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成也直沽，败也直沽，残垣颓壁屡收拾，可悲叹

进入元代，直沽寨因为漕运的继续扩大而日益成长起来，并逐渐完成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城市诞生过程。天津故老相传，“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城”，说的就是从直沽寨的发展直接诞生了今日的天津城。

元人虽然打败了金人，但他们却都被共同的经济法则俘虏了。元代于1272年定都燕京，改名大都，确立为全国最高的政治中心，但整个北方在经济生产上与前代相比并没有多少改观，总之一句话，它还得需要南方富庶之地的滋养，而且胃口来越来越大，比如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到天历二年（1329年）46年的时间中，经直沽转大都的漕粮从4650石增加到了352万石，前后相比，几乎76倍之多，漕粮规模日益庞大可见一斑。在元代，在继续维持京杭运河河运的同时还开辟了海上运输漕粮的海运，但不管是海运还是河运，直沽都是咽喉要道，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直沽如何不继续庞大增长下去呢？远隔时空，我们在今天已经看不到当年直沽寨万樯云集的盛况了，但是穿越时空的文字留下了这样记录：“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王懋德《直沽海口》），“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张翥《代祀湄洲天妃庙次直沽》），由此可以约略想见其情形吧。

极大膨胀的漕运规模也促使直沽寨从一个军事性的“寨”子慢慢地向一个商业性的城镇转变。在表面上看，漕运的主要目的是向京都供应货资，直沽只是一个歇脚的地方罢了，但正如旅行的精彩之处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一样，直沽以其“在路上”的独特处境而变得精彩异常。比如元人张翥这样说道：“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实意也（十首）》）这句诗里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元代的漕船在向京都输粮的过程中，“违章经营”，可能私自夹带了南方的货物在直沽进行买卖，这才会使得“吴罂越布满街衢”。但问题是，这些“私货”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夹带的呢？是运粮兵士自己所为呢，还是商人行为？应该说，兼而有之，但商人们的积极性似乎更高一些。元人黄镇成有一首诗这样写道：“直沽客，作客江南又江北，自从兵甲满中原，道路艰难来不得。今年却趁直沽船，黑洋大海波连天。顺风半月到闽海，只与七州通买卖。呜呼！江南江北不可通，只有海船来海中，海中多风多贼徒，未知明年来得无？”（《直沽客》）这首诗可以说写出了南北经商的辛苦，但如此艰难而又对直沽之地趋之若鹜，是不是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直沽经商利润的丰厚呢？

无数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商业贸易的发展就是能量无穷大的原子弹，没有它轰不破的壁垒，不管这种壁垒有多精巧，多坚固。直沽商业的发展带动着这个滨海小村走向了城镇的舞台，同时也使直沽在元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元延祐三年（1316年），“改直沽为海津镇，命副都指挥使伯颜遏直沽”（《元史》），至正九年（1349年）“立镇巡抚于直沽海津镇”，至正十三年（1353年）又“命南北兵司马各分官员一员，就领通州、漷州、直沽等处巡捕”，这体现出元统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海津就是整个元帝国的命脉所在，应该重兵把守，海津失守则将天下失守。果不其然，至正十八年（1358年），红巾军就是从河北攻入直沽，进而威逼大都。又十年之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将徐达经由直沽，攻克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想一想，不由人无限感慨：真是成也直沽，败也直沽。

永济渠示意图

由元入明之后，江山易手，但海津镇则是获得了又一次更大的发展机会，基本上形成了今日天津的城市规模，而这一切同样还是得自运河漕运所赐。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从北平借口“清君侧”发动了对自己侄子建文帝的讨战，这里边有关天津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南下“清君侧”之所以大获全胜，关键的一步在于他选择了自直沽渡南运河直取沧州的战略路线。在沧州朱棣率军大败沧州守将徐凯，从而打开了向南的大门，一路挺进，谋取了大好江山。《明史·惠帝本纪》中这样说：“建文二年九月，……徐凯屯徐州。冬十月，燕兵袭沧州，徐凯被执。”今天，我们已不能通过文字来准确探知当年朱棣渡南运河南下征讨时的心情，但肯定是充满着复杂的期待，因为他在渡过北运河之后，就把当时的“海津”改名“天津”，意喻着自己的此次南征必将是一次登上九五之尊的荣耀之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的祝愿吧！20世纪50年代在天津南门出土的《重修三官庙碑》上刻有“我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依据朱棣渡河的时间，“天津”名称的确立应该是在公元1400年左右。

朱棣像

朱棣南征大获全胜，也使他对于天津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几乎就在他刚刚登上皇位的同时，永乐二年（1404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朱棣在天津分别设置天津卫和天津左卫，并把原先属于山东都护司的青州左护卫改为天津右卫，于是在面积并不大的天津就有了三卫的设置，这在明代军事布置中是罕见的，同时也说明了朱棣切实看出了天津对于京都的咽喉要道地位。天津设卫之后，就在同年，开始修筑天津城（即天津旧城），并在1405年和1406年将三卫移入城中，至此真正意义上的天津城在经过了三四百年的风雨之后终于以“城”的姿态站立在海河边上，有了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天津的实体形态。

按照史书记载，此次修建的天津城位置在卫河（南运河）与海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历时一年修成，形状东西长南北短，呈矩形，形如算盘，因此也被叫作“算盘城”，城内主要驻守卫军。“算盘城”在刚刚修建的时候还是颇为壮观的，但因为处在海河与南运河之间，地势较低，常常遭受洪水的冲击，因此在后来的时间里，明政府多次修治。弘治年间一次修治的时候，在城内修筑了鼓楼，上置大钟一口，本来是为了戍警之用，但后来不知道怎么竟成了报时钟。暮鼓晨钟，声声催促着这些戍卫的兵士们还家的归期。清代诗人梅宝璐曾经为钟楼写过一副对联，联曰：“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不仅写出了钟鼓楼高临的气势，而且写出了在繁华中人生的苍凉。

天津旧城名为“城”，但实质上就是一个军事碉堡，可以看作是明朝官方意愿在海河之畔投下的影子，这样的“城”因为不与现实人生发生关系，最终只是一座无生命的砖石壁垒罢了。旧城建起之后，因为屡次遭受洪水侵袭以及缺乏修缮，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已经破败不堪，兵士们甚至可以越堞而入，也就是说城墙可以徒手爬过，这真是够凄惶的了。从此以后，旧城屡次整休，但是屡修屡坏，一直到崇祯十年（1637年），距明亡还有七年时间的时候，明政府还在想办法去修城，想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这是一个城市的悲剧，更是一个朝代的悲剧！

然而，明政权告终之后，悲剧并没有结束。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正式在北京掌权，天津在新一代掌权者的眼中不仅没有降格，反而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连升量级，由“卫”升“州”，又由“州”升“府”，天津的角色地位达到了空前重要的程度。天津地位从明代以来节节飙升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运河漕运的关系。我们知道，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南方江浙一带因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文化景观也日益多姿多彩。与之相比，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因为地近意识形态中心，长期处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长期以来依然贫穷荒芜，文化的道德伦理色彩也比较浓厚。因此，可以说，自明中后期以来，沿长江中下游一线在南北之间就形成了一道落差，就像是一道水坝一样，南方在水位高的上游，而北方在水位低的下游。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以一线水脉，沟通南北，将富裕的、多彩的南方引渡到了北方。对于一个统治集团来说，它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高在上，其实它更需要感性的物质供养，因此，京杭大运河几乎在它可以使用的每一个时期都是历代统治集团的“宝贝”，这一点在明清时期尤甚。天津之所以被明清统治者们推到如此高的地位，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最靠近京都的南方的“使者”。

天津城图

除了南粮北运的枢纽之外，天津地位的提升还有军事防御上的原因，别看清代统治者来自关外，对于中国的历代得失可是清楚得很，他们很明白天津对于京都的军事意义。因此，明、清时期，天津的城市功能就是军事防御和漕粮转运两个主要方面。军事咽喉与漕运要道的重要地位使得清代的统治者就像着了魔一样，继续重复着明代统治者的修城悲剧。明末清初时，天津旧城已被严重破坏。顺治十年（1653年）和十一年（1654年）旧城又被海河水倒灌，大片民居被淹没，以至于舟楫可行。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治旧城，经过这次修建，旧城扩大了规模，并且大大提高了抗洪能力，确保了旧城五十年平安。雍正三年（1725年），又遭水淹，重修城垣工程又起。此后乾隆在位六十年时间，旧城修治多达九次。

屡修屡坏，屡坏屡修，这固然说明了清政府对于此城的重视，然而我们想到的是：在这频繁的洪水灾害中，统治者可以输财来修城，维持其政治、军事格局的稳固，那么这城池中与此城共生的城市居民所遭受的折磨又有谁来补偿呢？旧城的最大威胁是季节性泛滥的海河河水，但水是最公平的，东决则东流，西决则西流，有问题的是那些强行将此城安放在水道交错上的统治者们！他们为了将天津铸造成一个帝国的符号，不惜以全城之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真正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信前人所言不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这座多灾多难的城池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来自比南方更遥远的西洋的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拆毁城墙，填平护城河，题有“东连沧海”“南达江淮”“西引太行”“北拱神京”的四座城门也化作瓦砾，而就在此时，京杭大运河也被清政府下令关闭，一个城市和一段河流的传说一块划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