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治国的方法实在是简单,用他的话说,就是简单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大国就如同煎小鱼!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治国的关键不是我们殚精竭虑地去做什么,而是把正干的事停下来,什么也不做: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
不崇尚贤才,从而使百姓不争夺;不看重难得的财货,从而使百姓不做盗贼;不让百姓看见能引起占有欲的东西,从而使百姓的心不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是让百姓心灵空虚而肠胃充实,心志卑弱而筋骨强健。让百姓经常处于无知识无欲望的状态,从而让那些智者不敢有什么作为。以无为的态度进行治理,没有治理不好的。
一口气说出八个“不”字,四个“无”字,听起来就是摇头摆手避之唯恐不及,这是对当时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盘否定。
为什么“不尚贤”?因为贤是人的智力、能力和德行的总和,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贤”的坏处在于它是“有为”的工具,人越贤,闹的动作也会越大,潜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世界上,很多坏事都是那些“有能力”的人做出来的,很多的祸都是他们闯下的。被历史与现实的无穷变幻与无数鬼脸弄得心惊肉跳、神经兮兮的老子渴望宁静,那种远古的无争无夺、无知无识、无是无非的宁静。所以老子要“不尚贤”,还要“不贵难得之货”。
“货”是什么?是人人都欲得的物质享受。“货”的坏处在于它刺激了人的欲望。这“货”与“贤”相辅相成。据段玉裁解释,“货”乃辗转易手之财,“贤”则是由“多财”引申而出的人之多能。故而,“货”是所争的目的,“贤”则是争夺的手段。货越贵,人就越要去争;人越贤,争夺就越激烈,阴谋就越周密,用心就越机巧。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治”应该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虚其心”“弱其志”就是使百姓心志空虚,无所欲求,安于现状。这当然是“愚民政策”,但客观地说,老子这种“愚民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和榨取,而是他真的认为这样的“愚”乃“淳朴”的表现,是“赤子之心”的真实体现,是道德的人与道德的社会的最高境界。
“使夫智者不敢为”,智者哪怕是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发现了上层权势者的阴谋自私与对大众利益的损害,面对着一群肠胃充实而心灵空虚、筋骨强健而心志卑弱的大众,他还敢呐喊吗?他也只有彷徨于无地吧?
所以,鲁迅才有这样的疑惑:一个铁笼子里一群人昏睡以待死,而有一两个人醒来了,这一两个人是喊叫好,还是也一同昏睡好?《论自由》一书的作者英国哲学家穆勒也对此现象进行过描述。他说,在专制的社会里出现过并且还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但绝不会出现思想活跃的大众。所以,思想家天才的思想火花只能在小范围内悄悄地传播并自生自灭,而永不能以其光辉照亮社会大众的一般生活。
无为而治,是否定形式的“治”。那么,合理的推论是,既然“无为”了,还要“统治”干什么呢?这种“治”已经不需要“治人者”,没有了“治于人者”,也不再需要社会组织如“国家”等等,与此相关的道德观念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际上,老子确实是这样想的,他是当时社会及文化观念的最大颠覆者—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国小民少,使得人民虽有十倍百倍于人力的器械却不使用;使得人民看重生死而不远徙他乡;即使有了船和车,也没必要乘;即使有了盔甲和兵器,也没有仗可打;使得人民再用起结绳记事的老办法。以其所食为甘甜,以其所穿为美丽,以其居住为安恬,以其风俗为快乐。邻国可以互相望见,鸡犬之声可以互相听闻,人民却老死不相往来。
国小、民少,这是老子对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所给定的规模。实际上,这里的“国”已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而只是一些原始的自然村落与集镇。“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有舟舆,无所乘之”,车船等机巧之械没有用场了,自然也就会绝迹,机巧之械的绝迹,有利于杜绝人的机巧之心。技术的世界往往影响人的心灵世界,太重智慧可能损害德性,这是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几乎一致的观点。
同时,老子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社会组织上的联系。他要斩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纽带,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纽带中去,回到家族中去。老子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持一种悲观的态度。所以他要人不远徙,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可见国之小),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听闻,但人却必须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不相往来”与“无为”互为因果。既然“无为”,“往来”哪有必要?既然“不相往来”了,怎么去“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