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柏拉图观点的来源
以下是柏拉图哲学中的重点∶首先，是他的乌托邦思想，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是一系列乌托邦思想中最早形成的；其次，是他的理念论，理念论是对尚未解决的共相问题所做的一次先锋性尝试；第三，是他主张的灵魂不朽论；第四，是他提出的宇宙起源论；第五，是他对知识的认识，他认为知识是回忆而不是知觉。在我们开始讨论上述任意论题之前，我要先谈一谈他的生活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决定了他政治理念和哲学观点的影响。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四二八到公元前四二七年之间，那时候伯罗奔尼撒战争还处于早期阶段。他是一个出身优渥的贵族，与三十僭主时期统治阶层的各色人物关系密切。雅典战败时，柏拉图年纪尚轻，他把失败归咎于民主，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家庭关系很容易让他鄙视民主。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对苏格拉底有很深的感情，而且十分敬重他的老师，正是民主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他转而认为斯巴达模式符合他“理想国”的架构，也就不足为奇了。柏拉图非常善于粉饰那些褊狭的建议，出色到能达到诓骗后世的效果，那些赞美《理想国》的人从来没意识到，建立那样一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即便不理解柏拉图，也可以赞扬他，这永远不会有错。古往今来所有伟大人物都有这样的待遇。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希望理解他，但是对他少些敬畏，把他当作一个在当代宣扬集权的英国人或美国人那样对待。
柏拉图受到的纯粹哲学方面的影响，也会使他更认同斯巴达。泛泛来讲，对柏拉图产生影响的哲学家包括：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以及苏格拉底。
柏拉图哲学思想中的俄耳甫斯主义承袭自毕达哥拉斯（或许是通过苏格拉底，或许不是）：宗教化的趋势，相信灵魂不朽，对转世的寄望，神庙祭司一般的论调，以及洞穴之喻隐含的所有哲学理念；还有他对数学的尊重，以及思维能力与神秘主义在他身上的紧密交织。
他相信，实在是永恒的，不受时间影响，逻辑上的依据是，一切变化都是虚幻的，这些理念承袭自巴门尼德。
从赫拉克利特那里，他承袭了一种消极的理念，认为在可感知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种理念和巴门尼德的理念相互结合，就会导向知识不通过感官获得，而通过领悟获得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又呼应上了毕达哥拉斯主义。
他最关注的伦理问题，以及更倾向于用目的论而不是机械论解释这个世界，或许是从苏格拉底那里习得的。
从苏格拉底那里，他或许学到了对于伦理问题的深切关注，以及他要为世界寻找出目的论解释而不是机械论解释的那种企图。“至善”观念在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远超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前辈哲人，因此很难不认为这是因为他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影响。
这一切是怎样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扯上关系的呢？
首先，“善”与“实在”均不具时间性，与天堂最相似的国家就是最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变化最小，静止的完美状态已经达到最大化，由能理解永恒至善的人担任统治者。
其次，和所有神秘主义者一样，柏拉图的信仰也存在一个确定性的内核，除了通过一种生活方式，基本上无法就这种确定性与他人进行沟通。毕达哥拉斯派曾经给初入学派者定过一条规矩，实际上，这正是柏拉图渴望的。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政治家，必须知道“善”；这只能通过思维和道德两方面的联合训练才能实现。如果允许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他们一定会让政治走向腐化堕落。
再次，只有通过大量的教育，才能塑造出一个符合柏拉图标准的优秀统治者。在我们看来，坚持教导叙拉古的僭主——年幼的狄奥尼西奥斯学习几何，以便将其塑造成一位优秀的君主，似乎不是明智之举，但是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十分有必要的。他是十足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认为不懂数学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智慧。这种观点暗含寡头统治的思想。
最后，和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一样，柏拉图也认为闲暇是获得智慧的必要条件，所以那些为了生活努力劳作的人是不可能拥有智慧的，只有那些财力雄厚，或者已经完全摆脱生存焦虑的人，才可能拥有智慧。从本质上来讲，这种观点是在说，智慧的人只能去贵族中寻找。
将柏拉图和近代观念做对比，会出现两个一般性的问题。第一，“智慧”是否切实存在？第二，假设智慧真的存在，是否能设计出一种政治体制，给智慧赋予政治权力？
就其意义而言，“智慧”不会被视作诸如鞋匠、医生或军事家等掌握的专业技能。既然智慧被当作一种能使一个人有能力实施英明统治的技能，它必须比上面提到的那些特殊技能更具一般性。我认为，柏拉图会说，智慧包含了对“善”的正确理解，他还会用苏格拉底的学说对这个定义做进一步补充：没有人会存心犯罪，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只要知道什么是善，就一定会做正确的事。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观点。我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各方利益存在分歧，政治人物要做的是使最佳折中方案得以达成。相同阶级或同一民族的成员，或许有共同的利益，但是他们的利益通常会与其他阶级或其他民族的利益相冲突。当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肯定存在某些共同利益，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共同利益在政治行动中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会团结一致追求共同利益，但是只要众多主权国家依然存在，那一天就一定不可能到来。即便真有那么一天，追求共同利益同样存在极其难解的问题，各种相斥的特殊利益怎样达成妥协，就是其中之一。
即使我们假设“智慧”切实存在，那么是否存在一种体制，可以将政权交付给拥有智慧的人呢？很明显，少数服从多数的大众议会制可能会出错，而这实际上已经被证实了；贵族并非全都是拥有智慧的人，愚蠢的国王也是屡见不鲜；教皇虽然“绝对正确”，但是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是否有人主张将政府交托给大学毕业生，或者神学博士？或者交给那些出身贫困，但是创造了巨额财富的人？显然，不存在一个具有可行性的、从法律上可以定义的选择方案，来从全体公民中甄选出更有智慧的公民。
有人可能会说，人可以通过适当的训练获得政治智慧。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什么是适当的训练？最后你会发现，一切又会回到党派问题上来了。
由此可见，寄望于找到一批“有智慧”的人，将政府交托给他们，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这正是选择民主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