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我的梦”——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汤小泉采访实录

2006年3月　本书特约记者：江　羽　王献华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李嘉诚基金会捐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的？

汤小泉：我是1990年1月份到中国残联系统的，刚开始是在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工作，1993年11月以后调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我真正开始在中国残联机关工作是在2001年底。在中国残联工作的这十几年里，我主要从事残疾人的康复工作。在残疾人康复事业的发展进程中，长江新里程计划里有三个项目涉及康复：聋儿康复的语训教师培训项目、普及型假肢项目、社区康复训练器材项目。我重点分管这三个康复项目，对这些项目比较了解。

记者：长江新里程计划对残疾人康复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汤小泉：在这三个康复项目的进程当中，从整个方案的设计到后来的执行，这么多年走下来，应该说李嘉诚基金会的长江新里程计划对中国残疾人康复事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康复事业的发展史上具有某种里程碑的意义。

李嘉诚基金会捐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对于我们康复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康复事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康复事业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三是康复事业发展的网络体系建设；四是使我们明确了康复事业发展的方向，找到了发展的定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残疾人事业是邓朴方主席带动的，他本人也是现代康复技术的受益者，他在国外治疗的康复效果是明显的，所以他回国后坐着轮椅去见李鹏总理，申请成立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然后李嘉诚基金会捐资的项目来了。

李嘉诚基金会捐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长江新里程计划之前，李嘉诚先生就在支持残疾人事业，早于1984年，基金会就向中国残联捐资200万港元。1991年，在基金会统筹下，再捐款1亿500万港元，协助内地163万名残疾人士康复，其中包括：为107万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使他们得以重见光明；为4万人配用助视器；为6万名聋儿进行听力语言康复训练；使36万名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走向新生活；资助6700万新婚育龄妇女、孕妇及婴幼儿服用碘油丸，预防智力残疾的发生；通过康复训练，使10万名弱智儿童提高生活和认知能力。支援30个省市和自治区建设省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从而为残疾人事业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条件。实施长江新里程计划后，李嘉诚先生又捐了1个亿，给全国每个省100万，建立了31个省级康复中心。长江新里程计划的资金用于在664个县建立社区的康复中心，为这664个县配备了康复训练器材。李嘉诚基金会捐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为康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我们后来第三次康复中心会议提出的“2015年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的确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没有基础工程，没有各地的康复中心，就没法开展工作；没有设施就没法吸引人才，没有设备也没法为残疾人提供服务。李嘉诚资助了康复基础建设，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政府把编制给了从事康复服务工作的人员，让31个省的综合服务设施得以利用。就全国的公共服务设施来说，目前已经有2000多个县建立了康复服务中心，还有600多个要在“十一五”期间建成。可以说长江新里程计划为我们“2015年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途径。仅仅靠“中康”和“聋康”训练不了多少人，能训练多少关键在基层，现在社区也在开展康复，层层都有了康复中心以后就能遍地开花，这样康复服务的目标才能实现。

长江新里程计划使我们的用品用具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用品用具供应总站是从康复中心分出去的。以前，用品用具供应站是康复中心的一个二级部门，一直定位不清，也一直苦于不知道要以什么项目来把用品用具供应做大做强。由于定位、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都没有确定，一些用品用具供应站只是租了门脸搞了一点用品用具，自己都吃不饱饭，连生存都困难，更谈不上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李嘉诚基金会捐助的普及型假肢项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给用品用具工作的发展带来了光明。在陕西参加用品用具工作会议的时候，我就提出要以普及型假肢项目为突破点来带动用品用具工作的整体发展。有了这个项目，我们要让更多的缺肢者站起来，走出家门走进社会。这给社会的震撼是相当大的，一个假肢没多少钱，却能使趴在地上的人站起来，能够下田上学，像健全人一样工作。政府看到了就会支持，社会意识到了就会关注。因此，这个项目带动了政府对用品用具供应的重视，开始帮助建站，帮助培训，帮助加大资金的投入。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残疾人群体的现状，我们不能搞高端的针对少数残疾人的项目，而要搞针对大多数缺肢者的普及型项目。李嘉诚基金会捐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就是针对最困难人群的普及型项目，受益面是比较广的。这样就把社会公益事业跟国家的发展大局结合在了一起，使用品用具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口，用品用具供应单位由自收自支变成差额补贴，用品用具供应总站作为服务型的事业单位，也在工作中充分体现了服务意识。可以说，这个项目使残疾人康复事业中用品用具这个重要的业务领域的工作走出了困境，走出了危谷，见到了光明与希望。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个项目打开了残疾人康复事业发展的一把锁。

在培养康复人才方面，李嘉诚基金会捐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到中国聋儿康复中心时的主要任务是建设聋儿中心，也就是要搞基本建设，目标是面向全国推动聋儿康复事业发展，完成“七五”计划规定的三万名聋儿的语训任务。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筹建聋儿康复中心，先在省级、地市级设点，接着编写教材，并要求各地配备师资进行培训。经过几年的建设，1993年我到基层的聋儿康复中心考察时发现，聋儿康复点建起来了，也开展了工作，但是我们的师资水平还很低。从我们当时整个残联队伍的学历水平来讲，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大学生很少，语训教师一部分是从中学或高中毕业生中找的，一部分是残联其他部门的干部转过去的，一部分是从下面的社区里招的。因此，我们的聋儿教学水平比较低，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聋儿只会叫“爸爸妈妈”，只会背儿歌，真正交流性的语言很少，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都非常缺乏。这是聋儿教育中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得益于李嘉诚基金会捐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的资助，北京听力语言康复技术学院于2001年成立并开始面向全国招生。在2001年到2005年这五年间，北京听力语言康复技术学院共培养了540名聋儿语训教师，大大提高了全国聋儿康复机构的师资水平，使我们的聋儿语训教师队伍成为一支有一定教学资历的正规化的教育队伍。有了学历，这些语训教师就能晋升教学职称，教师队伍就能稳定，这样也会促使语训教师认真研究聋儿语训教育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提高聋儿语训的培训水平。抓住人才队伍的建设就抓住了发展的关键，李嘉诚基金会资助的是聋儿语训的人才队伍的建设，抓到了关键，也就是抓住了牛鼻子。这540个大学生的培养，带动了各地聋儿语训师资配备层次的上升，带动了聋儿语训整个师资队伍水平的提高，带动了聋儿语训教育的规范水平的提升，从而带动了聋儿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使聋儿康复事业有了根本性的发展，这就是长江新里程计划“种子”作用的一个体现。一般的康复中心缺少的是康复人才，如果我们有康复中心，而没有康复人才，那么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固定资产和国家投入都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国内康复人才培养的现状是怎么样的？现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有没有相应的康复专业？

汤小泉：总的来说，国内缺乏康复人才培养的专业院校。虽然这几年国内的一些院校已经开始设立康复专业了，比如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和中山医科大学，但是这些医学院校培养的都只是大专生，远远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康复中心自身也是康复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基地，中心的每个科室每年都有很多各地的学员来实习。他们都是各地的医生，包括省级康复中心的医师，既有残联系统内的工作人员也有残联系统外的医生，接受培训的时间一般是三个月到半年。康复中心一般一年办十个班，每个班都是一二百人，培训是面向全国的。康复中心与首都医科大学合作的康复医学院，每隔一年招收四十个学生，由从日本学成回国的PT、OT研究生和博爱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的教授授课，从大专学历升到本科学历，毕业之后都被吸纳到各省的康复中心。各地的医院包括三甲医院都有康复科，都需要吸纳康复人才，因此，国内对于康复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据统计，我国大概需要20万名PT师9万名OT师3万名康复医师。

中国残联、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也曾送出去一些人到加拿大女王大学、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学习康复医学，并且拿到了硕士学位。但是这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中国的康复机构中也只有少数的医师掌握了现代康复技术，所以社会的受益面极小。我们的康复工作难以大规模开展，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资金和硬件设施，残疾人没钱，而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们现在又做不到康复保障；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人才队伍。我们把一部分工作人员送往国外学习先进的现代康复医学技术，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将国外先进的康复医疗技术引入国内。应该说，现在我国的康复人员中已经有一部分人掌握了先进的现代康复医学技术，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的人才毕竟是极其有限的，我们缺乏系统性的专业机构来进行康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日本有100多家康复医学院，而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康复医学院。

记者：是否考虑过建立一个这样的专业机构或专业院校来进行康复专业人才的培养？

汤小泉：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只搞低层次的康复人才培养。康复人才只有经过专业培养，拿到了国际认证，才能具有国际承认的PT师、OT师的资格。所以我们坚持要建康复医学院，必须能够自己培养高层次的康复人才。在国外，要成为康复医师就必须经过八年的医科大学学习和五年的临床实践，必须从医学院毕业才能到PT学院，OT学院，ST学院，才能成为PT师、OT师、ST师；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研究生，这样一步一步上来。加拿大从开始培养中专生发展到开始培养博士生用了20多年的时间，日本用了48年时间，香港用了18年的时间。我希望我们国家用十几年的时间就能有一个培养高层次康复人才的学院，这个学院将从培养大专生逐步发展到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筹建这样的康复医学院，地已经征了，现在128亩地就在那儿放着呢。康复医学院的建立可以说是中国残疾人康复事业的新起点，是我国康复事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康复医学院就是康复事业发展的资源库、人才库。要大力发展康复事业，就必须创建一个能覆盖全国的技术人才队伍。而技术人才队伍的培养，就必须有一个康复医学院作后盾。如果没有康复医学院培养人才，将来去扩大或者更深更专业地去做现代康复医疗事业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在康复中心一直抓的问题。我们国家不具备培养专业康复技术人才的实力，就要借助国际合作项目的力量，比如我们和日本的一家医学院经过多年谈判，最后达成合作协议，实施康复人才培养项目。我在来残联机关之前，这个项目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培养10个PT和OT的硕士研究生，现在这些研究生已经回到康复中心。现在中心康复研究中心床位的使用率非常高，三百多张床位有七百多残疾人在使用，就是因为我们仅有的一些人才都在那里。如果全国各地有更多这样的康复中心，那么我们北京的康复中心就肯定不会这么拥挤了，而我们省级康复中心的使用率也就会充分地显示出来。所以现在国家缺少一个能够培养大量康复人才的专业机构，我们的愿望是能建立正规的、较大规模的康复医学院，为全国培养尽可能多的人才，希望办学规模能达到5000人。

现代康复医学的理念是朴方引进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专业康复人才的培养，也就谈不上现代康复医学的普及。朴方说要筹集一个亿，然后再向国家申请一个亿，给康复医学院作启动资金，我们128亩地已经有了，所以我想我们的这个愿望是肯定会实现的。我们的牌子现在是首都医科大学，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将来还可以采取国家资金与援助资金相结合的办法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康复医学院，并最终和国际接轨，加入国际PT协会、OT协会、ST协会，取得国际认可的办学资质，从而使我们的康复医师、康复技术人员能够获得国际认可。这样，我们的毕业生不仅能在国内从事康复工作，还能到国外从事康复工作，因为各国对PT师和OT师都有很大的需求。

记者：如果中国要发展现代康复医学，就必须建立跟国际接轨的康复医学院，朴方主席给李嘉诚先生的一封信中称这个康复医学院将是我国康复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样说来，我们是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做成这件事了？

汤小泉：的确是。康复医学院的建立能让我们的康复医疗事业走进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现在难以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康复医疗救助，其原因有三方面：缺乏基础设施和条件，缺乏人才，缺乏资金。在这三方面的因素中，人才的缺乏是根本制约因素，是康复医疗事业发展的瓶颈。我们现在急需能够覆盖全国的康复医疗队伍，而这支康复技术人才队伍怎么建立，靠的就是我们的康复医学院。如果没有这个康复医学院，我们将来去做更大规模的康复医疗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抓的问题。

记者：对于康复事业，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起到了“开锁”的作用。从残疾人事业整体发展来看，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又有怎样的意义？

汤小泉：一直以来，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资金问题。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物质水平高了，社会认知度强了，政府关注力加大了，人们开始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关爱，政府也给予了更大的投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残疾人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国家还在全面恢复期，非常困难，所以残疾人工作只能是任务性的，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满足残疾人的一点点需求，只能用国家给我们的有限资金来为残疾人做些适量的服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嘉诚基金会的捐资使我们扩大了为残疾人服务的范围，增大了残疾人的受益面，特别是扩大了解决基层贫困残疾人问题的覆盖面，使得最广大的穷困的、最不受关注的残疾人受益，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质量，从而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例如假肢项目带动了彩票公益金项目，财政部就是因为考察了我们这个项目，才又拨款给中国残联的，有了这个钱我们才有机会开发了大腿假肢。这个项目不仅催生了财政部的支持资金，还催生了国际捐助项目。例如，在第一期项目的时候李嘉诚基金会给了107万例白内障复明手术的钱，做完了以后效果非常好，紧接着就带动了国际狮子会的关注。在接下来的10年中，国际狮子会给了3000万美金，使400多万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并且，我们还建立了白内障的复明手术体系，建立了县级的眼科医院，建立了白内障手术的医师队伍。原来我们的年手术能力只有5万例，现在每年手术量可以达到50万例。总之，李嘉诚基金会捐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不仅催生了政府的关注与支持，也催生了许多新的国际合作项目的开展。

此外，在整个的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一些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特别是国际合作项目的管理手段，从而提升了我们的整体管理水平。以前，我们不知道国际合作项目应该如何制定方案、如何执行，也不知道在方案执行过程中如何加强管理，更不知道在资金使用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长江新里程计划提高了我们做国际项目的水平，而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也促进了残联系统内各部门间的协调。因为这五个项目要一起开展，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各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立足于推进残疾人事业整体发展的高度，虽然他们各自都有很多工作，但是得服从这个大局。

在项目管理上，最开始是有一个领导小组，然后从各部门抽一些人上来做。2004年成立了项目管理委员会，设了专门的项目办公室，加大了管理力度，定时开项目管委会会议和联席会议，听取专家的意见，有疑难问题随时汇报随时解决。香港方面对这个项目也非常重视，经常来检查指导，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我们也根据他们的意见及时开会研究加以调整提高。应该说，李嘉诚基金会在推进项目的执行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帮助我们把项目跟国际接轨，帮助我们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帮助我们把项目做实。例如，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他们会直接给缺肢者打电话，询问他们安装假肢以后的效果怎么样。这就使我们感觉到，做这样的项目他们是一竿子插到底的，要直接让受惠的残疾人来表态，来发表意见。这就告诉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把捐助者的钱真正用于残疾人身上，让残疾人实实在在用足这个钱，用实这个钱，让他们体会到这个资助对他们产生的实际效果。我们接受这些捐赠，就有责任让捐助者的意愿在残疾人身上真正体现出来。我们不光对捐助者负责，更重要的是对残疾人负责。我们为残疾人服务，光靠国家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的捐助。李嘉诚基金会的这笔捐款作为社会捐助来说数目是比较大的，而且李嘉诚先生作为社会名人，他带来的社会效益也是巨大的，能带动社会各界更多的捐赠。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把这个项目做好。李嘉诚基金会投入一亿港元，就能带动14.4亿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我2004年6月陪邓朴方主席去香港拜会李嘉诚先生的时候，总结一期的合作情况，探讨二期合作。我们要让李先生知道，对于他的“助无助者”理念我们是深深理解的，这个项目感动的不仅是残疾人，还有我们残疾人工作者；这个项目教育的不仅是残疾人，还有我们这些残疾人工作者。我们要通过实际行动真正把这些“种子钱”撒播在残疾人的心中，让更多残疾人体会到种子的作用。李嘉诚先生对项目的执行情况是非常满意的，对我们残疾人工作者的责任心、工作热忱也是充分肯定的。

记者：对于这个项目，您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希望？

汤小泉：康复工作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关心，康复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希望中国的康复人才的培养能够早点实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康复医学院，希望国家能够出资或者是国家和社会各出一部分，早点把这样的医学院建立起来。中国有1.38亿老人，其中近三分之一需要康复服务，所以对康复医疗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希望社会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也非常希望李先生能够关注这个事情，如果李先生能够这样做，正像朴方主席说过的，这将是给他树立的一个“大碑”，全社会也会给他树立一个大碑，这个大碑将永远树立在全中国残疾人的心中。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有个“我的梦”，我也有我的三个梦：一个是建立康复中心，第二个是建立一个脑瘫中心，这两个梦一个已经实现，一个即将实现；最大的是第三个梦：建立中国自己的高水平的康复医学院——这也是朴方主席的重托！

李嘉诚先生的项目理念

——李嘉诚基金会罗慧芳女士2006年5月20日给汤小泉理事长的来电记录节选

李嘉诚先生认为，（1）教育的重要性。他特别认为，教育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在这方面的捐献一定会做下去；（2）支持做得好的项目；（3）政府要重视；（4）盼望他的捐献能推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助无助者”的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