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爱更崇高——中国残联维权部主任薄绍晔采访实录

2006年8月　本书特约记者：江　羽　王献华

记者：据了解，在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之前，李嘉诚基金会和中国残联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这个项目是怎么启动的？

薄绍晔：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是李嘉诚基金会和中国残联合作的第二周期，它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李嘉诚基金会大规模捐助内地残疾人的第一个周期是从1991年到1995年。1991年中国内地的残疾人事业刚刚起步，朴方主席去香港访问，期间和李嘉诚先生进行了会晤。当时，港澳地区非常关注和支持中国内地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很多仁人志士热心地为残疾人捐款捐物，又恰逢国内洪灾，引起了港澳人士对大陆的更大关心。会谈中李先生表示愿意加大对内地残疾人的支持，李嘉诚基金会和中国残联的第一期全面而大规模的合作项目就这样启动了。但是由于当时李嘉诚基金会刚成立不久，所以李嘉诚先生是以个人名义来资助这个项目的。

第一期项目执行结束后，我们对项目执行情况做了总结并将执行报告书送呈李嘉诚先生，李先生看了之后很受感动。2000年，朴方主席派刘小成理事长去香港商讨第二周期合作的事宜，由此确定了第二个周期的合作项目，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之所以取名长江新里程计划，李先生说一是由于他的“长江集团”，二是他也觉得“长江”二字比较有寓意。第二个合作周期的项目是以李嘉诚基金会的名义来做的。李先生提出了一个规划，这个规划下的几个项目谈下来后，长江新里程计划就正式启动了。

记者：与第一期项目相比，长江新里程计划有什么新的特点？

薄绍晔：第一个周期项目是这样的：199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颁发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及与之配套的16个业务领域实施方案，李嘉诚基金会投入1亿元港币对其中最急需资金的8个项目进行资助，包括基础布点，重点进行省级残疾人基础设施的建设；白内障复明手术；为低视力者配用助视器；聋儿听力语言训练；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弱智儿童康复等。

2000年开始的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是在李嘉诚基金会与中国残联第一期合作的基础上的拓展。与第一周期的项目相比，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从工作层面到执行效果，包括项目执行的管理规范化和档案资料的健全程度，都大大地进了一步。

记者：这两个周期项目的实施，特别是长江新里程计划，达到了怎样的效果？李嘉诚基金会的捐助对内地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薄绍晔：中国残联成立于1988年，中国残疾人工作在1991年的时候还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对残疾人事业要怎么发展，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遵循的模式，只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积极探索。而且，当时对于残疾人事业的认识也没有达到现在的高度。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除了资金方面，更重要的还有两个作用：一是在拓展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思路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二是他的种子资金对内地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长期的带动作用。一期合作的8个项目都是抢救性的，面临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限于当时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我们既缺乏资金也缺少思路。所以李先生一直强调说，他希望这一个亿的作用是永久的，对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带动作用。因为他也知道，相对于全中国这么庞大的残疾人群体来说，一个亿的资金确实是杯水车薪，内地的残疾人事业要发展还得靠自己。他希望与中国残联的几期合作项目能够起到种子作用。

应该说经过这两个周期项目的努力，以上这两个目标都达到了。一方面，我们把残疾人的相关事务纳入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中。李嘉诚基金会捐助的种子资金要求政府资金的匹配，所以就必须有政府行为的支持。经过朴方主席和中国残联刘小成理事长的努力推动，项目被纳入了国家规划，《残疾人保障法》也在第一期项目期间出台了。比如，在第一期项目，李嘉诚基金会资助的智力残疾人康复项目的基础上，国家开始重视由于缺碘造成的智力残疾，将全民补碘纳入国家规划，食盐加碘和为特殊人群补碘都是在合作项目基础上进行的。中国是一个自然环境普遍缺碘的国家，大量智力残疾的发生是由于人们从自然环境里得不到碘元素，而这个项目成为国家开展大规模补碘的一个契机，对于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和预防残疾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又比如李先生资助的白内障复明手术项目，就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白内障复明手术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一期项目启动之初我国的白内障复明手术能力每年一万例左右，现在已经发展到每年五六十万例，白内障致盲人数实现了负增长。当然后来也有其他组织的参与，如国际狮子会。再比如说盲人按摩，现在所有的残疾人里面，比较好的有针对性的就业渠道就是盲人按摩。这个行业之所以发展起来，一个是抓住了我们社会特别是群众生活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抓住了盲人适合从事职业的自身特点，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培训。我们现在对盲人进行的培训和就业指导都是从李先生的捐助项目中延续下来或引申出来的。每一个项目都有它重要的历史作用，都能帮助一批残疾人。

另一方面，项目的开展使政府明确了对残疾人各项事务的有计划的投入政策。以往残疾人事务的开展都是救急性和临时性的，现在相对来说就比较系统了。总而言之，李先生的捐助对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对我们残联系统来说，项目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规范了我们的工作方式。特别是第二期合作是李嘉诚基金会作为一个大项目进行实施的，项目的执行操作非常规范，从组织管理方面，从健全档案资料方面等，都为之后的各项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比如档案资料，中国残联有很多的国际国内项目，涉及面广，档案资料的整理对各个项目的顺利执行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许多政府部门也都参与项目的实施，这也加强了中国残联与政府及其部门的协调与沟通。

我们应该感谢李先生。李先生对这个项目的关注是出于对残疾人的爱心，而且这种爱心并不掺杂其他任何东西。他自己归纳得很好——“助无助者”。

记者：李嘉诚先生及其基金会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的投入，尤其是对国内慈善事业的支持。通过与李嘉诚先生的接触，在您的印象里，您觉得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薄绍晔：我与李嘉诚先生在汕头有过一次会面。李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关心残疾人、关心弱势群体、关心需要帮助的人。第二个印象就是他很务实，很有企业家的风范。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他不是简单地说，我是一个企业家，为了体现一种社会责任感或一种社会形象，我拿出一笔钱，中国残联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合作单位，我知道一个原则就行了——他不是这样的。所有的项目，李嘉诚先生及其基金会都跟我们进行了非常充分详细的沟通交流。在项目执行的每一个阶段，对于执行情况如何，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能总结出什么经验，今后要怎么发展等问题，他都会提出关键性的意见。他非常关注项目，并且通过这个项目，他关心着残疾人整个群体。换句话说，对残疾人的现状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李先生感受很深，他对残疾人的关爱是发自内心的。他的捐助绝不是出于简单的为自己树立社会形象的目的。他既有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对国家的感情，也有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希望改变他们悲惨现状的心愿。“助无助者”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李先生经常真诚地感谢我们的项目执行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是因为他想要做的是真正解放残疾人，让残疾人得到各个方面的帮助。李先生对项目的支持从来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么多年来他只强调一个“条件”：那就是实惠一定要落实到残疾人身上。他说，我做生意挣钱不容易，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血汗钱。所以每一分钱都要用好，一定要用在残疾人的身上。他对项目管理严格，实际上都体现着这个指导思想。

他本人非常平易近人。那次会面，李先生跟我谈到了他对“富贵”的理解，也就是怎么解读人的富贵。他觉得人这一生中所拥有的财富，一个方面是个人通过合法合理手段积累的物质财富，但更可贵的财富是你为社会、为需要帮助的人做过什么。他说这是非常重大的一笔精神财富。他说人没有贵贱之分，说他自己也是从很贫困的境地奋斗出来的。李先生还强调，财富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要留给后代一些东西，所以，他非常乐意把个人财富拿出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李先生实际上不是一个善于言表的人，但是他对残疾人、对弱势群体充满感情！他深深了解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状况，他觉得这些人需要帮助，而这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得靠全社会的帮助。他起了一个表率作用、带动作用。此外，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他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按照常理，商人做事情必须要考虑利益问题，但是李先生没有。包括长江新里程计划之前的捐助项目，李先生都坚持一个原则——不能宣传。所以长期以来社会和公众对项目都不了解。后来我们说，宣传不是宣传你个人，也不是宣传基金会，而是要把“助无助者”的理念宣传出去，动员全社会都来关注残疾人，这样才逐步开始了一些宣传。按理说从合作开始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可宣传的东西，但是李先生不让这么做。

记者：你怎样看待李嘉诚先生与中国残联合作项目的成效或影响？

薄绍晔：合作项目的规模和成效是不能用一个亿、两个亿的资金量来衡量的，它产生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如残疾人事业纳入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相关长效机制的建立等。因为一个亿、两个亿毕竟有限，三年、五年也终究是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这个项目的执行和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项目的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不断地延伸，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该给残疾人提供哪些帮助，怎样保障残疾人权益等问题也提出来了。从项目管理的角度来看，成效也是长远的。现在，我们的很多工作基础基本上都是来源于与李嘉诚先生的合作。李嘉诚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两个周期，都能与我们的残疾人工作结合起来，与我们的各项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包括康复、教育、就业，等等。

我们这个项目也是财政部管理善款的一个示范项目。现在国家有钱了，比如说彩票公益金的问题，这些钱到底怎么用？没有现成的模式。我们这个项目就给它做出了一个示范，对其他国际合作项目，都有借鉴作用。比如我们怎么用这个钱、做什么、怎么管理，效果如何？细到组织管理经费是怎么用、用到每一个残疾人身上怎么样、地方怎么匹配，还有工作机制怎样建立、最后怎么进行检查评估，等等，都有规范措施和具体标准。现在大家做起来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基础和平台，并且每个项目都有很好的发展空间。所以李嘉诚先生与中国残联的合作项目是非常有成效的，对残联系统、对政府、对社会都有长远的影响。

具体地说，通过这个项目，李先生培养了多少人才，比如假肢装配技师已近千人。这个项目的实施及其成效，离不开李先生极大的投入，这种投入不单单是几个亿，他付出的心血比这几个亿要多得多。

记者：李嘉诚先生及其基金会对项目的企业式管理和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作风可能会给我们内地的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的压力。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什么借鉴？

薄绍晔：李先生把他商业管理的理念渗透到项目之中。有很多决策的东西是李先生自己定下来的，特别当他们内部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会由李先生拍板。对项目实施采取非常科学的管理方式，其结果是让残疾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也从中学会了如何以高度的责任感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当然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要求，比如朴方主席提出的“人道廉洁”的职业道德，但是这个项目的执行把这方面的要求具体化到了我们行为的每一个细节。李嘉诚基金会的每一个项目执行完以后我们回过头一看，都会发现我们自己受益良多。这样就形成了李嘉诚基金会和中国残联合作的良好循环。现在第三合作周期又开始了。

首先，对于中国残联这个项目具体的组织管理者来说，和具体的执行单位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对李先生和李嘉诚基金会有足够的了解。应该说，虽然双方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上有差异，但是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建立了很好的工作感情。但是在具体的项目实施中，他的要求很高，虽然我们基层的同志也非常努力，但受长期以来的工作机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的确有一些是冲突的。比如说检查，按我们以往的检查方式，下个文，“我要派×××人到你那儿去，检查×××内容”，下边儿准备好了，做个汇报，只要大致情况还过得去，上级说一句“好，工作不错”，检查就结束了。这就是我们形成的一种检查工作机制或模式。但李嘉诚基金会不是这样。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实事求是，按照朴方主席和李先生的意愿，尽可能地把这些益处都落实到残疾人身上，我们的工作就是按这样的思路进行的。所以我们也给他提出了一个检查的方法，比如说电话抽查，就是我们向他提出来的。我们有的同志不理解，认为他是不相信我们。我说你不能这么讲。任何一个资助者，比如我资助的话，我肯定要想，我这个钱发挥了多大作用。就像李先生说，“我的钱都是一分一分挣来的血汗钱，我挣钱也不容易，我要把这个钱用来帮助残疾人，通过你们解决残疾人的困难”，我们认同这个原则，接受这个帮助，就必须这么做。我们既然做了，就要让捐助者用他能满意的方式来了解项目的执行情况。比如说假肢，要检查我们给提供名单，全国随机抽取了100个，姓什么名什么、电话、联系方式，他们在香港就可以打电话。他们确实是用这个方式抽查了，也的确发现了问题。因为我们的残疾人都要登记到册的，他从中随机抽取。抽取当中有几个问题，一方面是我们工作当中确实存在问题，比如说费用的问题，我们是有明确规定的，受益者多少钱，地方政府给多少钱，李嘉诚基金会给多少钱，一个假肢多少钱，或者一个聋儿语训多少钱，这都是有规定的；打电话抽查时可能会出现某些补贴上的偏差，比如我们工作人员图省事儿，虽然要补50块钱但是没给人家补，那残疾人就说了，“没给我钱，我只是接受一个廉价的普及型假肢”。再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出现了一些误解，工作中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规范，计划怎么定就怎么做。我们多次进行培训，就这个项目下发指导性文件，指导地方怎么开展工作。

但是，还有一些来自方式方法的差别。实际上就目标来说，双方在项目方向上是一致的，这是做好项目的基础。第二就是，双方互相有充分的理解。我们完全是按照基金会对这个项目的要求来做的，包括他们对项目执行的非常具体的要求。而且，基金会那边也非常尊重中国残联的意见，我们怎么组织实施这个项目，我们的工作方式他们是完全尊重的。只要在大的方向上目标上一致。他更关注的是两个：一个是资金投入产出，这与李先生长期以来从事经营有关，他考虑的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大家都有这种体会，我常给他举这个例子：我们完成一项工作，国家本来资金有限，工作机构像是一只大的漏斗，比如国家投入资金1000万要解决这个问题，到了下边儿的时候，用于具体事情上大概只剩300万了，中间消耗非常大。加上不可避免的形式主义的抵消，消耗就更大了。但是基金会那边提出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强调的是性价比，是投入产出的高水平。虽然是捐助，也得讲成本，讲效果。这个恰恰是我们从中学习借鉴经验的地方。中国残联这几年为什么向国家申请的资金量逐年增长，一个当然是由于党和政府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不断增强，国力不断提高，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能够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政府能够看得明白的建议和计划，这都得益于基金会项目的实施。它非常规范，长江新里程计划从2000年到2005年，不但有一个总体的目标，并且在几个项目之下，每年都有计划，计划要分解到一个个步骤，项目能非常科学规范有序地展开。不能说我这是为残疾人做事儿，怎么做都行，不讲究科学方式和手段。

另外，我们能从这个项目中受益，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李先生援助残疾人的计划是和我们的残疾人工作紧密结合的。其实长江新里程计划很多内容都是纳入国家规划的，之前的白内障复明也是一样。我们把李先生的资源整合到国家规划里面，李先生的“种子”的意愿就体现出来了。国家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也是因为有李先生这样的关注内地残疾人事业的有能力的有识之士才启动了这些项目。

我去汕头的时候，适逢李先生参加他援助的一个眼科项目落成的典礼。李先生在典礼上特别强调说：“对内地社会福利、慈善这方面我投了27个亿，迄今为止我认为，和中国残联的合作是最富有成效的。”