。
“再者，假定我表明，由于法国国王而那么许多国家陷于扰攘不安的这一切穷兵黩武，在消耗了他的财库和歼灭了他的人民之后，终必至于不幸一无所获，所以，他不如去治理这个祖传的王国，竭力使其繁荣昌盛，爱臣民并为臣民所爱，和他们一同生活，政事宽而不严，不觊觎别的王国，因为他所统辖的土地对他已经绰有余裕了。亲爱的莫尔，我这番话，你想听的人将会怎样去接受呢？”
“当然，不会乐意接受，”我说。
“那么，再说下去罢，”他继续说。“设想这样一个情景：某一国王正倾听一批廷臣大发议论，筹划如何为他聚敛财富。一个廷臣献计，国王支付时可将货币升值，当他收进时，可将其贬值至法定率以下——这就可以双收其利，既用少量的钱还大量的债，又可以从应收进的小笔欠款捞一笔钱。另一个廷臣献计虚张声势作战，以此为借口筹集款项，然后在国王认为合适时庄严地讲和，蒙蔽纯朴的老百姓，都是因为仁慈的国王出于好心肠，不忍涂炭生灵呀！
“还有廷臣向国王提起某些陈旧断烂的法典，因长期不用而废除的法典，谁也记不起颁布过，谁也就不遵守。国王应对不遵守这些法典的人科以罚金，这是最大的生财之道，又最名正言顺，因为是以执法为幌子！又有廷臣献策，国王规定许多禁例，侵犯国民生计更是禁例，违者严厉处分。然后，他又从因禁例而利益受损的人收取金钱，特许对他们开禁。这样，他既博得老百姓的欢心，又有双重进项：既向贪图横财以致陷于法网的人勒索罚金，又向另一些人出卖专利——的确，卖价越高，国王越贤明，因为国王极不愿给私人以侵害公益的专利，如要给予，必须私人付出重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