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蜜月期：股市通常“牛气冲天”

尽管后危机时代的每一次转型都无比复杂，但逐渐也形成了一种典型模式：勇敢无畏的新一代领导者更有可能成为改革的发起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注点会逐渐转向维护自身权力与地位，或者是帮助亲人朋友谋利。随后，他们的改革意愿不断衰减。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种模式理解为：在新任领导者的第一个任期，最有可能出现影响巨大的改革；第二个任期，改革影响力会大大削弱；进入第三个任期后，他们的改革思维可能消失殆尽，或是实施改革已不再受到民众欢迎，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李光耀统治新加坡超过30年，但似乎从未丧失过对改革的激情，但鲜有的例外不会推翻一般性规律。

僵化守旧会摧毁许多曾经令人尊敬的改革家，里根就是“第二任期诅咒”的牺牲品。在经历第一个任期之后，频繁的丑闻、民众的厌倦和国会的抵制，让这位美国总统推行改革的步伐举步维艰。尽管某些观察家对所谓诅咒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著名史学家、作家迈克尔·比齐罗斯（Michael Beschloss）曾说，既然自两个世纪前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以来，还没有总统能兑现第二个任期的目标，那么就说明这种事情自有其道理。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分别是中产阶级增长速度最快和最慢的两个国家：前者是中产阶级人口比例达63%的俄罗斯，后者是中产阶级仅占5%的南非。抗议活动最激烈的国家是中产阶级人数增速接近18%这个平均点的国家，如增速为14%的埃及、19%的巴西、22%的土耳其。简而言之，中产阶级的增长与他们参与抗议活动的程度并无明显关联性。

关联性最强的是他们抗议的对象：几乎所有抗议者的矛头都直指老化、自闭的执政势力。新兴市场国家在进入21世纪后经历的经济繁荣，促使许多国家领导人认为，国家成功源于他们的个人领导。2003—2013年，在20个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执政党的平均执政时间从4年延长到8年，增加整整一倍。对尚处于蓬勃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这当然无足轻重，但在接近2010年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出现整体大幅下滑的趋势。

抗议活动首先在2011年爆发，南非矿工举行了大规模罢工。在当年年底，印度和俄罗斯也爆发了抗议活动。到2013年，在20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已有7个国家出现政治动乱：俄罗斯、印度、南非、埃及、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而在这些发生暴乱的国家中，被抗议对象均为执政时间超过8年，并未能在后危机时代妥善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政府。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假设，改革动力的衰退速度，则部分取决于国民经济的状况。2003年中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成为阿根廷总统，对于刚刚经历过4年断崖式经济衰退的阿根廷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摆脱困境，实现复苏。

作为一名坚定的平民主义者，基什内尔力排众议，留任大力推行改革的罗伯托·拉瓦格纳（Roberto Lavagna）担任财政部部长。在阿根廷勒紧腰带熬过这场大萧条的艰难时期，拉瓦格纳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2005年阿根廷经济复苏，基什内尔解雇了拉瓦格纳，其政策导向也开始倾向于左翼势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总统开始解雇改革派，往往是最值得警惕之时。

股市对这种退化过程的感觉非常敏锐。自1988年以来，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已历经共100次大选，选出76位新任国家领导人。在他们当中，有19人持续执政了两个完整的任期。从理论上说，持续两个任期的党派当然是成功的党派，比如卢拉和辛格。但是，在他们的任期期限将至时，国内股票市场对经济政策极为敏感。

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股市在他们的第一个任期内业绩高于全球平均业绩16%，但是在第二个任期内，股市表现并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例如土耳其，2007—2011年，即在埃尔多安的第二个任期内，大盘收益率甚至落后于全球平均收益水平18%；在波兰总统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的第二个任期，即2011—2014年，波兰股市大盘收益率低于全球水平6%；而在2009—2014年印度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大盘收益率同样落后6%。

随着政体持续时间变长，市场可以觉察到改革的动力正趋于减缓，甚至已经消亡。尽管领导任期通常为4年左右，但具体任期在各国相去甚远，尤其是在首相可以提议提前大选的议会制国家。为准确把握股市在即位首相或总统任期的变化规律，我们分析了1988年以来的100次大选，找出执政时间不低于5年的33位领导人。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在最初3年半的执政时间里，这些国家的平均股市收益率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

具体而言，在这些领导人任期的前43个月内，其股市收益率超过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值20%以上。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体水平，这些股市的超额收益有近80%出现于新领导人上任后24个月内。但在3年半以后，他们的股市表现开始趋于平庸。这似乎可以验证一个规律：在新政府最初几年的政治蜜月期，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人最有可能推行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当然，在投资者有理由预期未来经济趋于好转、通胀率趋于下降时，股市往往会出现牛市。

需要强调的是，针对发达国家股市进行的分析，没有发现股市收益率和老化的政治领导这两个要素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种模式不适合发达国家的领导者。相反，它只说明，政治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在这些国家，制度的作用往往相对薄弱，新任领导者或在位领导者能左右市场的波动，对国家经济导向施加更大的影响。

全球中产阶级的抗议者都在攻击他们认为停滞不前的政府，而一些国家之所以被归为新政权，是因为他们的新领导者不仅是第一次上台，而且至少尝试过推行严谨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墨西哥、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在这些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刚刚兴起的年轻一代中产阶级没有理由到处纠集亲朋好友，引起混乱。他们更愿相信，在新领袖的带领下，国家会通过改革变得更好，这也是每个外界人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