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

在明确了本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之后，便需要对相关学术史与研究现状作一番回顾和梳理，以进一步了解已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从而提出新的问题与研究思路。

（一）对刻工群体的直接研究

文献学史上最早关注古籍刻工问题的，应该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其书卷七“元时刻书之工价”、“明时刻书工价之廉”，卷九“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等条皆为针对刻工的专题讨论[16]，其他零星论述更是不时闪现，这些都可视为对刻工问题的初步研究。此后如傅增湘、张元济、赵万里、王重民、周叔弢等亦颇重视刻工问题，在其题跋研究文字中时有涉及。惟上述论述仍然比较零散，且不成系统。

最早系统整理、研究刻工问题的，当属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陆续整理发表了《宋刊本刻工名表》、《元刊本刻工名表》[17]，收录宋元刻工计两千馀人。但由于所据主要为日本所藏之宋元本，故阙漏亦在所难免。其后张秀民根据国内各大藏书机构所藏之宋本补充增加七百人，编成《宋刻工名录》，并考得宋刻工总数当为近三千人[18]。此后类似的刻工名录尚有不少，皆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补充增益。如何槐昌《宋元明刻工表说明》[19]，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20]，李国庆《宋版刻工表》、《明代刊工姓名索引》、《明代刊工姓名全录》、《清版刻工知见录》[21]，魏隐儒《宋至清各代部分刻本所见刻工及写画人姓名简表》[22]，田建平《元代刊工姓名首字笔划索引》[23]，冀淑英《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24]，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25]，赵彦龙《西夏版书籍刻工名表初探》[26]等。这其中内容最为丰富全面的当属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全录》，不仅著录刻工之姓名、籍贯，还对所刻书籍的相关信息详加著录，包括行款、版式等一般特征，以及刻字数、刻板银等特殊信息，方便读者查考。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一书，著录历代刻工条目逾万，“不仅搜罗数量多，而且根据具体情况作了致密的分析，如刻工姓名用同音字代替的问题，刻工署名的省略问题，合刻署名的问题，署名倒刻的问题等等”[27]，显得颇为细致。惟其著录范围仅至乾隆朝前后，且多为条目式的罗列，难免有不少遗漏。此外叶瑞宝《苏州书坊刻书考》一文[28]，虽以记录苏州书坊为主，但实际上也包括了很多刻坊与刻工，从中亦可辑出不少清代苏州刻工的相关信息。

上述刻工名录及相关工具书的编纂，为历代刻工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名录之外，较早以文章形式专门讨论刻工问题的，则有冀淑英《谈谈版刻中的刻工问题》[29]，张秀民《宋元的印工和装背工》、《略论宋代的刻工》、《宋代刻工刊书考》[30]等。后来张秀民又对历代刻工作过综合性研究，基本都反映在《中国印刷史》第三章《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31]之中，这也是迄今为止对历代版刻工匠所作的最系统全面的论述，但仍然显得比较简单。

此后的研究则开始逐渐往纵深发展，其中如李国庆《两宋刻工说略》[32]、《古代雕版刻工称谓考录——〈书林清话〉条目增补》[33]、《明末江浙地区雕版刻工合作形式及其生计例说》[34]，何槐昌《刻工与版本初探》[35]，曹之《古籍刻工概述》[36]，朱太岩《漫谈写刻工——古籍中的写刻工姓字》[37]，杨绳信《历代刻工工价初探》[38]，刘尚恒《论古籍刻工之研究》、《宁国府刻工考述》[39]，程渤《明代吴门刻工研究》[40]，刘元堂《论北宋版刻楷书及其书手、刻工》[41]等论文，都从各种角度对刻工问题尤其是在版本鉴定上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其中刘尚恒《论古籍刻工之研究》一文，还分别从刻工与刻印者的区分、刻工署名特征的辨析、刻工研究可资深入的方向、刻工资料的获取途径等不同角度，对刻工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看法。

此外，在一些地域性、综合性的出版史著述中，也会涉及对刻工的专题讨论。比较有代表性且与清代刻工有关的，如谢水顺《福建古代刻书》第四章第七节“清代福建刻书坊和刻工”[42]，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第五章“徽州的刻工”及其附录《徽州刻工刻书辑目》[43]，徐学林《徽州刻书史长编》第八编第三章中“黄氏刻工刻书要目”[44]，寻霖、刘志盛《湖南刻书史略》第五章中“清代及民国间湖南的缮工与刻工”[45]，以及李国庆《山东籍雕版刻工辑略》[46]、林子雄《广东古代刻工述略》[47]等。此外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一）》虽无专章讨论刻工，但也记录了不少山东籍或曾为山东文人刻书的其他地区刻工。[48]

至于针对刻工或刻书个案的研究，则主要围绕一些知名刻工或书籍展开。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围绕《虬川黄氏宗谱》等家谱材料所展开的对明末清初徽州黄姓、仇姓刻工世家的考察，先后有张秀民《明代徽派板画黄姓刻工考略》[49]、蒋元卿《徽州黄姓刻工考略》[50]、周芜《〈黄氏宗谱〉与黄氏刻书考证》[51]、李国庆《徽州仇姓刻工刻书考录》[52]、翟屯建《虬村黄氏刻工考述》[53]、刘尚恒《〈虬川黄氏宗谱〉与虬村黄姓刻工》[54]、冯雪茹《〈虬川黄氏宗谱〉与虬川黄氏家族研究》[55]等十馀篇专题论文，讨论得可谓相当充分。此外如日本学者野沢佳美《宋版大蔵経と刻工》、《元版大蔵経と刻工》[56]，牧野和夫《福州版大蔵経における刻工と印面》[57]，以及王静《〈嘉兴藏〉雕版刻工研究》[58]等文，则均是围绕佛经刻工专题而展开的。

针对清代的个案研究也有一些。如马培洁《鲍廷博知不足斋刻工研究》[59]，彭喜双、陈东辉《清代杭州爱日轩刻书考——兼补〈中国古籍总目〉之失》[60]，谢水顺《福州吴玉田刻书坊——福州雕板印书丛谈之一》[61]、《福州刻书家吴玉田及所刊书目》[62]，黄国声《广东马冈女子刻书考索》[63]等。此外，关于清末刻工陶子麟的专题研究也非常多，如江陵《清末民初武昌陶子麟书坊刻书业考略》[64]、王海刚《近代黄冈陶氏刻书考略》[65]、郭立暄《陶子麟刻〈方言〉及其相关问题》[66]等。其中郭立暄一文从清末名工陶子麟所刻书籍普遍失真这一现象入手，深入分析了写样者、刻工与出版者之间颇为微妙的联系与互动，对本书的撰写颇有启发。而王爱亭《昆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经解〉版本学研究》一文[67]，虽以《通志堂经解》为主要研究对象，却对这部书籍中所载的刻工姓名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统计，可以补充此前刻工名录的缺失。

在“刻工”这一概念之下，实际上还有写样者、刷印工、装订工等其他工种，但实际上能够找到足够资料并加以讨论的只有写样者。最早专门讨论写样者问题的，仍然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此书卷六“宋刻本一人手书”条，卷七“元刻书多名手写”、“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卷九“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者”诸条[68]，所举皆为历代书籍中的著名写样者。而后人的研究，就主要围绕所谓“名家写样”展开。如陈红彦《名家写版考述》一文[69]，将历代写样者的类型分为“写刻本人文集者”、“晚生、后学为前辈著者写样”、“擅长书法的书家的写样”、“藏书家的杰作”、“画家画稿的精彩再现”这五类，并补充了很多《书林清话》没有记载的写样者。还有一些文章在谈到部分代表性书籍的版刻风格时，也会提及其写样者，但很多时候都只是一笔带过，并无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反而是某些讨论具体写样本的个案研究显得颇为翔实而新颖，如陈正宏《从写样到红印——〈豫恕堂丛书〉中所见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一文[70]，从《豫恕堂丛书》写样本与红印本入手，对书籍的写样程序、刊刻工价乃至出版者与写刻工匠之间的事务纠葛等，都有非常细致的描述与探讨。而石祥《古籍写样本及其鉴定》一文[71]，虽未涉及写样工匠，但对我们深入了解与探讨写样本仍有非常大的裨益。

上述研究中，无论是刻工名录还是专题论文，其讨论的对象均以宋元明刻工为主，对清代刻工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对刻工作用的认识，仍主要集中在版本鉴定上。清刻本的版本情况相对于宋元明刻本来说要相对明晰一些，且重要性也相对略低，因此对清代刻工的考察就显得颇为不足，这不能不说是相当遗憾的。

除了以上对刻工的直接研究外，还有不少专著或论文会间接谈到刻工，或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也能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如刘蔷《清代武英殿刻书之组织运作与技术创新——基于匠作则例之考察》一文[72]，就从制度的层面深入探讨了内府刻工的雇佣和生活情况，还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档案文献材料。又如陈谊《嘉业堂刻书研究》一文[73]，专辟一章来讨论与嘉业堂合作的刻工、刻坊，为我们了解清末民初刻工与私人刻书家之间的合作往来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献材料。而石祥《清初书籍刻印的实态细节——清通志堂刻试印本〈读史方舆纪要〉读后》一文[74]，则以《读史方舆纪要》试印本中所保留的一手材料，来探讨刻书者与工匠之间的种种纠缠博弈。

此外，海外汉学家中亦有不少出版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其中不乏对明清出版业与刻工的讨论。如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75]、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76]、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77]、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78]、贾晋珠《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79]等。当然，海外学者的兴趣主要还是集中在民间坊刻与商业出版，对刻工题名较多的私家刻本关注相对较少。尽管如此，考虑到他们的研究多侧重于在广阔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下来解读中国书籍出版史，尤其注重商业因素对书籍出版业的影响，所以常常能够提供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与视野，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其他领域中，如董捷《版画及其创造者：明末湖州刻书与版画创作》[80]一书，其所关注的虽主要是明末版画刻工，但书中关于创作者、画师与刻工间互动关系的探讨，对我们研究古籍出版者、写样者与刻工的关系无疑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必须指出的是，关于明清版画刻工特别是徽派刻工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很多，然而版画虽与书籍密不可分，但其创作与技艺均自成一体，且涉及面极广，绝不是区区小书所能够容纳的。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碑版石刻的刻工群体，同样身份相近甚至有交叉重叠（清代很多版刻工都兼长石刻），而且也已经有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有代表性的如曾毅公《石刻考工录》[81]、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82]等）。对此，绪论第一部分在划定研究对象时，就已经将此二类刻工排除在外，因此相关研究成果也就不再一一赘述。

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史、手工业史等领域的相关论著，尽管与刻工研究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但也会在历史背景、学术理论或文献材料上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一些重要的启发和参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83]、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84]、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85]等，都从宏观上对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作了非常系统的梳理。而前辈学人们整理的一些手工业资料集，如彭泽益所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四卷[86]、《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87]，及以《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88]、《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89]等为代表的各类碑刻资料集，更是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二）清代版刻字体的相关讨论

本书第四、第五两章围绕写样与版刻的字体风尚问题展开讨论，故对其相关研究状况也一并作一些介绍。

在传统版本学研究领域，对版刻字体的论述虽不算少见，却多习惯于点到即止，常常只以“宋体字”、“软体字”、“精写精刻”等语一笔带过。同时在论述比重上，多详于宋元明诸代，于清代则基本是寥寥数语。当然也有少数重视这一问题的学者，其论述往往能将理论与实物充分结合，体现出卓绝的现代版本学意识。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永年的《古籍版本学》一书[90]，其中关于历代版刻字体的讨论最称细致翔实，特别是关于清代写刻字体的一段论述，将通行字体分为“点划软美”、“点划方劲”这两大种，其下又各分两个小类，叙述其不同的字体特征与流行范围，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对本书的撰写启发极大。惜因其教科书之体例限制，并没有作充分的展开。此外如台湾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一书[91]，专列“历代版刻字体之研究”一章，对历代各地版刻之风气与特征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其中第四节专述“清代版刻字体”，对“软体字”、“宋体字”皆有所论述，而尤以后者为详。另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文章，如黄裳《清刻之美》一文[92]，从收藏家与鉴赏家的角度探讨清代版刻字体之美，尤其是以“静雅的气息、疏朗的格局”之语来概括清代方体字精刻本的特点，打破了原来对方体字的固有看法，可谓卓有见识。又如辛德勇《简论清代中期刻本中“方体字”字形的地域差异》一文[93]，针对清中叶方体字的地域特征展开讨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总的来说，这些研究都打破了传统对清刻本的轻视态度，并尝试以理论与实物结合论证的方式，从字体类型、地域特征等不同角度来讨论清代版刻的具体风貌，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学术研究范式。

而在现代印刷史、设计史、艺术史等领域内，也存在一批对古籍版刻字体的相关研究，但其研究视角与方法则与版本学完全不同。如牟复礼、朱鸿林《书法与古籍》一书[94]，从书法研究的角度切入对历代写本、印本字体的探讨，其焦点虽仍在宋元以前，但对我们讨论版刻字体与书法之关系亦多有助益。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刘元堂《宋代版刻书法研究》等[95]，亦可供参考。此外如陆锡兴《印刷版刻技术创造的印刷字体》一文[96]，其探讨的核心虽然是现代印刷字体的产生过程，但对历代版刻字体的风貌亦有非常专业和到位的观察。他如张抒《美哉宋体字》一书[97]，也尝试从雕版印刷史的角度去梳理现代“宋体字”的产生过程，中亦不无可采之处。其他类似的相关研究还有很多，特别是对“宋体”、“仿宋体”等现代应用字体的追溯与研究，可谓层出不穷，数量极多。但这些研究主要从艺术或字体设计的角度切入，总体上看与中国古籍关系不大。

此外还有一些图录类著作，虽不以理论阐述为主，但却以影印的方式排比各类版刻书影，从而使我们对历代书籍的版刻形式、字体特征等都能作比较直观的图录式浏览，因而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惟绝大多数图录都以收录宋元善本为主，对明清刻本特别是清刻本的关注则相对较少。例如1960年由赵万里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98]，虽将清刻本纳入了编纂视野，但数量却非常少。后来在1992年出版的黄裳《清代版刻一隅》[99]，可以说是第一部专门收录清代版刻的图录作品。作者收藏清刻本多年，眼光较高，所论亦颇有见地，惟其所收对象多出自个人收藏，虽不乏罕见之精品，但就全面性而言则略有欠缺。而真正能全面系统地反映清代版刻全貌的，则是1997年出版的《清代版本图录》[100]。此书由版本学专家黄永年、贾二强主编，其收录对象不仅跨越清初至清末近三百年的时间，同时也涵盖了官刻、坊刻、私刻以及雕版、活字、套印等各种类别，选择精当而富有代表性。同时，作者于每部书下，都会附加按语，虽只寥寥数语，却能清楚交代此书之源流特点，这就为我们充分了解清代版刻的基本面貌提供了从图像到理论的重要参考。近年又出版了一套新的《清代版刻图录（初编）》[101]，仅就体量而言已大大超越此前各种，足见目前学界对于清刻本的日趋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